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陋的韩国人-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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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他打断我的话，反驳道： “你旅居日本，所以你喜欢日本人，是不是？”出租车司机突然生气了。“日本人至少不像大叔您说得那样坏。韩国有很多东西应该向日本学习。”我的话还没有说完，他一个急刹车将车停了下来，然后是勃然大怒，对我破口大骂：“听上去你这家伙是个亲日派，日本那么好，你来韩国干什么？我的车才不拉亲日派，赶快给我滚下车！”到今天，我的眼前还会浮现出那张因气愤而扭曲了的脸，像发怒的狮子一般，恨不得把我咬死。我只好摇摇头下了车。当我再次坐上—辆出租车时，我下定决心，不再说自己来自日本了。
真是可笑之极I暂且不论出租机司机这样的做法对客人是否尊重，我不过是将日本人和韩国人进行比较，谈了自己的体验而已，就被扣上了讨好日本人的“亲日派”帽子，这种“光荣”，令我不胜惶恐。这件事件我亲身感受了不允许自由表达个人意见或不同意见的韩国社会。一向标榜建设资本主义、民主主义理想的韩国，水平竟然如此低下，作为生活在海外的同胞，我深感震惊，
2。绝不容许自我批评的国家
由此，我想起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在全国范围内肃清反动派、反革命分子时，令人不寒而栗的气氛。它作为特定意识形态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运动还可以理解，但在标榜自己是自由主义发达国家的韩国，人们却要生活在这样可怕的不自由的空气中，实在让人难以接受。
韩国是一个压抑的国家，它试图将所有的东西都像罐头一样压缩在自己狭小的国土上，只剩下建立在臭烘烘的辣白菜缸文化上的苍白无力的“自由”和在“我们国家”、“我们民族”这个辣白菜缸中咕嘟咕嘟地腐烂下去的社会。
只有“爱国心”、“爱族心”才是韩国至高无上的法则。可以大声喧嚣，大肆鼓噪，说韩国是充满自由的国度。其实最没有自由的不正是韩国吗？在酒馆里聊天，尽可以毫不留情地贬低、批评政府，批评金泳三， 但是绝对不允许批评或否定“我们国家”及“我们民族”。
3。围绕竹岛问题日韩两国国民的不同反应
最近，有关日韩两国关系的竹岛问题在韩国引起了轰动，人们奔走呼号：“独岛（竹岛在韩国的称呼）是我们的土地！”这已成为绝对神圣不可侵犯的真理。在韩国，“独岛不是我们的”这种话万万不能说。一日，谁借着酒劲儿说出：“独岛是日本的国土吧？”那么他一定会被指责为“民族的叛徒”、“亲日派”、“卖国贼”。
同样的问题在日本社会是什么状况呢？我曾经问过日本人：“你们认为竹岛是日本的领土吗？”有人根本就不知道竹岛的名字，有人则说：“大概是日本领土吧！”也有人说：“不是韩国领土吗？”其回答各不相同。甚至有很多知识分子主张：竹岛不是日本领土，而是韩国领土。
但是在韩国，只能在一定是“我们的领土”这一绝对不可动摇的前提下进行讨论，绝不允许“不是我们的领土”这种否定或疑问式的言论自由。这是一个绝对走极端的国家。
4。绝对不允许“亲日”的国家
所谓的“反日派”、 “亲日派”的区别也是一样。必须说日本—切都不好，哪怕稍微露出—点肯定日本的苗头，都会被贴上“亲日派“的标签。在我居住的广岛，有—位来自韩国的崔吉城教授。崔教授近年来根据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研究的成果，提出日本殖民地的现代化理论，主张韩国人应该反省以往的“反日”情绪，并在日本积极进行演讲和著述活动。
我很钦佩崔教授有别于普通韩国人的思维、尖锐的探求精神及正义感，但是在日本的韩国人，却诽谤中伤崔教授是“亲日派”。
如果真的是那样，那么，不能出现更多像崔吉城那样的“亲日派”，预示着韩国的未来将是一片黑暗！有这样一件事。1997年夏天，我见到了一位年轻的韩国实业家K。交谈中偶然说起崔教授，他不顾我们是初次见面，情绪激昂地说：“崔教授是亲日派！我绝不见那种人！”韩国人简直如同说恋人的名字一样，动辄给人贴上“亲日派”的标签，对这一点，我感到滑稽极了。
过去，大文豪李光诛作为“亲日派”、 “卖国贼” 遭到流放，就是因为发表了《民族改造论》，提出应该改造“平凡地生活在殖民地的优秀人才”，应该改造民族的病体，有这种雄心壮志却被骂成是“卖国贼”，其“罪名”至今也没有能洗清。
可谓“中国的李光洙”的大文豪鲁迅曾经毫不留情地批判中国人的“奴隶根性”，但是同时作为伟大的文学巨匠和革命文人，他受到了人们极大的尊敬。两厢 比较，真是天壤之别。
5。对日本的殖民地政策给予客观评价的新动向（这部分内容明显美化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
最近在韩国学术界，出现了突破以往的民族主义式的、极端的“反日”思想禁区，更客观地评价日本殖民统治的动向。说起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时代，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的“侵略和掠夺”的史学观点一直占绝对上风，但现在也出现了以往不曾有的观点，主张不仅要看到其掠夺的事实，还应肯定其对韩国的开发并促进了韩国的现代化。
