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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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思哈谦卑地回奏说：“诚如圣谕，其中自有阴谋不逞之犯。”（朱批：“无用废物！”）阿思哈说：“臣至愚。”（朱批：“竟是至愚。”）阿思哈接着说省科举考试时（考官）例用蓝笔，但他带着墨笔以“备缮折奏”，随时报告妖术案情。（朱批：“有何关系！”）不管怎样，弘历十分生气，在这种紧急情况下，阿恩哈应该让布政使代理考试事宜。阿思哈“平日尚属实心办事之人，不意其亦染外省模棱恶习”。至此，清剿在皇帝和官僚之间已变得如此敏感，以至于官员的无能本身也成了目标。
阴谋的升级
整个8月，弘历在承德避暑山庄收到了一大堆关于妖术的互相矛盾的消息。案情从南方蔓延到北方，又从北方发展到西方，案犯行动之迅速远远超出了各省督抚们的反应。虽然抓获了无数嫌犯，但弘历知道他们都是来自社会边缘和底层的和尚和乞丐，为隐匿的妖党首领所雇佣。到9月初，弘历已经确信，妖术威胁并不仅仅限于地方社会，很可能也是冲着王朝本身而来。由于大臣们的建议，他宽赦了农夫孟士会等人。但是，民众可能会因此认为被割辫后可以连根剪去辫子以避妖祸。那么，接下来会是什么呢？
9月7日，弘历给七省督抚发出了一道上谕，终于将剪辫妖术与剃发联系起来。他指出，迄令为止所有抓获的罪犯显然都是一个更大阴谋的工具。一方面，阴谋家们雇募乞丐和流浪汉为他们偷辫子，而不告诉他们这辫子作何用。关于叫魂和造桥的信念固然属于“荒唐不经”，这本身就应受到严厉的追究。但是有谁能说剪掉整条辫子以避祸的谣言不是妖人奸党制造出来，以便让人们在惊恐之余剪掉辫子，象征性地和满清王朝作对呢？妖人们自然知道，男子“留辫一事系本朝制度，剃去发辫即非满洲臣仆”。然而，此等不轨之徒大抵不在北省而在南方，“其人非系奸僧即读书先志之徒”，其罪恶亦甚于割辫匪徒“不啻什倍”。虽然江浙地区为此案发端之始。但湖广“人心狡险，索尚左道邪术”，尤恐逆犯潜匿其间。该数省督抚务必将逆犯搜寻出来。
不过，搜捕妖人的方法与通过士兵和巡卒追缉割辫匪犯不同。搜捕妖人当严密查访，不露主角，以免奸逆闻风避匿，更难搜寻根线。弘所用他在讨论要事时才喜欢用的语句结束了他的瑜旨：“勉之，慎之。”这样迫切的言词在仅仅讨论妖术问题时不曾出现过。行省官僚中无人怀疑清剿正在升温，而清朝的底蕴也发生了变化：它所涉及的不再仅仅是妖术，而是谋反。
救世的追求
与此同时，在直隶省荒原通往蒙古的路上，民众也受到了妖术恐慌的影响。我们无法知道这种恐慌是产生于对妖术的恐惧，或是受惑于剪辫的反满暗示，或是出自于对朝廷控制明显减弱的担心。但是一些人已经急急忙忙地在为世界末日做准备了。他们属于民间佛教的一支，叫做无为教，也叫做收元教，这个名称与相信世界末日将临的千福年信仰有关。这个教派的始祖据说是罗清（活动于1509—1522年）。该教一直为官府所禁。
但现在被一个名叫孙嘉谋的人复活了。这一教派应归人“诵经派”，他们吃斋守戒，通过早期教派领袖传下的宝卷寻求拯救。
