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浩劫-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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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人心脾的芳香空气。
然而战争无情地永远击碎了威尔逊一家在南京的安闲宁静的生活。七月，卢沟桥事件之后，为防止日本人用毒气袭击，南京城里人人都戴着用化学涪荆和多层棉纱布做的防毒面具。威尔逊赶在1938年8月日本人开始轰炸这座古都之前，把妻子马乔里和刚出生不久的小女儿伊丽莎白送上了一艘炮艇，她们安全抵达牯岭（在庐山上—编注）。可他担心，如果战争继续下去，自己的妻女都会被饿死，因此威尔逊执意要求她们母女俩返回美国。威尔逊夫人顺从了丈夫的意愿，回到纽约后，在圣卢克医院工作，她的母亲帮忙照看着孩子，毋庸置疑，威尔逊大夫本人留在了南京。大约60年后，他的妻子回忆说：“他认为这是他的职责所在”，“中国人民是他的同胞。”
那年秋天，为了解除孤独，威尔逊搬到赛珍珠的前夫洛辛·巴克的家中。不久这里便挤俩了他的朋友：外科医生理查德·布雷迪，基督教联合会传教士詹姆斯·麦卡勒姆和其他一些人，他们后来都成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成员。像威尔逊一样，其中有许多人已将他们的妻子和儿女送出了南京。
病人较少的时候，威尔逊经常给家人写信。许多信中详细描述了死于日机轰炸的牺牲者的惨状，其场景令人毛骨悚然。例如记叙一个背部被弹片击中的女孩子蜷缩在那里，她的臀部被炸裂了。他从战争伤亡人员身上取出的弹片和子弹数目不断增加——他以讽刺的语气写道，这足够在战争结束之前开“一个相当大的博物馆了”。
尽管他知道日本人不会由于轰炸医院而深感良心不安，但威尔逊继续去上班。9月25日，南京遭受了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空袭，日本人向中央医院和卫生部投下两枚重达1000磅的炸弹，虽然其中一幢建筑物顶上竖立着明显的大红十字标志，但同样难逃厄运。这些炸弹在距离100名医生及护士藏身的防空洞仅有50英尺左右的地方爆炸。
在医院里，威尔逊尽一切可能将遭受日军空袭的危险降至最低点。他们在窗户上挂了厚厚的黑色窗帘，遮挡房间里的灯光，以免被日军飞行员发现。但是全城到处流传着间谍们散怖的谣言，说威尔逊他们在夜里用红色和绿色信号灯把最主要的目标指示给日军飞行员。在一次空袭中，一个陌生人潜入了医院，手章一个红色遮掩着的手电筒，而不是用绿色或黑色，当他企图打开为防止谍气诱入而已经被紧紧地封闭着的窗户时，引起了人们的怀疑。而当他向一名受伤的中国飞行员询问有关飞行高度和中国轰炸机的射程等一系列不同寻常的问题时，更令人十分怀疑。
随着秋天的临近，威尔逊感觉到自己已经是极为劳累过度了。然而却有越来越多的人需要治疗——不仅有被日本人炸伤的平民百姓，而且有从上海撤下来的伤兵。从上海到芜湖之间的医院里，住着大约10万名中国伤兵。一列又一列满载伤兵的火车将他们送到南京北郊的下关车站。有些人就躺在车站的地上死去，而其他人则踉踉跄跄漫无目的地走在南京城中。一些伤病痊愈的士兵重返前线，而那些折了胳膊或断了腿的终身残废者则只能揣着领到的两美元抚恤金及一纸送伍文书，被遣散回家了。对大多数士兵而言，故乡是遥远的。很少有人能有充足的财力和体力返回家乡。数以千计的中国士兵被长官丢弃不管，在上海——南京一带地区无依无靠——他们或是失明，或是跛足，或是因受伤和感染而腐烂——最终沦为乞丐沿街乞讨。
