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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部分

三国十八扯-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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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税谎械亟氤啥迹蹯侍印⒅钔跫叭撼60余人自缚双手,车载棺材,到邓艾军营门外投降。

邓艾替他们解去绳索,烧掉棺材,表示接受投降并宽宥他们。以此为标志,由刘备、诸葛亮等人艰苦创业,立国43年的蜀汉政权正式宣告灭亡,邓艾居功至伟。同年十二月,朝廷下诏褒奖他“兵不逾时,战不终日,云彻席卷,荡定巴蜀。虽白起破强楚,韩信克劲赵,吴汉禽子阳,亚夫灭七国,计功论美,不足比勋也”。加封他为太尉,增邑二万户,封子二人亭侯,各食邑千户。

几曾想,功高盖世之日,也就是功高震主之时。邓艾出于公忠之心,建议司马昭“因平蜀之势以乘吴”,留陇右兵二万人、蜀兵二万人给他,预作顺流伐吴的准备;同时“发使告以利害”,迫吴“归化”,争取“不战而定”。又建议暂时不把刘禅送到魏都洛阳,以免给人留下“流徙”印象,而是先封刘禅为扶风王,爵其子为公侯,以诱使吴主孙休“畏威怀德,望风而从”。他还不懂得,这样的军国大事如何处置,必须遵循“主先臣后”、“主倡臣和”(近人林彪私下总结)的潜规则,切不可臣先、抢先,主未倡而臣已倡,主有倡而臣不和,不经意间表现出比主高明。两条建议虽然都不错,但却抢了先,立刻使猜忌成性的司马昭对他倍增猜忌,指派监军卫瓘晓喻邓艾:“事当须报,不宜辄行。”只可惜邓艾仍不通窍,不但不赶紧向司马昭认错请罪,反而还上书辩解,引《春秋》之义说“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专之可也”,自己“进不求名,退不避罪”,“终不自嫌以损于国也”。钟会、胡烈、师纂等奸佞之徒立即趁机构陷,诬指邓艾“所作悖逆,变衅以结”;司马昭也立即下手令,命监军卫瓘逮捕邓艾,槛车囚还。次年(264)正月间,钟会与姜维真的合谋造反,被乱兵杀死。邓艾的部下追赶囚车,想迎邓艾回成都,卫瓘即派田续追杀邓艾;邓艾的儿子邓忠与他一起在绵竹西遇害,“余子在洛阳者悉诛”。可怜横刀勒马、功勋第一的邓大将军,竟如此落得“反逆”罪名,魂无归处。

邓艾死后第二年(265),司马昭之子司马炎正式取代曹魏政权,建立起西晋王朝,建元泰始。为此而大赦天下,诏令中仍说:

“征西将军邓艾,矜功失节,实应大辟。”只不过“被书之日,罢遣人众,束手受罪”,比那些“求生遂为恶者”有所“不同”而已,所以准许“立后,令祭祀不绝”。泰始三年(267),议郎段灼主动上疏,为邓艾辨诬,明确认为邓艾“心怀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夷灭之诛”,实属天大冤案。他强调指出,邓艾“功名以(已)成,当书之竹帛,传祚万世,七十老公,反欲何求”?其“忠而受诛,信而见疑,头悬马市,诸子并斩,见之者垂泣,闻之者叹息”,至今令“天下民人为艾悼心痛恨”。因此他建议,西晋王朝“宜收尸丧,还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绍封其孙,使阖棺定谥,死无余恨”。然而,杀邓艾的头号凶手就是司马炎的老子司马昭,儿子怎么会否定老子?封建专制帝王践行“铁血法则”的心传经典,历来就是不管你是怎样的功臣良将、英才逸杰,一概无非用“器”而已,孤家想把你怎么着就怎么着,孤家永远正确,你拿孤家怎么办?段灼的上疏说了还是白说,司马炎仍然不理不睬。又过了六年,他才假巴意思地下诏说:“艾有功勋,受罪不逃刑,而子孙为民隶,朕常愍之。其以嫡孙郎为郎中。”勉强承认了有功,“反逆”罪名照旧扣在邓艾头上,唯有公道存于民心。