在北京西北两百里处的保安州（今涿鹿县），一一个邪教信徒供称孙嘉谋“造作逆词”，意欲重兴邪教。省按察使亲自前往调查。弘历立刻警觉起来，发密旨命将所有案犯绕过省法庭，直接解往承德审讯。 ①整个法律机器迅建地转动起来。一个星期后，承德的军机大臣们向皇帝报告了他们对保安邪教徒审判的结果。邪教主崔有法宣称，他从明代的普明那里继承了五个字（普福养显德），作为教徒取名次序。孙嘉谋于1750年入教，法名显富。崔有法于1753年被保安州拿获，在具结改过后被释放。但在暗中继续奉行邪教，并称有普光老母告知他人间祸福。②他并假造“金丹蜜酒”当药出售。近年来，他的门徒孙嘉谋编造字帖，写入“逆词”，计划在教徒中散发。在刑讯中，孙供出这些逆词有两段：“前半段是说崔有法种种骗钱的事”（可能是以攘灾为名向人敛钱），后半段是普明所传下来的“九莲赞”。阴历七月间，崔有法听说外面有剪辫之事，就劝众人禳解以消灾。伴随政朝换代而起的暴力意味着混乱和百姓的灾难，也是邪教复兴教派和吸收教徒的机会。，当教徒在保安城散发字帖时被官府差役抓获，接着官府又抓获了替崔有法敛钱和收藏经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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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上谕档》，乾隆三十三年八月九日。这是一份给军机处的机密的宫中旨令，廷寄则发给直隶官员。保安属宣化府，故文件中有时说邪教发生在宣化。
②“祸福”是清律中用语，指的是对重大政治事件做非法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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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官建议以“大逆罪”对案犯从严惩处：崔有法和孙嘉谋凌迟处死，他们的主要门徒或者斩首，或者杖责流放；鉴于该州民众为邪教所惑，“几于牢不可破”，应将崔孙等传首示众，以昭炯戒。在第九章中我们会看到十五年前对崔有法从轻发落的官员也受到了惩处。
弘历对保安邪教的无情打击是他9月7日谕旨所得结论的自然延续。在他看来，叫魂妖党故意挑起剃发所包含的意象问题，意在谋反。从逻辑上来说，邪教对割辫棠的反应正是割辫妖党所期望的。不管叫魂妖党的策略是什么，事实上保安的邪教徒很有可能是把割辫的威胁看作是末世来临的征兆。民众对改朝换代以及随之而来的自然灾害的恐惧正好被崔有法和他的教派所利用。犬恐慌的因素猖獗肆虐——至少对身处承德的朝廷来说是如此。蔓延到京城和各省的妖术已使朝廷为之震动。
第七章 妖党的踪迹
到了初秋，弘历已将蔓延到华北的割辫妖术看作对满清王朝更为广泛的威胁的开始。一旦意识到妖术背后的政治危险，他便开始对那些迄今还未发现妖术的省份发出警告，以便控制妖术的蔓延。9月22日，他给山西和陕西两省的逃抚发出上谕，敦促他们严密戒备。弘历写道，妖党“用药迷人偷割发辫之事”起自江南，渐次延及山东、河南、直隶数省。京城地面已发生数起，热河亦“间有犯者”。现在直隶查拿严紧，那些奸徒“畏惧潜逃”，“知山陕尚未查办，（奸徒）就近窜入亦未可定。”
妖术西行
陕西巡抚明山精明圆滑。虽然这个皇室的旁支当巡抚才七年，在此之前他在省行政的中层已任职七年。他有恰当的分寸感，1762至1763年他在亚热带的广东任巡抚时，曾建议朝廷容许当地的地方官不必穿戴厚重的绣蟒官服跪迎省府官员。他对陕西的风土很熟悉，当妖术危机发生时，他任该省巡抚已经五年（除了当中曾有一年在长江流域任职）。
