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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

上学记-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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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那一辈人上学所学的内容相当过去要全面得多,课程非常丰富,国文、英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生理卫生、中国史、外国史、中国地理、外国地理,还有体育、劳作、音乐、图画,还有童子军、军训,也挺忙活,所以不可能真正把精力放在某一项上。我现在想,其实也有道理,因为我们要“与时俱进”,时代已经进步了,你还一上来就背“子曰”、“诗云”,这也行不通,时代需要的是你多方面的发展,我们毕竟是生活在现代,就得什么都学一点,不过这就使得我们国学的基础非常差,很多有关传统的知识都是听说书或者看戏得来的。

总地说来,我们这一辈受到的教育承接的是西方的传统,而不是中国的传统。数学学的是加、减、乘、除的四则运算,到了小学高年级开始接触应用题,初中就学初等代数、初等几何。我们的几何教材是北师大数学系傅种孙老师一系传承下来的,后来他做了师大副校长。记得《几何学》开宗明义就是对基本概念“点”的定义:“今有物焉,无以为名,称之为点。”使人摸不着头脑,简直就像“道可道,非常道”。我们的老师就反复讲,几何学里所有概念都是由“点”引申出来的,因此“点”本身便不能再加以定义,从论理学(逻辑)上说,《几何学》里对“点”的定义是最准确的了。英语的学习始于小学三年级,我们那位英文老师又极其严厉,每天默写十个生字,写不上来不准回家,错多了还要打手板。所以我每天只背七个生字,算是及格,可以免打。上了初中,我们用的一本英文教科书是师大附中编的《中学英文选》,语言非常优美,读起来琅琅上口,很多我都能背诵,比如Franklin的PoorRichard’sAlmanac中的格言,还有WashingtonIrving的RipvanWinkle。到了大学,理科不用说了,百分之百都是美国教本,法科也是,比如法律学、经济学、政治学,统统都是西方(主要是美国)的教本,至于文科,那要看学什么专业,比如中国史,只能用中文的,可是要学世界史,包括古代史、中古史、近代史,就都是美国的本子了。再如,学中国古典哲学的得有很好的古文基础,可是研究西方哲学的,比如研究康德、黑格尔的,只要能看英文本就行了。

可是现在我跟年轻的同志们谈起,还是说:“你们还是得学古文。”毕竟中国的文化五千年,总有四千九百五十年它的载体都是古文,除非你不要这四千九百五十年,否则你要继承这个历史文化的话,就得非学古文不可。而且我还向那些青年同志们说:你们中文一定要学好,即便将来你出国不回来了、你做了外国人,可是你的优势就在于你有中国文化的基础,把自己的优势给放弃了挺可惜的。借用文革的话讲,传统文化是溶化在你的血液里面、渗透在你的骨髓里边的,这是你天然的优势所在,所以一定要学好。你别跟外国人一比,英语比不上他,你对中国文化又不懂,那是不行的。

2。无故乱翻书

上了初中二年级以后,渐渐脱离幼年时代的爱好,似乎有点开窍了。从前比较狭隘,仅仅限于《三侠五义》、《七侠五义》、《水浒传》之类的武侠小说,还乱七八糟看了好些笔记小说,包括《聊斋志异》。记得有一次作文我模仿《聊斋》胡编了一段鬼故事,老师写了句批语说:“你这学的是《聊斋》吧,以后不要学这种文章。”但是到了十三四岁,正是知识初开的时候,逐渐开始接触近代,看些杂志、报纸,和新出版的东西,慢慢有点开眼界了,对于时局和政治也关心起来。因为年轻,吸收也快,每次跑到北京图书馆,一次可以借五本书,差不多一个星期都能看完,而且看了又换、看了又换,知识扩充的速度要比成年和老年大得多。

记得有一套“开明青年丛书”(开明书店当时是很不错的,解放以后改组为“中国青年出版社”),这套书非常之好,大概有五六十种之多,所选内容都很精彩,比如丰子恺、朱光潜的书。丰子恺不只是美术家,或者文学家,而且介绍了许多新知识,好像你编一本几何学教科书,或者代数学教科书,并不见得你的几何、代数水平有多高,可是这本书本身有影响,给中学生念了就开阔知识。我从他那里获得很多知识,大大开拓了自己的视野,像《孩子们的音乐》、《近世西洋十大音乐家故事》,还有《西洋建筑讲话》,从古希腊的神殿讲起,读后我觉得非常满意。其实丰先生不是学音乐的,也不是学建筑的,都是抄日本的二手货,不过对我们来说却是新知。再比如梁启超的书,那时候我也喜欢看,可以说,我们中学时代很大一部分的知识来源都得自梁启超,其实里边很多是抄日本的,要用现在的要求来说,那是抄袭,不过不能那样看待他。那时候中国人没接触西方文化,第一个接触的就只能是抄袭,靠从日本转手。梁启超自己说:“未能成佛,便先度人。”他自己还没成佛,就先救别人。在当时,大家如饥似渴地需要这些东西,他知道一点马上就告诉大家,所以我们不能嘲笑他,就好像你不能嘲笑三岁小孩子一样。人的成长过程本来就是这样,那时候我们的知识正像三岁小孩刚刚学知识的时候,必然有这样一个过程,梁启超的思想非常敏锐,什么东西都往里搬,搬了我们就受它的影响,所以他的贡献不可忽视。

