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学与当代文艺思想-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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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欠罪就是耽误。 戈施尼克去求助其他人,错过了机会,耽误了他照料那两个他有义务保护的犹太人;他的妻子和孩子。 他想保持对两个人的爱,无论如何不愿把这种爱分开来。 但当他应征入伍时,这两个孤苦伶仃的人自杀了。 戈施尼克犯了罪过,他对两位老人的错负有罪责。然而,折磨人的往往并非大罪过,而是日常的、不得不承受的罪过。 可以这样讲:为了能生存,人不得不是有罪的。没有无辜的生命。 那种无辜的生命大概是用经过化学消毒的脱脂棉包裹起来的。 作为作家,我的知罪是我真正的创作动力。 我一开始写作,就已欠罪。 这时我忘了。 我的写作是以我周围的人为代价的。我自己得明白只有当我否认罪过时,才会沉重。 我自己当然不能赎清罪过。 但我也不能与我的自知有罪相安。 我不得不试图去查找罪的根源。 譬如在我写书的每一天,第三世界都有3万儿童在忍饥挨饿,这就是我的罪之根源,是否最好抑制这种知罪意识呢?不行。 我必须使自己意识到,而且要一再意识到。只有如此,由于我不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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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还在继续写,才能够过另一种生活,即生活得更有目的,更紧张,更自觉。 我承认,这是一种补偿伦理学。 因为,也许我本来该去第三世界,至少可以救出一个孩子。 我并不满足于代替我赎罪的某种捐赠。 这与良心自责有关。您还想知道我如何理解赎罪。 我不相信这个概念。 他有一种基督教的异味,成了一种精神讨伐,其目的是索取我,而非索取我手下的牺牲者。 到底应该赎的是什么?例如,是我打人的那个打呢,还是打的后果?我可以后悔打人。 但我可以赎回打人吗?打人一拳,给他跪拜50次。 然后呢?不义取消了吗?当我为我手下的牺牲者头上的弹孔感到抱歉时,牺牲者由此得到什么吗?那个弹孔会愈合吗?
问:我们在交谈中经常使用上帝一词。 我想问一下:依您看,上帝一词是不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词呢?
答:它是我所知道的一个含义最丰富的词。问:这又有什么意义?
答:意义,生命的意义,死的意义。 整个人类生存的意义。上帝是心灵庇护、内心依靠的同义词。当我说“上帝”
时,我就用信仰他的眼睛在“看着”他。 但我既是作家,那么这种景观转变对我来说就并非特别困难。 我必须设身处地为我笔下的每一个人物形象着想。 既然如此,为什么就不能以一个信徒的形象去想呢?
问:我还不太明白。 怎样用您自己的世界观来解释伦理呢?依照您自己所要求的这种严律态度,如果没有某种绝对的东西作为前提,您的伦理学的根据何在?
答:我从自己自由选择的孤单中得出我所希望的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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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这种孤单是我写作的前提。 这种不断的与世隔绝需要一种成义,需要规则。 在与人们交往时,必须再使它得到平衡。 人固然无法作为社会独角兽生存。 但这只与赋予我本人的行为方式有关。因为文学与生活之间的距离很大。因此,您所说的作为伦理学之动力的绝对,也许就存在于现实与稿纸之间。我给自己提出的严律就是:我要比我所是更人性一些。问:最后一个问题:您是否不喜欢基督教徒?或者,也许您对他们抱有某种期望,甚至愿望?
答:我怎么能不喜欢一种世界性宗教的代表呢?我在一种应用的基督教中看到能够阻止不幸的军备竞赛的部分力量。 教会本当停止政治性的斋戒。 各基督教政党本当成为真正的基督式的,即既要有斗争性,又温和,或者说要去掉它那过高的缩写字母“C”
(指基督教)。
问:这么说,您并不相信基督教会过时?
答:世界的人性化是若干代人的使命。 任何一个基督教徒,一旦他开始按基督教的精神行事,都不会失业。
附:《安慰》W。 施努雷
别怕,要是有一阵黄色的西罗科风③,给你带来消息,这生命是一个脑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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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已枯萎的蚁类脑瓜的梦幻:
上帝已经飞向文鸟的巢穴;他帮文鸟筑巢。
别怕,要是装饰美丽的蛇类的平原呼唤你,一种还不太闻名的蜥蜴的背脊在天空开始闪光;上帝把哈耳皮埃变成朋友:女妖正磨利自己的双爪。
注 释:① 希腊神话中的鹰身女妖。 ——译者注② 这里指尼布甲尼撒二世(约公元前630—前562)。
公元前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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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他率军占领耶路撒冷,将犹太国王约雅斤掳到巴比伦。 ——译者注③ 欧洲南部的焚风。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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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圣经》是作家创作的素材
——论马克思主义与犹太教
同S。海姆的对话
问:海姆先生,1981年您发表了长篇小说《阿赫斯维》①,使许多把您看作社会批判性作家的人感到惊讶,因为您涉及到犹太教和基督教一类的宗教传统。 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您思想的参数,因此我想提出如下问题:这一切是怎样交汇在一起的,您在犹太教、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做了什么综合,又是怎样实现这种综合的。 您是在何种犹太教的气氛中长大成人的?
