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陈白露小姐-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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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就是个胸无大志的人。”　我很多年没这么快活过，这个夏天我的爸爸妈妈似乎不像从前那么忙，饭局从早上约到半夜里。他们从要职调到了闲职，时间大把地空了出来。我很开心。

我们一家三口在凉爽的清晨把土地锄得松松的，种上小白菜和西红柿；下雨的黄昏，我们在飘窗前喝着红茶看雨水打在刚长了两三片叶子的小苗上；深夜吃完夜宵回来，纤细的苗秧扫过裸露的小腿，能感受到秋露在悄悄凝结。春华秋实、冬风夏月。

你问我什么叫胸有大志？我的志气就是和家人永远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你不知道，这未必比“光耀门楣”“富可敌国”“大济苍生”什么的更容易呢。

2012年秋

~1~

秋天到了，我返回北京。贺岁档的宣传开始了，如今英总离不开我，　而我不再适应没有工作的日子了。

广州艳阳高照，但北京正在遭遇一场大雨，飞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起飞。我在白云机场的休息室，喝了一肚子冰水。

我在这时候接到陈言的电话。他的声音里满是疑虑：“海棠，你猜我见到谁了？陈白露。”

我吓得一口水几乎喷出来。　“不可能。”我迅速说。　他的嗓音一下子颓唐了下来：“我知道。我看花了眼。”　“在酒庄吗？”我又好奇。　“不在酒庄。”他低声说，“在酒庄附近的一个小教堂。我路过那儿，我几乎每天都路过那儿，但只有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朝里面看了一眼，我看到一个黑头发的小姑娘，瘦瘦的，戴着大草帽，穿着白裙子，手上夹着一支雪茄。我边走边想，谁会在教堂里吸雪茄啊！哈哈，只有陈白露。”

听着那声悲哀的笑声，我说不出话来。　半晌，我问：“一个人？”　“谁？她吗？是一个人，背着双肩包，好像是来旅游的中国学生，正仰着头看壁画呢。她的背影实在像陈白露，除了头发更长一些。”　我笑：“没去搭讪吗？真人已经弄丢了，找个替代品也不错。”　那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似叹似笑地说：“天上地下、五湖四海，再也不会有第二个陈白露。”

我怅然地握着电话。那个眼波流转、谈笑风生的姑娘，不会再有了。　连她自己也回不去了。

登机广播响起来，想必北京的天已经放晴。我朝登机口走去，巨大的落地玻璃窗外，广州的天色开始晦明不定，大团的乌云吞吐着太阳。

回到北京后我休息了一夜，第二天去了内蒙古。今年雨水太勤，程雪粟墓上的野草疯长了半人高，墓碑上也布满了绿苔。转车的时候我在小摊上买了一把鞘上嵌绿松石的蒙古刀，准备带回北京玩的，这时正好用来割草。只割了几丛，一直阴着的天色突然放了晴，高原正午的太阳晒得我两颊发疼。索性留着野草，为你遮风蔽日；名字上的绿苔也不必擦去了，反正故事是这个故事，换个名字讲也是一样。

~2~

从内蒙回来，已经是傍晚了。出租车穿过一条小胡同的时候，路灯倏地亮起来。

推开门，门口一双软底浅口鞋，衣帽钩上挂着一顶系着香槟色缎带的宽檐草帽。

陈白露坐在客厅的沙发里，她穿着白裙子，裙边齐着小腿……

我一阵眩晕。

高纬度的阳光将她的皮肤晒得黑了些，她的脸颊也重新丰腴了起来，　看上去比之前健康了不少。但她的眼神是哀怨的，从低垂的长睫毛下，　委委屈屈地看着我。

“我带了些礼物给你。”她说。　我看到沙发旁的地板上放着一只一尺来长的木匣，里面垫着红丝绒，整齐地嵌着一套小小的水晶酒具摆件：四只红酒杯和一只醒酒器，每个都只有拇指大小，十分精巧剔透。

