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记-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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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北京的高等院校，北大、清华和燕京是最好的，其中燕京是教会学校，费用比较贵，一般人家的子弟，好一点的上北大、清华，再有就是上师大。过去北京有一句口头语，“北大老，师大穷，唯有清华可通融”，有说此语指择婿，不可考。还有几个私立学校，比如孙中山办的中国大学，那是比较大的，就在今天教育部的地方，再如朝阳大学，它的法科比较好。还有一些很短期的学校，许多现在连名字都没留下来。我家住在西四，阜城门内有家郁文大学，语出《论语》上孔子的话“郁郁乎文哉”，大概没几个学生，办了几年就关了，这样的情况非常多。
中国的地质学在世界地质学界有较高的地位，一是中国地方大，地质条件丰富，二是最早有好几位杰出的地质学家，包括翁文灏、丁文江、章鸿钊，都是清末民初中国地质学界的元老，一直到后来的李四光等等，所以中国在地质学上有传统。当时北大、清华的地质系在中国算是最强的，人比较多，经常下乡。联大的时候有个地质学的同学说：“搞我们这行的不跑山就没有发言权，不能净凭人家的材料。”后来地质系有两个女同学都是院士，一个是池际尚，一个是郝诒纯。
社会学系也经常下乡，没有社会调查也没有发言权，化学系的曾昭抡先生也参加过川康边境的社会调查，回来后跟我们说：“那里的雨下起来呀，什么雨伞、雨衣都不管用，浑身都是湿的。”记得社会系有位女同学，毕业论文的题目叫SlaveGirlsInKunming，研究的对象就是那些被卖为家奴的女孩子。社会系每星期有半天做社会调查，工学院每星期有半天下工厂劳动，地质系的经常上山，可见说知识分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一不耕田，二不做工”，也不尽然，只有我们文学院的才关在屋里不动。
上大学的时候，我忘了从哪里找来一本《红楼梦》，把它放在床头，每天睡觉前翻一翻，零零碎碎地反复看了一年。《西游记》、《水浒传》小学就读过，孙猴子闹天宫，梁山好汉劫法场，看着热闹就喜欢，可是《红楼梦》里都是对日常生活的细致描写，小时候不了解，到了上大学才渐渐看进去。中国有古典四大或者五大名著，五大名著里添了《儒林外史》，专门描写知识分子的丑态。我曾想过要写一本《新儒林外史》，把当年那些知识分子的丑态写出来，比如自私、嫉妒，尔虞我诈、钩心斗角，或者总以为自己最高明，相互看不起。知识分子并不都是高尚的，他们也是人，总有光明的一面，也有见不得人的一面。后来何炳棣在美国几次见到胡适，谈他对胡适的印象时，说胡适有一种情结，老以为自己是中国新文化的领军人物，所以对别人总是有些看不起。比如别人提到冯友兰，他就摇头，说冯友兰不行；提到雷海宗，就说：雷海宗别的没什么，就是记忆力好；总把别人贬得很低。那种话可能都是私下里讲的，正式场合听不到的。
胡适本人其实是个考据学家，他说自己有“考据癖”，不过单纯的考据既不是哲学，也不是文学，而是历史学的一部分。我以为北大哲学系受胡适的影响太大，走上考据的路，变成了哲学史系。从严格意义上说，哲学史并不等于哲学，就像数学史不是数学一样，北大哲学系的路数就成了以哲学史代替哲学。比如汤用彤本人的学问非常好，可他搞的主要是哲学史。冯友兰在清华教书，但他是北大出身的，写过一部《中国哲学史》。哲学史有两种写法，一种是历史学家的写法，从历史的角度看各家各派，另外一种是哲学家的写法，用哲学家自己的思想理解古人。冯先生属于后者。西南联大的时候冯先生开始写《贞元六书》，本来想写三书，结果越写越多，最后成了六书，系统地发挥了一套自己的哲学，包括人生问题、认识问题、政治问题都谈到了。
钱学熙先生在西南联大教过文学批评，当任讲师，颇有怨气，我劝他不必计较，有个地方能读书，不就满意了吗？直到后来他在北大外文系才任教授。他对当代的文艺理论非常之熟，学问非常好，可是他不能讲英文，只能用中文讲，这在外文系很少见。那时候班上只有三四个学生，他曾对我说：“西方当代文艺理论最主要的就是看两家，一个是I。A。Richards的《文学批评原理》，一个是T。S。Eliot的文集。Richards文笔好，可是我看了并不欣赏，觉得他在思想性上欠缺一些。Eliot正相反，他本人是文学家，虽然没有很系统的理论，可有时候思想非常敏锐、非常深刻。
