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上地下-第6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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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成辉一声长叹，“可惜我政府里这么多干部，居然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毛博思说，“应该是会有这种声音，不过是被压制住了，你没听到而已。”
天佑说，“另外，土地出让时，没有举行听证，有关部门也没有制定补偿安置方案，作为土地挂牌出让的前置方案，并成为土地挂牌出让的前置条件，泰华公司取得土地后，没有做好安置补偿工作，严重侵犯了被拆迁户的合法权益。根据《行政许可法》有关规定，国有土地使用许可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关系的，应书面告知当事人听证权。设想当时如果召开听证会，群众把意见说出来，有关部门制定安置方案，现在纠纷大概可以少很多。”
杨成辉说，“天佑，这些话你为什么不早说？”天佑笑了，“成辉，我只是一个商人，在商言商，如果那块地我拍到了，这些我自然会说，现在是王旭拍去了，我干嘛要说。虽然你是区长，但是，政府又不是你一个人的，我也没有义务告知。要是你今天不问，我才懒得说。”杨成辉像看外星人一样看了半天天佑，我说，“这么多年没跟你在一起，你怎么变得这么市侩呢？你有没有一点正义感？这是关乎千百家拆迁户和国家利益的事，你早就知道怎么不反映情况？”天佑忽然哈哈大笑起来，“你们政府失职，失察，反倒说我们的不是，算了，我不跟你说了，我走。”
杨成辉急忙把天佑拉住，“我跟你开玩笑呢，你急什么，怎么还是上学时那个脾气？来来来，跟我说说，还有什么？”天佑扑哧一笑，说，“你呀，天生的政客，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算了我怕了你。最后，我在告诉你个让你想不到的事情，王旭的泰华公司不具备开发资格。”杨成辉一愣，问，“怎么？我不明白？”
天佑说，“一级资质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承担房地产项目的建设规模不受限制，可以在全国范围承揽房地产开发项目。二级资质及二级资质以下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以承担25万平方米以下的开发建设项目，承担业务的具体范围又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确定。各资质等级企业应当在规定的业务范围内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不得超级别承担业务。旧城改造项目建设面积超八十万米，他王旭的泰华公司能符合条件吗？而且我查了一下，他的那个所谓的二级，还是不合法的，因为，国家规定相应无开发经营业绩的，不得核定相应等质。以前他的泰华叫实业公司，只是前几个月才增资改的房地产公司，对吧？准确地将，王旭的泰华公司不具备在旧城片区进行房地产开发的资质等级许可，并无市场准入资格。你记不记得当初我为什么用深圳恒邑来交保证金的？那就是为了这条。”
杨成辉听了不断地摇头，“你小子太不够意思，这些你应该早跟我说，你看，我现在多被动？”天佑说，“不够意思的是你手下的那些官员，你新上任不明白，他们能不明白，我现在怀疑，是不是有人封了他们的口，故意叫你不明白。”杨成辉问，“你是说？”天佑赶紧澄清，“我可什么都没说啊？”
一个车队从街道上疾驰而过。高书记陪一个外地的党政考察团参观，路过恒邑环保设备知道公司的时候，他忽然想起了什么，问秘书赵楚，“对了，我上次叫你查一查这个恒邑公司在这里投资的情况，你查得怎么样了？”
赵楚从副驾驶的位置回过头来，“对了，高书记，我打听过了，这个恒邑公司在深圳市做房地产起家的，在深圳做了几个很有影响的楼盘，后来开始介入环保设备制造业，但是主业还是房地产和建筑，最近深圳那个著名的市政道路改造项目，他们中了两个标段。另外，他们的两个楼盘现在已经接近尾声，正在四处寻找项目，可是，前一阶段，在任品哪个区投标竞卖那个旧改项目，败给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本地企业。”高书记问，“那个本地企业是什么背景？”赵楚说，“他们也是做建筑起家，后来也开发了两个小项目，可是论经济实力，那是远远不能与恒邑公司竞争的。”高书记问，“那为什么他们摘了牌呢？”赵楚说，“说来也怪，听说这个公司是在招标之前不久才增的资，而且到现在也没有付清地价款。但是，拆迁早就开始了。”高书记嗯了一声，没再说话。
赵楚想了想，说，“高书记，有句话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高书记说，“你说。”赵楚说，“虽然我的调查结果，大家都说这事是因为本位主义思想在作怪，不想让外来的企业把钱赚走，但是，我觉得外地企业对发展区域经济也是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的，如果我们的干部还有这种思想，那是非常有害的。”高书记感慨地说，“我们这个地方干部思想跟南方有很大差异，上次我看到杨成辉在区政府招商工作会议上的一个讲话，他说投资商可能的成本分显性或隐性两种，投资硬环境包括交通、能源等，软环境最重要尤其是政府效率、人员素质，这三项是影响投资决策的前三位。尤其是第三点，他说了很多，看来他绝对不是一时冲动。跟南方发达地区比，我们这里存量资产不多，扶持本土企业还难以成势；民间资本有限，鼓励全民创业力量有限，必须解放思想，吸引更多的外来资本要素投资聚积。所以，招来商还要服务好，这才是重要的。”
