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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部分

草根家事-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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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老师没有为这样的“转移”而申辩,只要人家做了决定,申辩是毫无结果的,何况也没说你犯了什么错误啊!

要知道,“革命干部犯了错误是不能公开的”,这就是当时处理“嫌犯”的原则,例行公事的做法。公社党委会的“意见”,还给他一个体面的说法——“深入基层锻炼”……

“深入基层锻炼”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得到的圣旨,那是对后备干部的恩赐啊。但人人心里都明白,“深入基层锻炼”也是削职为民的代名词。

王老师不再思谋什么东山再起的抱负了,像所有的家长一样,他把希冀倾注于两个小儿子身上。就在他憧憬下一代的微笑中,一个晴天霹雳让他的心支离破碎,哭干了眼泪。

来到曹家中学第二年的夏天,其中的一个孩子在辽河洗澡不幸溺水身亡。

王老师悲痛不已,精神几近崩溃,人在恍惚中度日,神情也颓唐了。

一次,我到他们学校采访一位老师的事迹,顺便看看他。他显得很激动,泪眼汪汪。

“唉,想不到你还来看看我……”

我没有什么更好安慰的话,也不想多说,痛定思痛是更痛苦的,奈何多言多语旧事重提?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让知心的话在无声中交流,会更适合我们之间的“革命情谊”。

我也没有料到,这次握手,竟然是“最后”一次了。

 2 温文的上司(冒牌上司)(2)

2温文的上司(冒牌上司)(2)

又一次去曹家中学采访,有老师告诉我,王老师到新民市内上班了,家也搬去了。他执意离开这里,大概是这里的一草一木都会撩起他的辛酸与惆怅。

至今我还在想:王老师真的有“问题”吗?即使有,会有那么严重吗?这样的“问题”假如放到现在,还算是问题吗……

在我受命于王老师领导的同时,还有一位上司在异地对我们这些民办教师施展着遥控。这位上司,就是于海庆老师。

我们一些德盛堡大队的民办教师,工作、业务上听从二道房学校的领导,人事权、“经济权”掌握在本大队的手中。每年年末大队给我们多少工分也是大队一言九鼎。当然了,大队也要听听各个方面的意见才会定夺。

听谁的意见?于海庆老师的意见十分重要,左右着大队的意见,却无视我们的意见。

于海庆得说是我们的长辈了,公办老师,与家父同龄。他既不是校长也不是主任,是个“负责教师”,大队委派的,因为德盛堡小学太小,只有四年级以下的学生,公社不下派。

在他的概念中,只有公办教师才是知识分子,民办教师就是拿笔杆子混饭的农民,他就是天然的统治我们的上司。

“文化大革命”,于老师遭受严重的打击,造反派打得他几乎体无完肤。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人性”,他在乡亲们中,早就有“没人性”的雅号。不管他见到谁,谁都没见他笑过。用鼻子说话是他的特征,看别人的小脚是他的功能,向领导打小报告是他的家常便饭……于是乎,好多人早就想暴打他一顿,怎奈找不到借口。“文革”来了,那些人终于在他身上找到了破绽,寻到一条“下蛆”的缝儿。

解放前,于老师做过伪保甲的会计,虽然保长才够专政的资格,但他是保长的走狗,也该挨打。游斗他的时候正是盛夏酷暑,伤口上沾满了苍蝇,却没有一个人对他有同情之感,没有一个人为他喊冤的,哪怕是在心中。

那时候流行一句绕口令,叫做:“好人打好人哪该,好人打坏人真该,坏人打好人不该,坏人打坏人活该”。于老师挨打起码属于后一种。

“文革”结束了,被专政的大多数人都成了“英雄”,不是领导的都得到了提拔,多年的老教师嘛,有一定的教学经验。

人家是英雄,只有他还是“狗熊”,看在他那忠实于“主人”的份上,大队就封他为“负责教师”了,他就很“负责”了。

说他是“狗熊”,众所公认。教了那么多年的书,到他退休了也不会5、6年级算术的四则运算,汉字读音分不清平舌翘舌。凡是一有统考,他教的课程和班级基本上回回倒数第一。在他的领导下,德盛堡小学的教学成果,只得到一个民谣的奖赏,倒是人人倒背如流——

德盛堡,往后数,不是第六,就是第五。

说他“负责”,众目睽睽。他专门负责收拾比他强的民办老师,让他们的经济收入永远保持在生产队九等人的水平上。因为你是农民,就不能高于农民,这就是他说服大队给我们工分的理论依据。

其他大队的民办老师,每年的工分都是上等的,和打头的差不多。而我们只有人家的70%,在全公社保持最低的水平。我们去大队理论,每每都是他出面答复,且振振有词。

为了体现党对民办老师的温暖,国家每个月发给我们5元钱的生活补助。那时的5元钱了不得,很多生产队都是零分值。5元钱可以买好多东西,我记得5元钱够我们一家油盐酱醋的费用了。每到月初,都盼那5元钱到手,早就有打算了。

于老师压低我们的工分份额,把5元钱打进年终的工分里,平衡了……

他不讲理,和我们叫号:“不乐意干就回家!”

1972年,所有的大队几乎都有了初中班。我们几个属于德盛堡大队的民办老师也回到了德盛堡学校,不得不听从于老师的摆布。现在,人事权、经济权都归一统,人人心中焦虑,个个心情暗淡。

于老师终归是于老师,德盛堡学校的编制一扩大,“草寇成不了大王”,于老师头顶上的“负责”2字缩编了。

到了新的学校,于老师很不适应和我们平起平坐,依然摆出公办老师就是民办教师的领导的架势,还是我行我素地去大队打小报告,说我们不听摆弄。

果然,一天晚上大队的书记找我们这些小子辈开会。

这书记不是别人,正是于老师的表弟李秀清。

书记找我们开会的内容会是什么啊?思来想去,我们得出一个和于老师相反的结果。

又是果然,李书记没有责难我们,鼓励我们好好干,工分的问题好解决,绝不会低于其他大队!

