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十八扯-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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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和梳理“中国”的涵义，对于评价魏、蜀、吴三国分峙的历史价值和作用，具有关键性意义。建安十三年（208）赤壁之战前夕，诸葛亮请命使吴，游说孙权结盟的时候，就以“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据有江东，刘豫州亦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为前提，说出了“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那样的话。“与中国抗衡”，就是“与曹操并争天下”，终极目标在于实现一统天下，建立起姓孙或者姓刘的中央之国。黄初元年（220）刘备将伐吴，孙权向曹魏政权卑词称臣，时任侍中刘晔替魏文帝曹丕分析形势说：“今天下三分，中国十有其八。吴、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国之利也。今还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兴师，径渡江袭其内。”
建议趁机先吞吴，“吴亡则蜀孤”，进一步再灭蜀。尽管当时曹丕没有采纳刘晔的献策，坐视蜀、吴在夷陵火并，终让三国鼎立成形，但也说明了，曹魏集团从未改变一统天下，建立曹姓中央之国的终级目标。如前文所述，正是在这一个大同上，使魏、蜀、吴与专事分裂割据的袁术、刘表、公孙渊之流区别开来，表现出了致力统一的历史进步意愿。不能因为他们最终都在“分”的状态下结束历史活动，就忽视了“合”的努力作为和努力方向。换言之，他们都是要从小“中国”走向大中国，这种努力作为和努力方向是应当肯定的。
或许魏、蜀、吴三国当时各自实施那些民族政策，主观上并没有意识到，将会有利于民族大融合，但客观效果毕竟真是那样，这一历史促进作用最值得珍视。其中的孙吴政权之对山越，同化加速提级远胜于秦、汉时期，汉、越人民杂居共处，一起推动了江南地区的经济开发和文化开发，使其迈入了与中原地区并驾齐驱的良性轨道。尤其在曹魏政权治下，规模大、持续久地内迁周边民族，加上长期战乱中汉族士民也在大量流徙，更在民族冲突的同时，强有力地推进了包括人种因素在内的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
例如匈奴人，不仅在生产方式、生活习惯上在这一过程中由既往的游牧过渡到定居农耕或半农半牧，而且在政治文化、精神文化方面也远逾秦、汉时期，朝着汉化的方向演变。其中的屠各（休屠各、休屠）种族首领，甚而自认作两汉皇室之后而改姓刘；於扶罗单于的儿子就叫刘豹，魏末担任了五部帅之一的左部帅，其子刘渊后来在晋惠帝永兴元年（304）自称汉王，还把蜀汉后主刘禅追谥为孝怀皇帝，把汉代三祖（刘邦、刘秀、刘备）五宗（刘恒、刘彻、刘询、刘庄、刘炟）供入宗庙。其他几族人大致相仿佛。匈奴、羯、鲜卑、氐、羌当时合称为“五胡”，加上賨人合称“六夷”。汉化或者半汉化过程由魏延及于西晋，这些民族有史以来第一次把“中国”视作自己的土地，渐次萌生和迅速强化了“入主中原”意识，在三国结束（280年吴亡）仅23年之后氐人李特就开始建立成政权，揭开了所谓“五胡乱中华”的历史序幕。现在回头看，这不应该称作“乱”，而理当视为相关民族对于“中国”所应有的主权意识的觉醒；而这种觉醒，正是三国民族政策在客观上促成的。
从大中华民族家庭和大中华民族国家最终形成的大视野看，公元3世纪初期至13世纪中期的1000余年，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演进特征极明显。如果说，先前的秦、汉大一统，主要构建了汉族为主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形态，那么，从三国鼎立到宋、辽、金、西夏、于阗、大理、吐蕃的多民族政治实体分治并峙，就是在新的民族混合、交流和重组的大格局下，反反复复地合力打造中华族群和中华国家。这其间，三国对于统一的东汉政权无疑构成强力反拨，随后只有西晋的短暂统一，就进入了汉族和匈奴、羯、氐、羌、鲜卑等族所共构的南北朝分立互动时期，在激烈而复杂的民族冲突中，推进了空前的民族大融合。隋、唐的重新大一统，虽然由汉族地主阶级掌控政权，但杨氏、李氏皇室已掺杂了鲜卑血脉，所谓的“胡人”也能出将入相。中央王朝的周边地区，突厥、吐蕃、南诏等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治实体，仍长期处于并存状态。应当毫不犹豫地承认，以三国为突破口和转折点，中华民族大融合进入一个新阶段。而大一统的中华族群和中华国家的最终形成，是在这一个阶段之后，从13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历经元、明、清三个统一的中央王朝，由包括汉、蒙、藏、满等民族在内的中华各民族共同取得的文明成果。因此，三国历史的最大贡献，就在从“中国”走向中国的大进程中，充当了那样一个突破口和转折点，尽管为之付出的代价的确大了些。
第十六章 文学在乱世中飞扬
文学在治世不一定繁荣，在乱世却可能昌盛。这是因为文学作为一种个人性、个性化的精神创造活动，固然要受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经济、政治、道德、民俗……诸多外在因素的制约，但归根结底，创作主体获得的自由程度起着决定作用。以建安诗文和正始诗文为标志的三国时期文学的飞扬蹈厉，即为乱世文学昌盛的一个样本。
