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与死的对抗-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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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卡普曼（Ｋａｒｐｍａｎ，１９４２）说：“在对《格列佛游记》进行这样一种研究的基础上，可以认为斯威夫特是一个显示出性心理幼稚症的神经症患者，他特别表现出嗜粪癖，并连带着厌女症、厌世症、恋污癖和恐污癖。”
［１］格里纳克（Ｇｒｅｎａｃ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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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则说：“人们得到的印象是，斯威夫特的肛门固恋心理是强烈而富于约束力的，而生殖器需求却受到损害或至少受到限制，以至在成年生活的早期就完全退出了生殖器性行为，这可能始于他与其第一位女神吉英。韦林（ＪａｎｅＷａｒｉｎｇ）的不幸关系。”
［１２］
正如人们可能预料的，精神分析学家们在发挥其诊断时将斯威夫特神经症的根源一直追溯到他的童年早期。如果神经症的精神分析理论是正确的，我们就必须放弃默里将排泄幻象孤立为晚期赘生物的那种尝试；我们也必须排弃默里的那种论点（这与他为了体面的理由而试图挽救斯威夫特的一部分作品有关联）
，即斯威夫特对范莉娜（吉英。韦林）的爱在被她拒绝以前乃是“具有自然的感情和自然的丰富天性的健康自然的爱情”。
［１３］我们将不得不回到赫胥黎那更加顽固的文学判断上去，承认斯威夫特始终等于排泄幻象；我们还将不得不回到他那更为顽固的心理学判断上去，承认斯威夫特的性状态从一开始在结构上就是反常的。由格里纳克进行过极精细分析的传记所提供的证实材料真是绰绰有余。斯威夫特未出生前就失去了父亲；他在１岁时被保姆从他母亲那里拐走；于３年之后被交还给他母亲，然而在回到母亲身边１月之后即被她抛弃——这正好是在精神分析学上至关重要的“俄狄浦斯时期”
（Ｏｅｄｉｐａｌｐｅｒｉｏｄ）。
［１４］按照精神分析学的标准，这样一连串的婴儿期损伤一定早就足以造成一种导致终生神经症的罹病素质了。
于是，这件病例看来就此结束了。精神分析专家和批评家达到共识，认定斯威夫特是疯了；而他的作品仅应作为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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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历史文件来阅读，不仅仅是《格列佛游记》的第四部和“有害作品”
，也包括整个斯威夫特。因为如果我们对斯威夫特那些令人讨厌的部分喊叫说“发疯了”
，那么我们就应当老老实实地把这件病例呈交给精神分析学家。可是，在精神分析的详审细察之后，斯威夫特身上的东西就无不令人讨厌了。
我们不应低估精神分析学揭示象征的真实含义的能力。
例如，精神分析在评论格列佛作为一个小人坐在布罗卜丁奈格岛（Ｂｒｏｂｄｉｎｇｉａｇ）一艘小船上时指出：“男人作为阴蒂坐在小船上这一通常的象征手法，暗示着对于女性的男生殖器意念的认同，这是男性易装癖者的特征。”与此相似，精神分析把这位教长的品格搞得来毫无正直诚实可言。
①“斯威夫特表现出显著的肛门性特征（他那极端的个人洁身自好、守口如瓶、雄心勃勃、乐于搞不太明显的污浊玩意［即讽刺］、在正义事业中怀有顽固的报复心）
，这些都清楚表明排泄功能的早期控制是在巨大的压力下，或许是在为时过早的情况下完成的。“
［１５］
在这一点上，人类共有的普通人性会起来反抗了。假如说个人的纯洁无瑕、雄心壮志以及拥护正义事业都是神经病征，那么谁还能逃脱鞭笞？假如让这一类精神分析在文学文本上为所欲为，当然没有一个天才会得以幸免。普通人性使我们转而对赫胥黎、默里以及精神分析学家们产生反感。他们有什么权力签发精神病证明书？凭的是他们自己杰出的健全神智吗？
从理智和真实来判断，《格列佛游记》与默里和赫胥黎的著作相比并不会受到指责。只有斯威夫特才能公平评
①斯威夫特曾任都伯林圣帕特利克大教堂的教长。 ——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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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赫胥黎的嘲讽，他在一卷论文集中谴责斯威夫特的厌世主义的歪曲描写，而这卷书不仅专门对斯威夫特，还对圣弗兰西斯和帕斯卡尔的品格加以摧毁。精神分析学家们的神智——以及他们对一个男人坐在一条船中的含义的解释——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只有斯威夫特才能公平评判精神分析学家们的嘲讽，他们谴责斯威夫特对肛门性的着迷专注，而他们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发现肛门的本领真是臭名昭著。幸运的是，斯威夫特本人在面对说他精神错乱的指控时并未缄口不言：
他献出他所有的微薄财富建立一所愚人和疯人之家。
［１６］
在斯威夫特博士的精神病院里，有个房间是为赫胥黎和默里准备的；他们的宗教偏执早就以《桶的故事》中那个宗教狂热的典型杰克的名义预先勾画出来了。赫胥黎的情况正像杰克一样，后来有消息说“据确凿报告他已经发了疯。过后不久他在国外露面，正如报告所言堕入了有史以来患病的大脑所能产生的最为古怪的奇想之中”。
［１７］斯威夫特也为抱着肛门情结的精神分析学家们准备了一个房间；他不是预言式地宣布他们是“北美的某些算命先生，他们有一种预见人的命运的方法，那就是窥视他的屁股”