我叹口气：“谢谢你。”　她点点头，继而笑起来。“我走啦！”她说，然后站起身朝门口走去。　我没说话。于是她站在玄关转过身，歪着头看我。　“你不留我吃晚饭哪？”她说。　“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请不来，也留不住。”　“好，是我错，以后再也不偷偷进你家门。不过，你把密码改掉好不好？我怕忍不住手痒。”　“不改。密码么，防君子不防小人。”　她挑起眉毛：“我是君子还是小人？”　“你是天下第一厉害人。”　“我知道你心里骂我呢。”　“好。”我懒得多说一句，“再见。谢谢你的礼物。”

她大概没有想到我如此冷淡，眼睑立刻垂了下来。然后她说：“再见。”　“等等。”我想起一件事。从钱包里拿出一张银行卡：“杨宽给你的。”　“什么？”她挑起眉毛。

“还记得你给一个生意人和杨宽牵线的事？付师傅介绍的，和银行有关的？”　她“哦”了一声，我接着说：“这是杨宽给你的报酬，密码是你生日。”　她的眼神迅速黯淡了，手还藏在宽大的白裙边后面，没有接。　“放在你这儿吧。我现在不用钱。”　“我也不用。”我说，然后把卡塞进她敞着口的帆布包里。她没说什么，垂头怔了一会儿，手里抓着帽子的软边，裙摆一闪，就从门缝里消失了。

我又累又饿，冰箱里却只剩了一瓶醪糟和半盒汤圆，只够吃一餐。　我边烧着水，边听着窗外狂风大作，卷起的沙石使天色迅速暗了下来，　六点钟如同八点钟。我看着马路边那个小小的白色身影，她在等出租车，　一只手按住裙角，风吹得她倒退了两三步。

CBD向来不容易打到出租车，这时又正是下班高峰时段。十分钟过去了，她还孤零零地站在那儿，而天上噼里啪啦地砸下了黄豆大的雨点。

她转头跑进路边的麦当劳，皮包放在头顶遮着雨。　我叹口气，给她打电话。　她带着一身清新的泥土气味出现在我门口，白色的连衣裙上满是脏兮兮的泥点子。她重新换上拖鞋，站在客厅的门口看着我。她的肩膀已经湿了半截，我叹口气：“你要洗澡吗？”

她摇头，撩起水淋淋的裙摆放在大腿一侧，在椅子上坐下来：“我饿了。”　我们沉默着分吃这小小的一碗汤圆。汤圆的分量实在太少了，连填饱人的肚子都难。　她犹豫着开口：“还有吗？”

我摇头，有的话，我会只端出一碗？

“别的呢？”　我想了想，冷冻室里有冻起来的米饭，这还是从书上看来的办法：做一大锅米饭，分成十几个小碗冻起来，吃的时候在微波炉里叮一分钟，　就和新鲜蒸好的一样，最适合独居的女孩。

“只有冻米饭，没有菜可以配。”我说。　她眼睛一亮：“茶泡饭！”　迅速泡了一壶大红袍，她叮了两碗米饭，我们睁着四只饿得发绿的眼睛，看着紫砂壶里的茶叶慢慢舒缓，浮上来又沉下去。　赶紧泡饭，窗外风雨大作，窗下茶香米香。我们谁也没有说话，但我知道她心里的感慨同我一样多。　有多久没吃茶泡饭了，白露？那个捏着蟾口紫砂壶，在食堂外的报刊亭下等我的小姑娘，你同坐在我对面的这一位，是不是一个人呢？如果那时就知道后来要遇上的人、要发生的事，你有没有勇气走下去呢？

“你去法国了？”最后我先开口。　她一愣，拿着小勺的手明显地抖动了一下。　“薛先生很喜欢巴黎，我们回国之前在巴黎住了几天。”她不动声色。　“巴黎还是　Loire　Valley？”我说。

她惊恐地抬起头，大眼睛盯着我。　“酒庄附近的小教堂？”我说。　她慌了。

然后她低下声音，用哀求的语气说：“他看到我了，是不是？”

“不然呢，难道是我跟踪你。”我故意用云淡风轻的语气，她果然受了刺激，满脸写满了哀求，我知道她想问陈言，但我偏偏不说。　“你怎么说服薛先生带你去酒庄的？”　她的嘴角颓丧地垂下来，整个人笼罩在一片软弱的气质里。她摇摇头：“我是偷偷溜出来的，从巴黎到Loire　Valley，坐火车只要一个半小时。　我天亮时到达，中午回来，跟薛先生说我在商场购物。”

