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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部分

并未远去的背影-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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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罢工、喊口号、散传单。目的,则是催促、逼迫蒋介石政府尽快与日本刺刀见红、拼个你死我活。这“救国运动”是由大大小小的“救国会”领导的;而大大小小的“救国会”又是由中共地下党暗中操控的。鲁迅死于“救国会”正找题目做文章之时,于是便在中共地下党的策划下,将鲁迅的丧事做成了一篇“逼蒋联共”的大文章。而也正是在为鲁迅操办丧事的过程中,“救国会”赋予了鲁迅“民族魂”的称号。所以,“民族魂”这顶帽子,是在特殊的时期,由特定的一些人,怀着特有的政治目的,按到鲁迅脑袋上的。

在《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鲁迅丧事》'1'一文中,我对“救国会”操办鲁迅丧事的过程做了较详细的论述,但对“救国会”本身是怎么回事、又是如何把“民族魂”的称号加诸鲁迅的,未做清楚的说明。本文则将重心放在这两个方面。



1937年,国共开始了第二次“合作”,蒋介石政府承认了共产党及其军队的合法地位。这对共产党在当时的生死存亡、在此后的发展壮大和最终夺取整个大陆的政权,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后来的人们,习惯于把此举归功于毛泽东个人的英明。例如,一本名为《毛泽东谋略》的书,就有这样评说:“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本土,使中国的政局出现一种新的三角关系:日本人、蒋氏集团、共产党。毛泽东在这个三角关系中下了一盘绝妙的活棋。”该书还对其时的局势和毛泽东的“谋略”有堪称“精彩”的分析:

毛泽东及时捕捉住了日本入侵对中国时局和国人心理造成的新变化。共产党和红军要想摆脱被动挨打的危局,争取形势的好转,就必须扛起抗日的大旗。可是这里存在着一个矛盾:当时红军和党的肩膀还很瘦弱,江西时代近30万人马经蒋介石围追堵截到陕北时剩下不足3万,这点家当要对付蒋介石就很不容易,如何抵挡更加凶恶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这一点毛泽东很明白。但是他更清楚:红军瘦弱的双肩只要一扛起抗日救国的大旗,就会越来越强大。抗日只会兴共,不会亡共。毛泽东巧妙地把民族利益和党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了。

这里,从“谋略”的角度分析毛泽东当年的“扛起抗日救国的大旗”,就把问题说得很到位了。一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在当时真具有无与伦比的力量,也使这句口号的发出者眨眼间占据了道德和政治的制高点。《毛泽东谋略》的作者进一步分析道:“当抗日和兴共被毛泽东联在一起时,另一个因果环——反共和卖国却悄悄套在蒋介石头上了。蒋介石同时面临着两个敌人,而又无法联合其中的一个去对付另一个。他只能两个拳头打人,可这两个拳头总协调不起来。如果他抗日,就等于放生了共产党,不仅十年剿共功亏一篑,而且还会纵虎为患于将来。如果他剿共,又会招致‘中国人打中国人不打日本人’的舆论,很容易背上卖国的嫌疑。他曾试图摆脱这种两难困境,把抗日的利益和反共的利益统一起来,那就是‘攘外必先安内’。可是这个口号远不及‘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得人心。因为中国人的心是先拒外再齐内。毛泽东顺应了这种心理,蒋介石却违背了这种心理。于是,1936年蒋介石亲临西安面示张学良:剿共只剩下最后五分钟,一定要坚持这五分钟,不要坏了党国大计。可就是这最后五分钟,对于爱国心切的少帅来说,也坚持不下去。”这番话,把蒋介石其时处境之“困”和“窘”、把蒋介石的有苦难言和百喙莫辩,也说得十分明白。本来,十年剿共,眼看就要大功告成、只剩下“最后五分钟”了;本来,共产党军队即使到了陕北,也仍处于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之中。可一夜之间,“反共”与“汉奸”、“剿共”与“卖国”划上了等号。这等号的出现,要归因于“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这样的口号。在这里,可以说是口号产生了等号。——口号的力量是无穷的。

《毛泽东谋略》的作者还有这样的议论:“为什么毛泽东敢于联蒋抗日,而蒋介石不愿联共抗日?这一点他们彼此都清楚。联合抗日意味着共产党的合法化,而共产党一旦有了抗日的权利和自由,他就会很快地把自己的影响和势力扩大到全国。最后,日本人赶走了,站在蒋介石面前的就是一个更难对付的敌手,而毛泽东则有了击败他的下一个敌人的雄厚资本。”'2'这番话当然说得很对,但还有一层意思没有说出来,我在这里也不说。

提出与国民党再度“合作”、表示愿意接受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抗日”,对于共产党和毛泽东来说,的确【“文】是万分【“人】高明的。此举【“书】的终于【“屋】成功,也与毛泽东个人的运筹帷幄分不开。但把中国现代史上的这次极重大的事件,完全“归功”于毛泽东个人的“谋略”,则又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毛泽东并非一开始就如此高明的。实际上,毛泽东的“谋略”,有一个从“抗日反蒋”到“联蒋抗日”的过程。