在韩国提出“殖民地现代化论”的学者，首当其冲的是汉城大学经济学部的安秉直教授。安教授认为有必要纠正过去在韩国人们已习以为常的历史观，应该重新评价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时代的开发，提倡修正以往将独立运动势力特权化的历史观，以及由于反日情绪而被扭曲的历史观。
安教授提出，殖民地时代朝鲜取得的很大发展，不全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做到的，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日本殖民地开发的结果。应该重新认识殖民地化的过程中，日本带来的货币制度、土地调查等现代化制度的价值，并承认日本在学校、港门、铁路、公路、通讯及银行等方面的扩张开发所带来的贡献。
我在中国生活的时候，多次听祖辈讲述关于日本在帝国主义时代在中国的开发，但是在韩国，安教授的主张却很难被人们所接受。民族主义历史观派的学者，对此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和反驳。汉城大学社会学科的慎镛夏教授，就严厉地谴责安教授的“殖民地现代化论”是被日本方面“殖民地美化论”所利用。
这很自然，在没有言论自由的韩国，对那些伤害“民族”、“国家’’的意见不会有人拍手称快。即使在心里表示赞同，也不会冒着风险将它表达出来。韩国社会原本就不允许既不黑也不白、既不大也不小的中间层的存在。也就是说，只要不是贵族，那就—定是奴隶。行为稍有出格，就会成为众矢之的，遭受压制或轻视。
三、为什么韩国比日本缺乏创造性
1。不可模仿他人的强迫意识
我有个日本朋友叫中田，与韩国女留学生恋爱并结婚。有一次见到他，问他结婚一年的感受。他的回答很有意思：“妻子总是在教训我，而我总是被教训。”问其原因．理由是：韩国妻子总是喜欢教训别人“这么做”或者“这么做不行”，丈夫觉得自己更多地处在被教训的境地。“也许这是日本人好学的特性。”丈夫如是说。对此我也有同感，禁不住笑了。
在韩国人的意识中，教别人就比别人优越，被教则好像低人一等，学别人有伤自己的自尊心。这与被动的日本人正相反。韩国这个民族最讨厌学习，尤其是模仿他人。实际上，与其说韩国人回避模仿，不如说他们看不起模仿，而一定要创造出某种带有独创性的东西。
“独创性等于不模仿”，韩国人的这种强迫意识非常强。实际上与这种观念意识正相反，人类的文化并不是像泉水—样白己涌出来的，而是通过传播和包容，取得了发展和进步。也就是说，无视其他种类文化的存在，就不可能具有独创性。在国际化时代的今天尤其如此。
韩语中的学习一词用“工夫”来表示，其实就是从中国汉字学来的。韩国人讨厌模仿，大肆宣扬“独创性”、“原创性”，但韩国文化本身，其实就是原原本本地模仿中国文化而形成的。并且今天仍在通过主动学习西方文化及日本文化（虽然憎恶）来发展自己的文化。
但是不可思议的是，韩国人高喊“不模仿”，已经成了顽症，于是就误认为自己的文化有独创性。归根结底，它不过是韩国人的一种意识形态，并且明显地偏离现实。现实地讲，韩国人是模仿的超级优等生。韩国有种风潮，他们看不起日本文化，称其为“模仿文化”，事实上他们比日本人更忠实地模仿中国文化。
日本是有分别地根据某种选择的原则，巧妙地区别模仿或不模仿，即使模仿，也是经过了改良的吸取。相反，韩国则是毫无区别，全盘接受。到头来竟然狂热地认为：在中国，汉族的明朝被夷族（满族）的清朝所灭，所以中国中华文明的命脉已经断了。因此，他们主张朝鲜才是继承了中华文明传统的正统的“中华文明”。出于这种传统中国文化的意识，韩国人至今都绝对不承认韩国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翻版，而是原创的文化。
2。日本始于模仿，又超越模仿
与韩国讨厌“模仿”形成显明对照的是日本。在日本，模仿就意味着学习。现代日语中的“学习”就出白古代日语的“模仿”一词。对日本人来说，所谓的学习就是真正的模仿的开始。日本人从古代开始，只要是先进的异国文化、异国文明，都会坦率地对其作出评价，并且迅速引进，进行复制加工，然后创造出具有独创性的东西。
这其中隐含着日本人学习的本能。日本的传统艺术自古以来就沿袭着“守”、 “破”、 “离”这样一个流程。“守”就是从根本学起，从基本技巧开始原原本本地进行模仿。接着就进入打破其传统的“破”的阶段。通过打破其古老的格式、模型及技术，最终摆脱学的阶段，进入“离”的境界，即在这个阶段彻底确立自己独创的东西，树立新的自由的独立的空间或流派。
日本人经过“守、破、离”这样三个阶段，在40年间对从外国引进的东西完全具备了凌驾于其原创之上的才能。不仅在现代产生了以“日本制造”的高度信誉和性能而自豪的汽车及工业产品，而且日本自古以来就具备了学习的才能和气质。
始于彻底模仿的日本人的“学”，其本身就是一种独创。火药枪最早是由登陆种子岛的葡萄牙人传入日本的，那时候仅仅只有两支，但是40年后的1583年，日本的火药枪就已经普及到全国了，其质量和数量都达到了火药枪制造国的水平。
以焊接术来制造铜制佛像的方法，在708年传人日本，在大约40年后的747年，奈良巨大的铜制大佛就开始开工兴建了，而向日本传授了铜焊接技术的中国和朝鲜．当时还没有建造出这样巨大的铜像。
产生这样超速度的秘诀究竟在哪里呢？正是因为日本人对引进的先进技术具有复制、挖掘、消化的能力。这种潜在的能力正是日本人特有的独创性。但是，这种深刻领会学习方法的能力，真的是一句“善于模仿”说得那般轻松吗？
3。过于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