三国帝王中,杀错了人、整错了人偶尔有点悔愧之意的,只有孙权一人而已。他晚年也与曹操相似,猜忌嗜杀,在朝廷内外实行特务统治。特务头子吕壹把持典校职司,在他纵容下诬害过不少忠良,左将军朱据即为受害者之一。朱据为人谦虚接士,轻财好施,禄赐虽丰厚而常不足用。有一回,朱据部曲应当收受三万缗,被王遂诈取了。吕壹怀疑是朱据本人实取,便严刑拷问当事人,把人打死了,朱据可怜死者无辜,厚棺敛葬。吕壹凭此就诬告朱据,说他厚葬是为了封口,掩盖自己收缗之实。孙权相信吕壹,多次责问朱据,弄得朱据百口莫辩,“藉草待罪”。数月后,经典军吏刘助发现为王遂所取,如实报告孙权,孙权才感悟道:“朱据见枉,况吏民乎?”可是到赤乌九年(246),时已升任骠骑将军的朱据卷入二宫构争,拥护太子,违忤孙权意旨,即被贬为新都郡丞,近似于从相当于现今军队三总部主官一下子降为县级芝麻官。而且人还未到任,赐死诏书就追赶到了,朱据死年50岁。

同样是为立太子的事,不但太子太傅吾粲“下狱死”,而且连东吴第一社稷之臣,时任丞相、上大将军的陆逊也被孙权派宦官多次“责让”,致令时年63岁的陆逊“愤恚”而死。(详见《生子当如孙仲谋》)到太元元年(251),行将就木的孙权才对陆逊之子陆抗说道:“吾前听用谗言,与汝父大义不笃,以此负汝。”较之于其他帝王者流,孙权能作出这么一点自我批评,算得上难能可贵了。但人已死了,这么一点自我批评抵得过生命的价值吗?不去追究“用人如器”的伪善,“铁血法则”的残酷,而仅凭着帝王者流一星半点的解脱表白,就轻易地感恩戴德和粉饰淡忘,能对得住那么多的冤屈者吗?如果不摈弃那个专制体制,人才的价值,又怎能得到真正尊重和充分发挥?

第十一章 一片疑云留永安

古往今来,几乎每一个历史阶段,都会遗留下一些难解的人事之谜。三国时期最大的待解之谜,不是貂蝉的身世,不是曹操的疑冢,不是赤壁之战是否借过东风,而是永安托孤那一段忠信佳话。整个儿托孤故事其实就是权谋博弈,刘备和诸葛亮在这场特殊的博弈中,都发挥出了超一流水平,直看得人眼花缭乱。

蜀汉章武二年(222)六月,刘备在其悍然发动的讨吴战争中惨遭败绩,狼狈逃回到夔门内的鱼复(今重庆奉节东)才停下来。

他将鱼复改名永安,竟窝在那里,不肯回成都。章武三年(223)春,他染上痢疾,既而转杂他症,终至一病不起。当年二月将诸葛亮从成都召来永安,四月临终前,向诸葛亮和李严托孤,惨淡地走完了生命的最后历程。这就是历史上极著名的永安托孤;因为新莽末年公孙述据蜀称帝期间,托名白龙献瑞而自号“白帝”,曾将鱼复城改称白帝城,所以永安托孤又被习称为白帝托孤。后来的民间述闻以及戏曲传唱,却将托孤本事改造了,变成刘备只向诸葛亮一人托孤,或者用赵云替换李严,变成所谓“文托卧龙,武托子龙”。但无论怎么改造,主题渲染只有一个,那就是刘备与诸葛亮肝胆相照,亲密无间,国事、家事尽行托付,形成一段忠信佳话传唱不衰。

然而,真是那样的吗?与诸葛亮一同领受托孤遗命的李严,自从刘备死后,当世就没有当过一天顾命大臣,后世又被长期掩没,鲜为人知,就构成了一个疑团。《三国志》的记述异常简略,另是一个疑团。《先主传》里仅止提到:先主病笃,托孤于丞相亮,尚书令李严为副。