［１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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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争论最终成了一座疯子的巴别塔，①一片喧嚣，互相指斥对方为疯狂。如果我们抵御住掩耳逃跑的诱惑，保留一点精神分析的兴趣和冷静的不偏不倚的态度，我们的结论只能是：这些指控都是有道理的；他们全都疯了。他们疯狂的关键在于他们骄傲地坚持认为除了他们自己——赫胥黎、默里、精神分析学家们——其他每个人都疯了。使我们免于陷入他们的疯狂的唯一办法，只能是承认我们都是疯狂的。精神分析学理应受到最严厉的责难，因为它本该帮助人类去发展这种自觉意识和这种谦卑态度。弗洛伊德把精神分析学看作科学给人类自我陶醉心理造成的第三个大创伤，可以与牛顿和达尔文的革命相比拟。
［１９］弗洛伊德的追随者却自居为豁免了普遍指责的骄傲的特选人物。
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论证的，精神分析学的本来目的是要对人类的普遍神经症作出诊断，而它本身又是这种神经症的一种症候和一个阶段，正像人类智力发展史的其他任何时期一样。
如果我们把精神分析学转到这个方向上来，那么将精神分析应用于斯威夫特（或者其他任何文学人物）的一种迥然不同的方法也就准备妥当了。我们不再试图将斯威夫特的文学成就当作他个人的神经症的偶发现象予以解释了事。
相反，我们力图鉴赏他探察人类普遍神经症的真知灼见。于是，精神分析学就不是为了把斯威夫特如何解释了事，而是成为阐发斯威夫特的一种方法。我们并不因事实上斯威夫特对人类
①《圣经。旧约》中载人类欲建通天的“巴别塔”
，上帝弄乱了他们的语言，使之彼此话语不通。——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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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的神经症有他个人的看法而感到烦恼不安；我们甚至也不因想到他个人的神经症严重反常，或者想到他的反常状态与他的艺术密不可分而感到烦恼不安。
对于天才的产生，强烈的痛苦可能是必要的，然而是不够的；而精神分析学从未认为通过它的立场能达到关于天才和疯狂有亲缘关系的由来已久的传统看法。或许如尼采所说存在着“医生和护士自己也患了病的必然性”。
［２０］。。。。。。那么，精神分析学对于研究斯威夫特来说并非可有可无，而是更为必要，尽管采用的是一种不同的方式。它是必要的，为的是保持那种必不可少的谦恭态度——对于我们自己，对于人类，以及对于天才。为了要严肃对待斯威夫特对人类普遍神经症所作的探索，它也是必要的。本章的论题是，如果我们愿意倾听斯威夫特，我们将发现他对弗洛伊德关于肛门性、升华作用以及人类普遍神经症等原理有惊人的预见。为了预先防止有人提出异议，让我先说明斯威夫特的精神分析和弗洛伊德的区别在于，他探索无意识的工具不是精神分析学而是机智（ｗｉｔ）。可是弗洛伊德本人在《机智和无意识》（Ｗｉｔ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
中就承认机智在探索人类普遍神经症方面有它自己的方式。
为了阐明那些“有害作品”
，精神分析显然是必要的；至少，那些没有接受过精神分析的神经症患者看来并无能力去正确地说明这些诗写的是什么。正是这些诗刺激得默里深恶痛绝——“满纸胡言，不堪忍受”
，“如此反常，如此不自然，精神上如此病态，人性上如此荒谬”。
默里所谴责的是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妇女有生理排泄之罪，所以是令人厌恶的。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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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２生与死的对抗
们用不着考虑这一看法是否应受如此的谴责，其理由很简单，因为它出自默里的想象，而并非斯威夫特所有。默里就像斯特里芬和这些诗中其他不幸的男人一样，当他发现那个西莉娅在……时就吓昏了头，从而不知不觉地为斯威夫特心理洞察的真实性充当了证明。任何只要能接受精神分析早的冷静智慧的头脑都会发现这些诗并无特别之处，或许除了它们写于１８世纪前半期这一事实而外。
因为它们的真正主题是——这对于平心静气的阅读来说是显而易见的——由肛门功能恰当和集中体现出的我们的动物性身体与我们自命不凡的升华心理，特别是与升华了的罗曼蒂克的柏拉图式爱情的矫饰之间的冲突。在所有情况下，诗中予以揭露的正是某位“女神”
——“如此神圣的一个创造物”
、“超凡的奇梦”之类；更确切地说，予以揭露的是男性崇拜者头脑里的幻觉，他幻想那位女神通体只有头和翅膀，却没有臀部去泄漏她尘世的弱点。
斯威夫特对“西莉娅……”这一主题的特殊处理在于如下的观念：在堕入爱情状态和觉察到所爱者的排泄功能之间存在某种绝对的矛盾。在我们把这个念头当作一个患病的头脑的胡思乱想而予以摒弃之前，最好回忆一下弗洛伊德也谈到过这同一件事。
在１９１２年所写的一篇论述男人性生活失调的文章中，他最后总结说根本问题在于人类对于肛门性具有一种犹豫不定的矛盾态度：［２１］
我们知道，性本能在起初分化为许许多多不同的成分——更确切地说性本能是从它们那里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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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它们并非全都能够进展到最终形式；某些成分不得不被超越或者在最终形式产生前转向其他用途。首先，性本能中的嗜粪成分就已表明与我们的审美观念不能相容，这大概从人发展了直立姿势、嗅觉器官远离地面时就开始了；进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