答:我父母是自由思想的犹太人,不是正统教徒。 我很小时就理所当然地被带进了犹太教堂。 尽管孩子接受的印像比一般想像要深,但后来我还是把自己的宗教义务看得一文不值。问:那您是听过犹太教的课程的?
答:听过,不过并没有留下很深的印象,都是随处可闻的普通内容。问:所以不能说宗教教育在您身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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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答:不能。 不过别的印象还是有的,譬如后来我在布拉格。 犹太传统大多通过文学对我产生影响。 譬如海涅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或者说还有莱辛、门德尔松。 我年轻时就已对这一类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问:这是同化了的犹太教传统?
答:是些口号。 不能用这些口号来给我分类。 当然,接踵而至的还有声势极大的排犹运动。 它迫使我意识到自己是个犹太人。 我有一阵子还是犹太童子军的成员——这一点您可以想像。 不过这种事之所以发生,恰恰因为别无他路。 那是1933年前的事情。当时德国排犹的势头已经非常大,纳粹的苗头已经显露出来。问:重归巴勒斯坦当时没有诱惑您?
答:没有。 我认为犹太复国主义不能解决犹太问题。问:移居巴勒斯坦对您来说从来就不是一种诱惑?
答:不是。 移居从来不是一种诱惑,甚至从来也不是一个问题。 依我看,排犹和犹太问题是一个社会难题,而非民族难题。问:您的犹太人身份不是通过犹太复国主义,而是通过犹太文化表现出来的?可以这样讲吗?
答:可以。 当然是通过犹太传统。问:从什么时候起,马克思主义在您思想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对您来说,“宗教批判”也是“一切批判的前提”
吗?依您看,发现马克思主义同“无神论”是有联系的?
答:在那些年代我本来就没有信仰过亲爱的上帝。 我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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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个上帝是一种被利用的臆造:如海涅所说,是从天而降的“睡吧,睡吧”的声音。 因此,我对马克思的著作并没多想,便同他的见解一致起来了。 当时,亲爱的上帝与非常反动的团体和反动的思想勾结。 在犹太人那里不如在基督教徒那里厉害。 如果仔细看看当时新教和天主教的政治观点和活动,您就会明白我所指的是什么。在纳粹时期出现认信会②绝非偶然,它要反省宗教到底是什么。 实际上,当时的新教和天主教会,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来表达,都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臂膀。 我通常并不这样认为,因为这太简单了。 然而,当时的情况就是如此,不是吗?所以我也把基督教看成是社会固定阶层中的一个反动部分,这个阶层在牧师和教会的默许下,一步步靠近纳粹。 看看路德派当权者的思想,当时的牧师的观点,看看他们对军事和民族问题的态度,您就会明白我的意思。 教会干脆就站在纳粹一边,犹太教堂不是那么明显,因为它们也属于被压迫者。 但如果情况允许,犹太人当中的资产阶级阶层也同样会站在反动派一边。问:您是作为犹太人长大的。 后来,您的宗教批判想法把这一阶段勾消了吧?您的宗教批判思想并不得自马克思主义,您不是通过宗教批判,而是通过社会问题找到了马克思主义。 这样说对不对?
答:是这样。 当时是失业时代、危机时代。 人们在思考:这场危机是怎样发生的?各种宗教都不能解答这一问题。 必须询问危机的社会根源。 既然失业和危机导致了国家社会主义,导致了一种糟糕透顶的解决办法,所以必须反对它。 至少我当时作为一个年轻人这样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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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因此,您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是无神论者?
答:又在对我作分类了,这并不适合我的情况。 我当时是青年,有感情。 要是您当时对我讲:“你是无神论者!”我也许会说:“真的吗?”要是有人对我讲:“你是马克思主义者吗?”我会回答:“您知道,我读马克思的著作很少,怎么会是马克思主义者呢?”
我当时观察世界,并从这些观察中得出了我的结论,当然,在观察时总带有一个年轻人所具有的那些印迹。问:在您的文集《道路与弯路》中可以看到:在民主德国的社会制度取消对您的支持之后,您在民主德国往往只能在教堂里露面。 这是否改变了您对教会的态度呢?
答:当然。 不过教会也变了。 如您所知,1945年,在民主德国实行了教会与国家的分离。 由此便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譬如今天在捷克斯洛伐克,牧师往往还是领取报酬的政府职员。那里有一个对政府毕恭毕敬的教会。在民主德国,教会被迫自己养活自己,被迫过自己的生活,被迫醒悟。 在民主德国的新教教会里,大多是年轻人,这些人有一部分是比党③内的官僚和干部更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 他们读的马克思著作要多得多,运用起马克思著作也比那些官方人士要生动得多。 由此便出现了一种非常奇怪的情况:教会如今(至少部分地,在它的一些教区,主教管区内)是一个我想称之为进步组织的团体。 我还想把它归入党的左派。 我总把左看成革命的,把右看成保守的。 那些官方人士是保守派,右派。 教会相当左。 既然我一生都站在左派一边,那我当然也就非常乐意利用这个在别的地方不允许,而只有在教会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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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朗诵我的作品的机会。在克姆尼茨④的一座教堂里,我给上千人朗读《阿赫斯维》的一些章节,这部小说是一本很复杂的书,当时有一种简直令人神往的安静。 可见,他们并非都是受到宗教束缚的人。 这就是我们的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