《诸葛亮传》文字稍多,也只是说:章武三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于成都,属以后事。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

《李严传》则写道:三年,先主疾病,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

参酌三传,刘备为什么要托孤给诸葛亮、李严两人?诸葛亮听了刘备哪些话,为什么会“涕泣”?李严既受命同“辅少主”,并且“统内外军事”,为什么事后并未当此重任,却“留镇永安”?疑团滚滚,聚合成云,简直叫人轻易看不透,异常费思量。连善于把诸如孙坚讨董卓时“枭其都督华雄”六个字敷演成为关羽“温酒斩华雄”洋洋洒洒一篇故事的《三国演义》,第八十五回写到此事,也笔墨收敛,迹近照抄《诸葛亮传》:先主命内侍扶起孔明,一手掩泪,一手执其手曰:

“朕今死矣,有心腹之言相告。”孔明曰:“有何圣谕?”先主泣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王。”孔明听毕,汗流遍体,手足失措,哭拜于地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言讫,叩头流血。

罗贯中显然读出了陈寿的微言大义,才对诸葛亮的如此诚惶诚恐,悚惧失态,将“涕泣”作了传神发挥。要破解托孤疑云之谜,我认为,决不能忽视这样的细节。

其实,对于刘备话里暗藏的机锋,前贤早已经点破。裴松之注《三国志》,完成于刘宋永嘉六年(429),距刘备托孤只不过206年。他注托孤一事,只引用了晋人孙盛一段评语;而晋继魏立,孙盛与三国历史相去未远,所见所识当比他的前人、后人更加清醒。

他说的是:

夫杖道扶义,体存信顺,然后能匡主济功,终定大业。语曰:“弈者举棋不定,犹不胜其偶。”况量君之才否而二三其节,可以摧服强邻,囊括四海者乎?备之命亮,乱孰甚焉?世或有谓备欲以固委付之诚,且以一蜀人之志,君子曰不然。苟所寄忠贤,则不须若斯之诲;如非其人,不宜启篡逆之塗。是以古之顾命,必贻话言;诡伪之辞,非托孤之谓!幸值刘禅暗弱,无猜险之性,诸葛威略,足以检卫异端,故使异同之心无由自起耳。不然,殆生疑隙不逞之衅。谓之为权,不亦惑哉?

孙盛的评语,首先指出了刘备那些话分明在试探,既违道义,亦非信顺,因而“乱孰甚焉”。其次揭穿了刘备那样做决不能表明“委付之诚”,对真正信托的“忠贤”根本不该有“若斯之诲”,对并非“忠贤”之徒说那种话适足以“启篡逆之塗(途)”,因而实属“诡伪之辞,非托孤之谓”。再其次“幸值”云云,从正反两面剖析后果,指斥刘备如此这般运用权谋,“不亦惑哉”。这些一针见血、入木三分的精当评语,裴松之显然引为同调,所以只引孙评作注。可叹千百年以降,治三国史、说三国事的人多矣,对这条裴注竟然视若未见,总把刘备当作仁德信义的标本,把诸葛亮当作忠贞节义的楷模,把托孤故事向着理想愿景演绎,以至将那片疑云幻化成了一片彩云。

孙盛的评语有事理依据吗?有。早在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践行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之道,陆续铲除八个异姓王之后,即已刑白马盟誓,约定“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刘邦死后,吕后篡权,虽然封了吕姓王,对于这条约定仍不免心存忌惮,以之告诫吕产、吕禄。待吕后一死,周勃、灌婴等联手诛灭诸吕,废除诸吕所立的少帝,都以这条约定为旗帜而正名分,明确宣称“非刘氏,不当立”。

(《史记·吕后本纪》)汉武帝刘彻死后,身为外戚、官居大将军、大司马的霍光,与车骑将军金日磾、左将军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弘羊、丞相田千秋同领遗诏,辅佐八岁的太子刘弗陵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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