随着局势的恶化，医院里的工作人员减少了。中国医生和护士们加入了成千上万南京居民向西迁移的行列，逃离南京，威尔逊竭力劝阻他的同事们要留下来，并坚持认为，南京陷落以后在戒严法的保护之下，他们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危险。然而最终他未能说服他们。到12月的第一个周末，金陵大学医院里仅剩下3名医生：罗伯特·威尔赴，C· S·持里默和一名中国医生。城中的另一位美国外科医生理查德·布雷迪也因他的小女儿在牯岭病重而离开南京，这样威尔逊就成为唯一的一位每小时都要做一例截肢手术的外科医生。“这简直太令人难以置信了，”他在12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我是这座被战争破坏的大城市中唯一的外科医生。”
第二天，当日军士兵沿街闲逛时，威尔逊差一点儿丢了性命。那天下午，他决定给一位眼睛被严重炸伤的病人施行艰难而精巧的手术。为了保全另一只眼睛，威尔逊不得不将那只眼睛里的残余部分清除掉。可眼球刚刚取出一半时，一发炮弹在距威尔逊50码的地方爆炸了，弹片击碎窗户，洒得满屋子都是。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威尔逊注意到护士们“都无一例外地剧烈颤抖着”，并且她们都想知道是否有必要把手术继续下去。“很显然是什么都做不了了，”威尔逊写道，“但是我想任何眼睛都不会那么快就能取出来。”
到12月13日黄昏时分，日本人已经完全控制了这座古都。威尔逊看到全城到处都飘着日本旗；第二天，日军开始接管城里的医院。他们闯入中国军队的主要医院——位于外交部内，并由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管理，这些人自己组织了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将几百名中国士兵困在其中。日本人禁止医生们进入医院或者给伤兵们送食物，这些伤兵后来都被押出去有计划地枪杀了。日本人以此种方式控制了4所红十字会医院中的3所，国际委员会把全部精力集中投入到金陵大学医院。
在南京被占领的最初几天里，威尔逊亲眼目睹了日本士兵烧杀抢掠的行径。他眼看着日军洗劫了金陵大学医院，为不能阻止这些强盗行为而倍感失望，只能在心里暗暗地瞄准一个试图偷一名护士的相机的日本兵“飞起一脚”。他还看见一些士兵在街上烧一堆乐器，因此极想知道他们对财物的这种破坏是否是日本人企图在此之后迫使南京人购买日货的一个阴谋。
威尔进甚至目睹丁日本兵对他自己住所的洗劫。当他冒险去查看家中被毁坏的情形时，怡巧看到3个双手沾满鲜血的日本兵正在抢劫。他们已经闯上了顶楼，打开一个大箱子，并把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倾俐在地上。威尔逊进去时，正有一个士兵在看显微镜。他们3个一见到他便顺着楼梯跑出门去了。“最大的侮辱发生在二楼。一个日本兵在卫生间离马桶不到一英尺的地板上留下他的“名片”（作者讽刺日本兵以随地大小便而留下的粪便作为“名片”—编注），”威尔逊写道，“这个日本兵还把一条挂在房间里的干净毛巾盖在了上面。”
但是没有什么抢劫能够与他在城里目睹的强奸和杀人相比。甚至就连威尔逊这样已被战争折磨得近乎于麻木的外科医生，也为残酷野蛮罪行之登峰造极所震惊。
12月15日：对平民百姓的屠杀骇人听闻。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强奸和兽行我可以一口气写上好几页。
12月18日：今天是以现代但丁地狱篇的第六天，这个篇章是用带着鲜血和暴行的大写字母写就的。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和强奸数以千计。残暴、贪欲和兽行看起来似乎漫无止境。起初我尽力对日本人表示友好以避免招惹他们发怒，但是我的笑容逐渐地消失了，我的目光也完全像他们一般冷漠呆滞。