明山在10月3日奏报说，山东妖术案刚发生他就听说了，并密令地方预为防缉。因乡村集市易于“藏奸’’，所以他饬令地方官派员选役密切观察。在10月18日、19日和20日，有三人报案说他们在街上被生人偷剪了辫子，其中两人是附近兵营的兵丁，一人是学童。但是县官检查了他们的辫梢后，井未发现被剪的痕迹。明山本人也传唤了报案人并亲自检查了他们的辫子，发现辫梢完好无损。
经进一步讯问发现，学童郭兴利因在街上贪看戏法误了上课，惧怕先生责罚，跑回家对母亲谎称辫子被剪。明山因其年仅十二，故免于深究。至于那两个兵丁，他怀疑其中一个是为了找借口延期还债，另一个则是为当值班期迟到找借口。明山认为他们两人都应杖惩，但考虑到“小民未识其故，或有实在被割办不举报”，所以决定放他们回去各交本营管束惩戒。
另外两个案子则值得注意。一是民人刘德因恐“被割受害”，要剃头匠陈起风替他割去辫子以避祸。虽然这个人“甚呆蠢”，但他的行为实属“滋事惑人”。另一个棘手的案子牵涉到一个七岁的孩童赵王保。他在剃头匠王福有的铺子前玩耍吵闹。王适闻前一日有割辫之事，就恐吓说要割赵的辫子，赵不理，王就上前用剃刀割去赵的“些许辫梢”。赵害怕起来跑回家告诉其母。县府派员调查并将王福有拘拿。知县审查认为其中并无别情，但省按察使命将王送省审讯并施以夹棍。王坚持原供。官府搜查了他的铺子亦未发现任何“不法之物”。巡抚明山亲自审问了案犯，认为王的所为只是一个玩笑，但在这样的时候开这样的玩笑即是“滋事不法”。王因而同刘德和陈姓剃头匠一起被枷号示众。明山奏报说，自此以后十余日寂然无事。他“益将督率密查”，“断不敢少容松懈”。（朱批：“恐属空言，不可不实力，慎之戒之。”）
运河上的妖术
9月7日，河运总督杨锡绂随船停泊在山东西北的查盐都司，在那里碰到了一桩叫魂案。在一个运粮船帮自北方空返途中，旗丁周某向船帮千总报告说，他的侍女在8月2 1日“被乞婆剪去衣角一块，当场昏迷，经医治才苏”。2日，她又“被乞婆上船剪去夹衣一角”。这次罪犯被拿获，并从她身上搜出剪刀一把，衣角一块，看上去与侍女被剪部位相符。案犯及证物被送交德州知州石之坷。石审讯案犯后，向杨锡绂报告了以下案情。乞婆供称她夫姓张，本姓王，来自邻省直隶的吴桥县，现与儿子张银和儿媳王氏同住景州玉采庄。张王氏年七十二，以乞讨度日。“有个翟狗子看见小的，许给小的一千钱，要割十个女人衣襟写他。”张王氏供称她已割了两个女人的衣服，包括周姓旗丁的侍女，她就是在那时被抓获的。她还供称：“翟狗子给了小的一包药。叫捏一点放在口里一喷，那人就不看见。还剩下些药，塞在玉泉庄道上车棚墙孔里。”翟狗子也是吴桥人，此外张王氏还说了另外两个是桥人的姓名和住址。
差役立刻赶往景州去查缉张王氏供出的人名，但一无所获，也没有找到她所说的迷药。不过他们把张王氏的儿子张银、儿媳王氏及其孙小黑带回了德州。五十一岁的张银说他母亲借住在隔壁的韩寡妇家，与一李婆子同住同讨饭吃。他对母亲的犯罪情事一无所知。重新审问后，张王氏说昨天她所供的人名都是捏造的，这次她供出了七个名字，说他们同属一伙，都是剪辫子的。“他们原在泊头一带做事，听见总爷拿人，都惊散了。”剩下的药可能让小孩拿走了。这一次差役们又白跑了一趟，没有找到任何切实的证据。张王氏的讨饭同伴李婆子也有七十多岁了，她供称知道所有割衣襟的勾当，并且试用过迷药。问她是谁给的药，她则“随口混供”。知州见两位老妇“眼色俱有邪气”，前言不搭后语，遂命用“香火烧颊”，再灌以甘草朱砂汤烧朱印黄纸灰。一会儿，两犯醒了，于是将她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