“你见到他了吗？”　似乎我的问题太过残忍，她的大眼睛里蕴满了眼泪。　“没有。村子里的人指给我一个中国人的酒庄，我站在对面的山坡上看了很久，可是没有人从里面走出来。我就走了。”　“为什么不去敲门呢？”我不动声色地问。　“你只知道他害怕见我，你不知道我更害怕见他。你是一路看着过来的，我也不用装什么——他轻浮凉薄，我又何尝无过？我恨他没有担当，　但不怨他。怨是推脱责任，我不推脱。”她说着又咧嘴笑起来，“他爱高贵和自由，却没想到长了我这样一张脸的，未必都是什么白莲花。也好，　给他一个教训，他以后交女朋友，一定会双倍地擦亮眼睛。”

“教堂里的壁画好看吗？”我也红了眼圈。　“教堂就是骗局，神父就是骗子，他们说好人上天国，魔鬼下地狱，可是谁来判定谁是好人和魔鬼呢？上帝吗？上帝的标准就是正确的吗？　女人通奸就是罪孽吗？如果并没有伤害到第三个人呢？仅仅因为触犯了上帝的权威，就要生前被口诛笔伐、死后下地狱吗？”她又哭又笑：“我见过壁画不过是村子里的匠人涂的，我忘不了老挝的佛堂也没有保住我的孩子，我听过各种神灵用死后的恐怖震慑活人，但我不是那些会被地狱吓住的人，我什么也不怕，什么也不在乎。”

当天晚上，雨下个不停，我留她过夜。我们之间似乎有一条很深的裂痕，无法合拢，无从修复。我没有再像这四年来所习惯的那样和她睡在一张床上，我对她说：“我不太困，在书房看书。”然后关上卧室的门走了出去。她换下来的裙子搭在沙发扶手上，我拿起来扔进洗衣机。

我躺在书　房的矮榻　上，枕着　一只抱枕，　看书看　到眼皮沉　重得抬　不起来。

书从手里跌落，啪嗒一声拍在地板上，我又吓醒。起来拾书，抬头看到卧室的门缝里还透出灯光，而此时已经是后半夜了。

她还没睡？　我光着脚，悄声推开房门。　台灯开着，四个被角平整地舒展着，她小小的身体缩在深蓝色的被子里，在橘色的光线里微微地颤抖，弱小得像个露宿街头的孩子。　她在哭。苍白的嘴唇半张着，闭着的眼睛下汹涌地流出眼泪来，米黄格子的枕头上湿了碗大的一片。我难过地走过去，坐在床边，把她的头搬起来放在我的腿上，把头发从她湿漉漉的脸上拨开，她没有睁眼，　只含混不清地说着一句什么。

她的嗓子被泪水堵住，我听不清楚，但她说了一遍又一遍，后来我听清楚了，然后我的眼泪也流了下来。

她说：“我爱他。我爱他。”

2012年冬

~1~

2012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10月份，天气异常寒冷，光秃秃的树枝上挂着白霜。城中阴霾弥漫，流感肆虐，大街上随处可见裹在厚风衣里、　戴着医用口罩的人，活像《寂静岭》成了真。我想回广州住上一阵子，　那里还有残夏。

但我父母的手机都打不通，不是关机，也不是无人接听，而是那拨出的电话仿佛被投射进神秘的黑洞，除了一片茫然的空白，没有回音。

家里的电话又是秘书接起，回复也很简单：“他们在忙。”　我很生气，我不是下级，也不是求他们办事的人，我是他们的女儿，这种敷衍的话说给我听？但秘书客气地挂了电话。　深夜，我接到我妈的短信：“暂时不要回家，在北京好好工作。”我赶忙拨过去，又是毫无回应。　这太奇怪了。我围上大围巾，去找杨宽。

杨宽家的保姆宝姨给我开门，站在楼梯上喊了他两声，没人应答，　倒是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