12月19日：穷人们的所有食物均被偷走了，他们处于一种极为恐怖、歇斯底里的惊惧状态中。这种局面何时才能停止！圣诞节前夜：今天他们告知我们还有两万名中国士兵仍在安全区（没人知道他们从哪里弄到这些数据），他们要把这些人全部找出来并全部杀掉。那也就是反映这座城市里18…50岁之间的每一名健壮男子。究竟他们能如何重新面对世人呢？
到年底时他回信里带有宿命论的语气。“唯一的安慰是情况不可能更糟糕了，”他在12月30日写道，“杀到无人可杀时他们就不能再杀了。”
威尔逊和其他人时常看见日本人将中国士兵聚集在一起枪杀，并将尸体填满了肮脏的防空洞，而这洞也兼作了平民的墓穴。威尔逊听说，许多中国人被杀并非由于他们对日军构成什么威胁，而是因为他们的身体有着实际用途。南京陷落之后，很多由中国人建造的用作坦克陷坑的一大串壕沟都被日本人用死伤士兵的尸休填平。当日军找不到足够的士兵尸体填沟以使坦克通过时，他们便枪杀附近的居民，并把他们扔进壕沟。告诉威尔逊这些见闻的一位目击者借了一架相机把这些情景拍成照片以证实他所说的话。
威尔逊无力阻止这些谋杀。他遇到的日本人经常不停地故意引人注目地摆弄手里的武器——将子弹上膛或者退出子弹——为了恐吓他和其他外国人。威尔逊预感到随时都有可能从背后遭到枪击。
威尔逊在南京目睹的最恶劣的情景之一——他的余生将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情景——一大帮人在街上集体强奸一群十几岁的少女。日本兵把这些15至18岁的年轻女子排列成行，就在地上强奸了她们，一个接着一个，有整整一个团的士兵。有的女孩因大量出血致死，而其他女孩则在事后马上自杀了。
医院里的情景甚至比大街上的更令人触目惊心。威尔逊所看到的令他痛彻心肺，一些妇女因腹部撕裂被送进急救室。一些男子被烧得面目全非，那些日本兵企图活活烧死他们，还有大量其他的惨事，他几乎没有时间记录下来。他告诉妻子他将永远不会忘记一位脑袋几乎被砍了下来，只靠一个支撑点连接在脖子上摇摇欲坠的妇女。“今天早晨又来了一名妇女，她的处境悲惨之极，她的经历恐怖之极。”一位医院的志愿者于1938年1月3日记下了这名妇女的情况。
她是被日本兵带到他们的医疗分队的5名妇女之一——白天为他们洗衣服，晚上被他们强奸。每个晚上她们中的两个人被迫满足15…20个日本人的兽欲，而最漂亮的一名妇女一个晚上则被强奸多达40次。到我们这儿来就医的这位的妇女是被3个日本士兵叫到一处偏僻的地方，他们试图砍下她的头。脖子上的肌肉已被戳穿，但是他们没能切断脊椎。于是她便装死，而后拖着病体到了医院——这是众多人中又一位日军兽行的见证者。
然而在他们的病痛和苦难中，威尔逊也被其中病人顽强的意志力所震撼了。在一封注明日期为1938年新年的家信中，他讲述了一个幸存者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一名29岁的妇女住在南京以南的一个小村子里，中国士兵烧毁了她的家，并强迫她带着5个年幼的孩子步行前往南京。天擦黑的时候，一架日本飞机俯冲下来，用机关枪向她们一家人扫射，一发子弹穿过这位母亲的右眼从脖子射出。她立即昏厥过去，直到第二天早晨才醒了过来，躺在一片血泊之中，正在哭叫的孩子紧挨着她。她太虚弱了以至于根本抱不动那只有3个月的最小的孩子，便只得将这个孩子留在一幢空房子里。但她不知怎样竟鼓足力气牵着余下的4个孩于挣扎着向南京走去，并且成功地到达了医院。
威尔逊和其他志愿者坚持留在医院里直到他们濒于崩溃之时。本来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可以利用来自城外的医疗援助，但是日本人却不允许医生或医疗志愿人员进入南京。因此照顾病人及管理安全区的重担便落到了这个弱小的、由差不多20人组成的被围困的委员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