“任书记，我跟你汇报个情况，现在很多干部带头阻挠拆迁。”拆迁指挥部总指挥，政协主席李凯航说。任品问，“你说说具体情况？”李凯航说，“在官员们的带头下，本应于春节前完成的拆迁工作，直至三月份，签约的拆迁户不足一半。这些干部分别属于市直机关、市直公检法机关、市直教育系统、区各级机关单位。这些干部在此地的房产大多可观，比如市公安局的一位科级干部，房子占地600平方米，市检察院一位退休干部，住三层小楼，独门独院，建筑面积近400平方米。他们的理由很简单，说是补偿价格不合理。补偿是严格按照国家的规定来的，其实并不低，是某些人胃口太大。”任品问，“这些干部大约有多少人？”李凯航说，“按不完全统计，大约有两百多人。这些人的工作很难做。拆迁是很得罪人的事，参加拆迁工作的干部压力很大，既要维护稳定，又要完成任务，实在是一件苦差事。”
任品说，“这我能理解，但是，这是项政治任务，无论有什么困难都要完成。”李凯航有些为难，说，“这些干部目前不仅有些思想不通尚未签约，甚至有干部思想不通并非法串访散布各种谣言，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办？”任品说，“为保证工作效率，区效能办还向各级党政机关发出了限时签约通知，告诉未按时完成签约任务的单位，当年的绩效评估和年度考核将被降低，个人和单位的评先资格也要受到影响。怎么没有效果？这样，我马上召开常委会，在会议上由你建议请纪检、监察部门出面找那些不配合的干部谈话。对干扰项目建设的干部，纪检监察部门要采取必要的措施。”李凯航脸上开始放晴，说，“我明白。”
第81节
任品就是这样的性格，任何一个要想在常委会上通过的想法，他都是事先找一个人叫这个人去提，自己在一边听，到最后发言时，也不说行，也不说不行，反正最后投票的时候，他会投给自己的这个想法。我们这个体制叫集体领导。所谓的领导就是大家领导，民主嘛。但是，任何一个组织，都必然有一个对组织负责的负责人。这个负责人，在其任职期间，根据组织既定的目标进行创造性的工作。这既是组织效率的要求，也是维护和确保组织所有人利益不受到根本损害的要求。这个负责人，在其任职期间，应能按自己的想法对组织的重要问题进行拍板，并对组织的所有问题负责。当然，这个负责人应是组织按定规则选任的，其行为应受到组织的监督，其决策应合乎组织既定目标，并承担决策后果，若决策后果危害组织根本利益，或其行为违反组织规则，则可按一定程序免除其职务。
而事实呢？从实践上看，问题不是负责人的个人霸道，而是没有来自组织的监督制约，尤其是没有纠错机制。而与我们不同的是，西方的组织负责人民主选举的，然而一旦新的领导人确定后，实行的就是与个人独裁相似的个人负责制。这种个人负责制效率很高，但由于有监督制约机制，这个负责人就不能乱来，而且若犯了众怒，还会被中途拉下马。其实，集体领导要么是无人领导，比如对棘手问题，或有可能损害个人名利的困难问题，谁都不愿意表态，谁不愿意去解决，都想推脱责任，甚至站在旁边看那些敢于出头人的笑话，期待别人失败后他来收拾残局；要么是谁都是领导，对于有利益的事，大家都想干，都争着干，各按各的想法干。
就说现在拆迁吧，问题，虽然找已找了很多的解决办法，但却因几个集体领导成员看法不同而久拖不决，任其问题越来越严重。有一些问题，虽然也有了组织决议，但领导就是各行其是，各自的解释都相互矛盾，不能一致。以至于政令混乱，很令区里的下级干部和普通群众苦恼。但是，也不能说这种集体领导没有好处，至少是一个重大决策出台以后，如果发现其造成了重大失误，可以集体负责，用不着追究哪个个人的责任，至少会减轻对责任的追究。所以，任品深谙这个道理，这些年他之所以顺风顺水，玩儿转集体领导那时他绝对比别人高明的事情。
李凯航走了以后，他又叫来庄潮红如此这般的交待了一番。于是，一个关于拆迁工作的情况通报以及解决办法的会议召开了。李凯航代表拆迁指挥部向区委、区政府递交了《旧城改造项目签约情况汇报》。上面称：旧城改造项目目前阻力相当大，主要来自干部。汇报中，很多干部被点名。其中包括申政府的一名副厅长、另外一个区的区委一位副书记，以及外县的几个县委常委等人。汇报还指出，一些干部目前思想不通尚未签约，甚至有干部思想不通并非法串访散布各种谣言。经过激烈的争论，多数人建议，请李凯航代表区委、区政府找这些同志开一个座谈会。
座谈会开过以后，李凯航向区委区政府汇报，说这些干部是漫天要价，无理取闹，希望区委区政府有所态度。于是，开始向区管干部开刀，区纪检部门的领导就曾多次找部分人调查、谈话，内容都是类似工作期间的考勤是否属实、曾经有过两个月的病假条有没有作假、从外地调回的手续是不是合法等事。于是，干部们开始顶不住压力开始签约。看到情况开始好转，任品叫李凯航在一次会议上就旧改项目攻坚工作讲了如下一番话，“我区发展氛围浓、工作力度大。旧城改造项目是项目攻坚工作的重中之重，牵一发而动全身。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到，而且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