他所以能做出这样的表态,其原因主要有两条:

于老师名声狼籍他彻底地领悟了,和他沆瀣一气等于向世人宣称他们是一丘之貉,此其一。其二,他的二女儿就要来学校上班了,优惠政策怎么也得有个提前量吧……

于老师自讨没趣,三十六计走为上,不久就去了别的学校。

新来的学校领导不是别人,正是我的家父,他在这个学校一直干到离休为止。

我不愿意和父亲在一个单位工作,刻意离开教育部门去公社上班做气象员,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这也成了我有那么多上司的历史背景。

 3 如毛的上司(古板酿祸)(1)

3如毛的上司(古板酿祸)(1)

1976年8月1日到1998年9月初,在这22年的时间里,公社变成了乡政府,机关官邸由原来的平房拔高为楼房,我也从青年过渡到头发渐渐花白的岁月中来。那年我还不满55岁,但领导我的上司何止55位啊,堪称多如牛毛!

在农科站搞气象时,有阎站长史副站长两位领导领导我。张柏春虽然是站员,但他是国家的正式干部,领导不在,我就听他的,他是我实实在在的领导。站级的领导之上,还有分工负责的部门领导,部门主管的领导之上,还有党政一把手的领导。除此之外,县里气象、农口系统的各级头头们也是我的领导。下乡蹲点,我要接受“片”(几个大队、行政村为一个片)、“点”(一个生产大队、行政村为点)领导的领导。加上我工作部门“频繁”的调动,加之领导走马灯似的迁升调换,领导“繁衍”几乎成几何级数的增长,难以计数了。

刚到公社,直接领导我的,也是和我首次谈话的,是农科站的史贵华站长,公社党委委员。

史站长出身贫寒,一身正气,在机关里“没门没派”,没亲没疏。在许多公社干部的眼里,他没有一个“知心朋友”,属于“独立派”,或“游离派”,不会搞小动作。解放初,老史是农会干部,讲惯了原则,一切行动听指挥,党叫干啥就干啥,淳朴实在得很。他没念几天书,但由于肯学和工作环境的关系,自己的工作计划和总结从来不责成他人代笔,这在领导中少有。

老史下乡蹲点喜欢带上我,他说可以向我学到很多的东西,其实我在他身上受益匪浅。蹲点的时候,他不会找借口回家看看,我们年轻人就陪他吃住在村上,只有星期天才回家换换衣服,农忙时,几个星期也不回家。

社员们看他穿戴很简朴,就和他无话不说。有些村干部就不同了,他们认为老史不够派头,是个大老组,就像对待农民那样对他“不恭”。老史讨厌以衣帽取人,当然也对这些人另眼相待。史站长的“跟头”就栽在这帮人的身上了,有道是,强龙难压地头蛇!

他们可以小瞧你,但你绝可小瞧他们!这是他后来的感慨。

村干部往正道上走,是群众的带头人,龙头;往邪路上迈,那就是一条地头蛇,毒害一方水土。有的连党委书记对地头蛇都惧怕三分,和他们称兄道弟,这是后话。

1977年秋末冬初,老史和我去一个很“不错”的大队抓秋粮征购工作,在“不错”的大队铸成了“大错”,老史中计又“中毒”。

这个大队迟迟不组织个生产队送交征购粮,受到公社领导的严厉批评。大队书记不做自我检查,反倒说“冤枉啊,郭书记啊,是老史不让我们交的……”大队书记信口雌黄,党委郭书记不问青红皂白,老史李代桃僵,受到不白之冤。虽然后来弄清了来龙去脉,但“后来”是多长的时间啊?半年后!这对老史已经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只落个悔之晚矣,又有什么值得可以弥补的呢?

在老史的建议下,公社“撤消”了这位阳奉阴违的书记。没过多久,老史被调到别的大队蹲点,那位书记又直溜溜地站起来了。

对这件事的处理,我对郭书记很有看法,就凭那位大队书记的几把眼泪,怎么就抹掉了自己的是非呢?

老史所以“中毒”,是那书记领着一帮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大吃大喝被老史抓个现行。书记眼珠一转,当即就请老史上座同干共饮。老史“不识抬举”,一股怒气,转身走了。

老史走有走的道理,他看不惯吃吃喝喝那套,骨子里觉得恶心。再说了,你为什么不先请老史啊?抓到你了,你才想起来“让座”啊,心里没有人,眼睛里小瞧人'奇。书',这是我的感觉,不是老史的初衷。

我和老史回到蹲点的住处,刚到屋里大队的通信员就送来好几斤肉,说是书记的“关心”。老史拒收,书记闹个“卖不了的烧鸡——窝脖回来了”。书记觉得这事不好,决心和不识抬举的老史较劲,于是,恶人先告状,告到郭书记那,倒打一耙“反客为主”先下手为强……

郭书记个子不高,也是老早年的农会干部。他到这个公社当一把手有两年了。他的信条,无一不在工作作风上,和外部表情上体现得淋漓尽致,那就是大权独揽,唯我独尊。

他在机关里有个外号——“寡妇脸”。整天一脸的哀怨,如丧考妣,且与杀气腾腾的神色混杂在一起,人人见了唯恐避之不及。他不骂人不说话,不骂人就觉得自己没有尽职尽责,就觉得自己比别人矮了一头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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