从东汉末年开始，一直到西晋灭吴实现短暂统一，百余年间的政治腐败和战乱频仍，直接导致了民生凋残、经济危殆、道德硗薄和风俗变异，不折不扣是个乱世。但在这个乱世中，就像军事领域的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彰显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而响震古今一样，文学领域的建安诗文和正始诗文，也以诗歌、骈文、辞赋、评论的同步昌盛彪炳史册。诗歌承续汉乐府民歌风韵，开辟出了文人五言体诗新阶段，五言体诗取代两汉辞赋而成为文坛主导形式，四言体诗、七言体诗、杂言体诗亦颇不俗。骈文同样承接东汉的排偶辞句、敷设辞藻、讲求声律、运用典故之风，更讲求内容充实，形式鲜活，为南北朝趋于极致铺垫了道路。辞赋成就虽然不及诗歌大，却追踪着东汉班固《竹扇赋》、班昭《针缕赋》、张衡《温泉赋》开启的小品时尚，致力于短小抒情，从而突破了两汉大赋定势，引领出六朝抒情小赋。评论的代表作为曹丕《典论·论文》，辅翼之作还有他和曹植、吴质、杨修等人批评当时作家、作品的一些书信，标志着文人专门性的文学评论的开端，对诗文创作振翅飞扬起到了激励作用。这一切，在秦始皇一统天下那样的治世，甚至在清康、雍、乾三代那样的盛世，都未曾出现过。
为什么三国乱世会出现文学飞扬？按照时人耳熟能详的文艺理论，很容易首先想到，是那个乱世的惨烈现实，给文学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和题材。应该说，这是毋庸置疑的。
离开了生活源泉，文学创作注定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迄今光耀文学史册的三国作家，无一不是乱世生活的经历者和见证人，其中不少人还是三国历史的直接参与者和方向把持人。没有初平元年（190）的关东联军讨伐董卓，曹操就写不出《蒿里行》，如明人钟惺所评成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见《古诗归》）。没有“兴平中（194—195），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以及后来被曹操“以金璧赎之，而重嫁于（董）祀”，蔡琰就写不出《悲愤诗》二章以“感伤乱离，追怀悲愤”（见《后汉书·列女传》）。没有从17岁起就避乱于荆州，依附刘表15年，王粲就写不出《登楼赋》。甚而至于，没有与兄长曹丕之间的太子权位之争，曹植就写不出《吁嗟篇》和《洛神赋》。例证可谓举不胜举。然而，倘若把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经济、政治、道德、民俗……诸多外在因素的制约作用过度扩张，认为能够决定文学创作的价值品位，那就难免陷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又将如何的尴尬和困惑。比一比蜀汉，处在同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下，文学创作竟是荣枯两重天，便当以人为本地作出进一步考索。
三国时期的文学创作欣欣向荣，历历可观，主要体现在曹魏阵营（东吴次之，人才和成果到西晋时期方才凸显出来）。在曹魏阵营，从曹操、曹丕、曹植父子开始，对文学创作主体的个人自由认同度都比较高，这是文学创作能否繁荣昌盛的关键所在。因为文学创作在本质上属于一种个人性的、个性化的精神创造活动，创作主体个人自由的实现程度，直接决定着写什么、怎么写和写得怎么样。自由是什么？参考德国古典哲学奠基人康德的诠释，自由就是不违心做事和不做违心事。他认为，只有人的意志处于自由状态下，道德观念才有意义。曹操其人从小就“任侠放荡”，意识和行为相当解放。大权在握后，他几度颁布求贤令，提倡“唯才是举”，鼓吹“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这就不但有利于他在政治上、军事上广揽人才，而且有助于信其言者、望其风者冲破儒术的道德樊篱，在文学创作中趋向思想解放、题材解放和形式解放。曹丕的《典论·论文》进一步专谈文学，宣扬“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以自由行文而博取“声名”，经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或准国家领导人如此倡导，自然成为了文学之士的价值取向。于是乎，如曹丕《典论·论文》所描述的那样，“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如曹植《与杨德祖书》所描述的那样，“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蔚然形成了自由创作、自由竞争的文场风气。一贯“任性而行，不自彫励”的曹植，政治上由争宠到受压，心志才情便更多地转移到了文学上，卓然领异于建安文场。
在曹氏父子翼下，聚集了被合称为“建安七子”的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⒘蹊澹约胺鼻铡⒂﹁场⑽庵省⒍胖俊㈢严⒑⒆笱幽甑纫话嘀骷遥俺剖⒓皇薄Ｋ俏薏弧翱犊匀纹诼湟允共拧保段男牡窳っ魇罚蛟斐晌敖ò卜绻恰薄５讲荀帧⒉芊嫉闭逼冢酥劣谖耗┙酰罴档取爸窳制呦汀弊杂杀硐中问讲煌抵氏嗨疲熳盼航难Ы肓俗跃跏贝�
曹操既是政治、军事领袖，又是文场魁首。他的传世诗尽管只有20余首，但远祧《诗经》、《楚辞》，近承汉乐府民歌，直击动荡混乱的社会现实，抒发一统天下的理想抱负，的确做到了诗如其人，我笔写我心。文人小说下载尤其是五言诗，对把这种诗体从乐府民歌推向文人诗式，作出了突出贡献。《嵩里行》和《薤露》都“用乐府题，写汉末时事”，“以所丧亡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