对一个学人应该有两种评价,或者说有两种标准,一个是学术研究方面,看他是不是有贡献,另外一个标准就是他对时代的影响。有很多人对时代的影响太大了,包括梁启超、胡适,他们影响了整个一个时代的风气,就不宜单从专业的角度来衡量。他们在某一个专业的研究上可以未必有多大贡献,可是他们对于整个时代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包括郭沫若在自传里都讲,他们那个时代的青年几乎没有不受梁启超影响的。梁启超的好多东西对我们那一辈的影响也非常之大,有好几篇文章我现在都记得,比如《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那是讲中国古代思想的,还有《中国历史研究法》,我们都读的。和梁启超一样,胡适的功绩在于他作为一个宣传家宣传新文化,可以说相当于西方的伏尔泰,他们都是领导一个时代风气的先驱,功绩是伟大的。其实我们对各方面的人才都需要,不光是大诗人、大科学家,我们也需要领导各个时代风气的宣传家或启蒙者,他们都是有贡献的。

我有一个同学关崇焜,家里是官僚贵族,父母两系都是尚书级的,入了民国以后,家当然也没落了,不过他们家的房子非常好,深宅大院一层套一层,而且藏书很多,我和关崇焜很要好,经常向他借书。他家里旧书特别多,二十四史一大套,我看不了,而且也不想看,他就推荐给我一套《清稗类钞》。《清稗类钞》是清人笔记,属于野史,记载的大都是清朝的真人真事,这就大大增长了我的历史知识,而且读起来挺有意思的,虽然都是文言文,可是并不难懂,所以一直到后来我都喜欢读野史,总觉得它较之正史更为人性化,也更真实。

除此以外,他还借给我许多新文学的书,比如冰心的散文、徐志摩的新诗。徐志摩的诗我很欣赏,他的诗上口,可以背诵,这是其他的白话诗比不了的。其实徐志摩的诗也是模仿,模仿英国浪漫派,可那时候对我们来说却是一个很新颖的东西。茅盾的书我不喜欢,是硬着头皮读的,因为那些小说的背景都在上海,写股票市场里多头、空头如何操作之类,我对那种生活完全隔膜,不懂,所以看着没有兴趣。巴金的文章我也不欣赏,一直到老我都不欣赏,觉着那些东西缺乏思想深度,得不到什么启发。可是鲁迅先生辛辣、讽刺的笔触却打动我,我对他那么冷酷无情地鞭挞中华民族的劣根性深有同感。解放以后大概我们的评论家们认为应该鼓舞中国人的士气,不能妄自菲薄总说泄气的话,所以对民族劣根性方面不再提及,一提就是光荣伟大、勤劳勇敢,一直到今天都有这个问题。不好的时候自卑自贱,好的时候就跳到另外一个极端自高自大,动不动把老祖宗搬出来,这不和阿Q心理一样?这是没出息的表示。我认为,一个人、一个民族的完善都需要正视自己的缺点,惟有如此才能真正鼓舞士气,才能真正进步,否则徒然助长虚骄之气,是没有好处的。

某些学术性的东西我也喜欢看,比如1937年春天,开明书店出版的《中学生》杂志里连载了顾颉刚先生的三篇文章,讲明末清初的三大家:顾炎武、王夫之和黄宗羲,让我大开眼界,没想到多年以后在历史所和顾先生认得了,文革的时候竟然还关在一个牛棚里。还有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美——给青年的第十三封信》,似乎给我打开了看待世界和人生的又一扇窗口。记得他的第十二封信是《慢慢走,欣赏啊!》,他说,人生中很多挫折和不幸都是不可避免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去看待。阿尔卑斯山奇峰峭壁,风景壮丽,可是很多人在游览时都是驱车前行,风驰电掣一转眼就过去了,所以路边就竖有一个牌子,写着“慢慢走,欣赏啊!”意在提醒游客要慢慢欣赏美景,不要走马观花。文中谈到,人生就像游览阿尔卑斯山,要经历无数的艰难险阻,我们应该好好地欣赏。

《天演论》我是后来才看的,那时候没有看过。严复是桐城派,他的文章完全是桐城派的笔调,非常难读,我读不下去,零零碎碎的听别人介绍,什么“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那是转手来的。但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非常之大,就连我们小时候童子军的军歌都是“不竞争,安能存”。达尔文的思想以及随后风行一时的实证主义思潮影响到胡适,胡适的思想缺乏深度也与此有关,他始终都停留在进化论的阶段,停留在实证主义,而且他批评别人也是这样说:什么什么人为什么还这样思想呢?是他没有接触到进化论的缘故。其实胡适接触到进化论,却被进化论束缚住了,处处都受了它的限制。林琴南(林纾)的《说部丛刊》我也看了一些,他也是桐城派,也是位文学家,可是他的文笔却很容易看。林琴南介绍了很多西方的文学作品,大概有两千万字,都是小说,商务印书馆出版,每本都不太大,一天就能看一本。

中国对西方有一个认识的过程,鸦片战争打了败仗,知道他们的船厉害、炮厉害,我们打不过。过了一二十年,开始要进步,要维新了,知道不光要有船坚炮利,还得有科学,没有科学知识怎么能船坚炮利?所以就成立了广方言馆、同文馆等等,学习西方语言,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又过了一二十年,又知道他们之所以比我们先进,除了因为有声光化电的知识,还因为他们有一套与之配套的政治体制,他们有议院可以“通上下之情”,人民的意见可以反馈到上层去。康有为搞戊戌变法,就是要开议院,通上下之情,那时候叫立宪,要实行宪政。到了五四前夜,才知道要国家振兴不只是会开炮开船,会造机器,原来洋人也有精神文化。我们过去只学人家的船坚炮利,学点声光化电,用王国维的话讲,那都是些“形而下的粗迹”,不知道他们还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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