沈有鼎先生是个怪人，学问很好，可是从不写文章，所以基本没留下什么大著作。过去许多位先生都是这样，比如张奚若先生、冯文潜先生也不太写文章，可是大家都知道他们的学问好。我想他们对写文章的态度是很慎重的，除非有创造性的贡献，不然写些没什么价值的东西，浪费笔墨不说，还浪费别人的时间。我想这是一种非常严肃的态度。沈先生教形而上学，对于中国古典的和西方中世纪、近现代的东西都非常熟，这是很难得的。但在当时国家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下，最迫切的需要是救亡，他讲的东西太玄了，似乎和现实要求扣不上。再比如张君劢。张君劢是国社党的领袖，20世纪20年代和丁文江有过“科学”与“玄学”之争的大讨论。其实当时，张君劢讲的是西方比较新的东西。一次大战以前，西方的思想主潮还是沿着19世纪科学实证主义这条路走，所以后来一直到胡适这代人基本上都是沿着进化论之类的科学路数。一次大战给西方的知识分子一个很大的刺激，本来他们对科学实证主义深信不疑，认为人类社会也要走科学实证的道路，以为科学的进步足以保证人类社会一天一天更美好，然而一次大战把他们的梦想给打破了。一战以后梁启超去了一次欧洲，写了《欧游心影录》，强调西方科学万能迷梦之破产，可见当时确实有一股人类文明幻灭的思潮。所以唯心主义有一阵非常流行，即所谓“玄学”，讲生命哲学之类，以为人类文明不能光靠科学实证主义了，张君劢讲的就是这个。可是中国方面，包括胡适、丁文江在内，走的还是19世纪科学观的路数，所以就用“科学”骂“玄学”。
按我现在的理解，中国的社会发展比西方晚了一步，所以中国的思想也比他们晚了一步，我们20世纪的思想还是他们19世纪的东西，张君劢讲的虽然是西方最新的东西，可是并不符合当时中国的社会需要。西方已经现代化了，所以他们的思想随之向前进了一步，而当时中国需要的是工业化，在思想上也要有相与配套的科学实证的东西，于是就把张君劢的主张打了下去。就像走路一样，思想与社会发展这两条腿得配合着来，要是你这一步跨度太大，虽然是新东西，但不符合社会的要求，也要摔跟头的。
而且，我不同意东西文化的划分方法，那实质上是阶段的不同。学术作为真理，本质上无所谓中西之分，真理只有一个，大家都要朝着这个方向走，这是人类共同的道路。西方虽然先走了一步，但并不意味着中学、西学有本质的不同，而是阶段的不同。所以不能说我们是“西化”，因为人类进步的阶段并不是西方所独有，大家都要走近代化的道路，只是我们比他们落后了一步，如果我们在某一点上比他们先进了，他们也照样要学我们的。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确有不同，不过那是次要的，物质的近代化是大家共同的道路，虽然也有甘地、罗素这样不喜欢工业文明的人，不过人类的主潮总是不可避免的。
在我们当时的印象里，有几位先生是凭老资格吃饭的，毛子水是其中之一。毛子水教科学史，我没有上过他的课，可是听同学说他教课不行，而且是右派，和胡适关系很密切，大家都不太喜欢他。
联大时何炳棣是助教，在历史系的图书馆里做事，不过给我的印象，他对学生总是盛气凌人。我们去借书，他总是说：“这个书不能借。”“那个书不能借，大家都要用。”老让我们碰钉子。所以后来我就到外文系去借书，是个女同学顾元负责，她很好，什么书都让借。
西南联大的时候还有一个对我们思想的成熟很起作用的渠道，就是听名人讲演。1939年我上一年级，那时欧战刚爆发，英国工党左派领袖StaffordCripps到中国来访问，曾在云南大学做了一次公开讲演。当时英国首相还是张伯伦，对希特勒是妥协的，搞绥靖政策，Cripps在演讲里大骂张伯伦和保守党，这让我非常惊异，也很开窍。因为我们中国没有这个传统，而他居然在打仗的时候，在国外骂自己国家的领袖，这是我们中国人不能想象的。
体育不算学分，可是必须要念完八个学期的体育才算毕业。有一年我得阑尾炎开了刀，本来可以体育免修半年，可是我休了一年，毕业的时候缺半年体育，怎么办？我请示了教务长（梅贻琦，他是校长兼教务长），他批示让我去找马约翰先生商量。我对马先生说：“差半年体育毕不了业，太冤枉了，能不能想个办法？”马先生说：“体育不及格毕不了业。吴宓是大教授，吴宓当年跳远不及格，就没有让他毕业，又蹲了一年。”我说：“多上一年就为上门体育课，太可惜了。”后来他给了我一本体育书，说：“你去看，写个报告作为补课成绩。”于是我就写了一份读书报告，没有耽误毕业。
马先生是留美的华侨，当时大概有六十岁，是中国体育界的元老了。1936年柏林奥运会，他负责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工作，把运动员先集中在清华训练了一段时间，然后由他带队去柏林。联大一年级的体育课都是马先生教第一节课，上课的时候也是中英合璧，又说英文，又说中文，非常能鼓舞学生的情绪。
联大的时候也有军训，由国民党的军官调来训练，讲讲课，然后正步走、齐步走，集合呼口号，“抗战必胜”之类，最后是“蒋委员长万岁”。不过军训大家都不重视，就跟闹着玩一样。
三青团有时候是秘密的，有时候是公开的，挂个牌子“三民主义青年团直属第十分团部”，可是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具体的活动。第一，三青团的人数很少，第二，当时没有党团领导一切的组织方式，所以，国民党员或者三青团员在学校里和我们不是领导、被领导的关系，不像我们后来所理解的党是领导一切的那种关系。
西南联大的学生大抵有三种，一种是搞学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