1935年秋冬之际,毛泽东来到陕北。虽然毛泽东早就意识到打出“抗日”旗号的重要,但刚到陕北时,却还是把“抗日”与“反蒋”并提的,所以那时的旗号是“抗日反蒋”。到陕北后,毛泽东给一些他认为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统战”过来的国民党高层军政人士写信,信中也往往是既晓之以“抗日”大义,又声讨蒋氏之“罪恶”。聊举两例。1935年12月5日致杨虎城信中写道:“抗日反蒋,势无偏废。建义旗于国中,申天讨于禹域。驱除强寇,四万万具有同心;诛戮神奸,千百年同兹快举。”'3'这里,完全将日蒋并举,同作为讨伐诛戮的对象。1936年5月25日致阎锡山信中,则写道:“侧闻蒋氏迫先生日甚,强制晋军二度入陕,而以其中央军监视其后,是蒋氏迄无悔过之心,汉奸卖国贼无与为匹,三晋军民必有同慨。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除此中国人民之公敌。”'4'这封致阎锡山的信,虽云“抗日反蒋”,但其实核心是想联阎反蒋,离间之“谋略”,毫不隐晦。当然,给阎锡山写这样的信,也有点“穷猿奔林,无暇择木”的意思,用俗话说,就是“有枣没枣打一竿子”。阎锡山不是张学良、杨虎城,没那么容易被“统战”。在中共党史上被大书特书的瓦窑堡会议(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也是将“抗日”和“反蒋”并举的。会议通过的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中,仍强调:“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5'。会议通过的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也强调:“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6'

可以说,如果不放弃“反蒋”,就不可能占据政治和道德的制高点,也不可能想象国共会有第二次“合作”。当然,共产党及其军队的合法化也无从谈起。在“谋略”上,变“抗日反蒋”为“逼蒋抗日”,才真正是至关重要的一步。而促成这种转变的,则是共产国际于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通过了建立更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决议,指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应建立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季米特洛夫在会上就此问题做了政治报告。在会议期间的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会议精神起草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该宣言于1935年10月1日发表于在巴黎出版的中文报纸《救国报》上。这份宣言说:中国共产党再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其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是王明。大概因为王明的关系,这《救国报》在1949年后很少被人提起。我手头只有1994年版的《辞海》,查了一下,居然没有“救国报”这一辞条。其实这份报纸在中共历史上起过重要的作用。该报是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巴黎反帝大同盟机关报的名义,于1935年5月在巴黎注册发行的中文报纸,编辑部设在莫斯科。它不但面对欧洲华侨宣传中共的政治主张,在中国国民党统治区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因为它可以从巴黎进入国民党统治区。刊载了《八一宣言》的《救国报》传到国内,就对北京、上海等地的中共地下党起了巨大的指导作用。《救国报》后改名为《救国时报》。1937年6月13日的《救国时报》,以整版篇幅刊载了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并配发了毛泽东的照片。此举当然意义重大。王明、李立三、吴玉章等先后是该报负责人。1938年2月该报停刊。

毛泽东“抗日反蒋”的策略,与共产国际的精神和王明们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布的《八一宣言》,显然有着距离。1935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即林育英,林彪堂兄)从苏联到达陕北,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精神。对共产国际的精神,毛泽东一向持有异议。但此次却没有做太激烈和太长久的抵抗。究其原因,应该是共产国际的精神比他的“谋略”更有利于中共的生存和发展。张浩回来数月后,毛泽东便开始根据共产国际的精神调整统战策略。1936年5月5日,毛泽东、朱德联名向南京政府各党派、各团体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通电倡议:“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在这份通电中,国民党既然成了“兄弟”,当然也就不会再弹“讨蒋”、“反蒋”的旧调了。过去谈到蒋介石时,总是称之为“蒋贼”,现在则称之为“蒋氏”。“这一字之改在全国社会各界产生巨大反响。”'7'

1936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决定在党内发布“秘密文件”。9月1日,该“秘密文件”以《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为题在党内发布。指示强调:“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我们目前中心口号依然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8'

应该说,原先的“抗日反蒋”这一“谋略”实在谈不上高明,而“逼蒋抗日”这一招,才真是既妙又狠。



“逼蒋抗日”的真正目的,是迫使蒋介石承认共产党及其军队的合法地位,不再来“剿”。这一招,关键在一个“逼”字。这“逼”,当然要从多方面进行。从大的方面来说,是在军事和政治两方面“合逼”。军事方面,则主要是做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工作,终于导致了“西安事变”。“西安事变”是迫使蒋介石放弃对共产党的“剿”、承认共产党及其军队的合法地位、与共产党进行第二次合作的最直接、最重要、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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