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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部分

上学记-第33部分

小说: 上学记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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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别愁离恨,是低等的,即所谓rhyme(韵诗)。李白的诗天马行空、睥睨一世的气魄更高一等,而杜诗则历尽沧桑,感慨深沉,似乎又再高一等。至于那些说出了人生中不可说、不能说的恍惚迷离,乃至肠断魂销、心肝破碎的愁苦和哀怨,应该是诗中最高的境界。记得或许是温德(R。Winter)教授曾说过,真正能达到艺术的最高境界只有雪莱、济慈的诗篇和肖邦的音乐,我以为,李商隐也应该是其中当之无愧的一人吧。

这时期伴随我的另一本书是法国邵可侣先生编的《近代法国文选》。这是我上大学二年级时的法文教本,编者Reclus原是北大教授,在昆明时任教云南大学,同时又是戴高乐将军反抗德国法西斯的“自由法国”(后改名“战斗法国”)的代表。这本书选得非常经典,有莫泊桑的《项链》、拉瓦锡的绝命书、夏多白里昂(Chateaubriand)的诗篇等,不啻当年法文教本里的《古文现止》,不仅供阅读,更可以背诵。此书原是外文系同级卢如莲学姊所有,我们当时都认为她是女同学里品行最高洁、最值得崇敬的,终日用功读书,从不张扬,毕业后去了重庆工作。1946年复员我路过上海,听说她在联合国中国救济总署工作,有一天在大马路上,忽然瞥见她珠光宝气的坐一辆三轮车飞驰而过,竟来不及招呼。我不禁在心头掠过一丝阴影:难道现在她也变成一个上海的摩登女性了?但愿这不是事实。半个多世纪以后,我和北大的许渊冲、关懿娴学长谈起此事,两位都是外文系同级同学,也都不知她的下落。猜想或许是在海外某处与世相隔,好像这更符合她过去那种独善其身、出于污泥而不染的风格。

1948-49年之交,国内大局已定,三大战役获得决定性的胜利。春末解放军渡江,夏初程潜(国民党元老,时任湖南省主席)起义,湖南和平解放。我的家乡岳阳也进驻了解放军,兵不血刃,避免了一场刀兵。这时我的身体已较好,蜇居故乡两年之后,终于有机会再北上回到自己心中真正的故乡北京。

上学记·丁:革大学习

1921年秋天我出生在北京,1937年秋天离开时刚满十六岁,飘泊了十二年,难以忘怀的还是那段童年记忆,仿佛那里才是故乡。1949年我回来了,又是秋天,刚好二十八周岁,向往着回到那美好而安静的北京,可是一下火车就发现和记忆大不相同了,又脏又小又破乱,当然这和多年的战争有关,不过多少有些失望。本来还是想托人找个教书的工作,可是我的妹妹和妹夫说:“还是要先学习。”我想也对,过去我们生活在旧社会,都是旧社会的习惯,现在是新社会了,生活方式、思想方式都已改变,不学习则无法适应。所以经他们介绍,我进了革命大学。

革大本来在解放区,叫北方大学,是专门训练干部的地方。我的妹妹、妹夫1946年从联大去了以后都是先到那里学习,几个月就毕业了,然后是分配工作。解放后,北方大学搬到北京颐和园正门以东的西苑,改名“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简称革大。革大老师都是解放区来的,学生分两部分,有年轻人,也年纪比较大的人,包括学校的教师,甚至于教授,沈从文先生就在那里,比我低一班,再如师大中文系有名的教授李长之,北大外语系的钱学熙,他们进“政治研究院”,名义上高一级,体育课少一点,吃得好一点。那个时候食堂分为四级,大灶、中灶、小灶、特灶,国家领导吃特灶,各级领导吃小灶,政治研究院的学员可以吃中灶。我的年纪不大,但也算不得年轻,所以就进了政治研究院,享受中灶待遇。

当时进革大读书很容易,考试一概没有,只要有人介绍就能进,来者不拒。我们同班有一个人以前是国民党的军官,职位比较高,来北京以后没有出路,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看了以后批示:到革大学习。所以大家都知道,他是毛泽东介绍来的。起先我以为革大学习和解放前学校里一样,老师指定几本教科书让大家阅读,然后他在上面讲,后来发现不是那样。课堂上学习马列毛的基本常识,学习阶级划分、土地改革之类的新政策,但主要还是思想改造,这是我事先没有想到的。毕竟我们是从旧社会来的,多少总带有许多旧社会的思想,比如过去我们向往自由与民主,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与民主,是假的,所以要改造思想,学习人民民主专政。除了自学、讨论,还要当众做思想检查,大家来批判。记得有一次一位同志站起来批评我坐三轮车,说是不人道——不过细想起来,要真是大家都不坐三轮车,三轮车夫都失业了,恐怕也麻烦。总的来说,刚解放的时候政治上并没有后来那么严厉,“不戴帽子,不打棍子”,还允许有不同的意见,所以真能提出一些问题来。比如讨论党的性质时,有个农民出身的人说:党代表最大多数人,中国农民最多,那么党就是代表农民的。这和后来的标准说法当然不一样,可在刚解放的时候还可以讨论。再比如社会发展史上说劳动创造世界,我们有个女同学四十来岁,是基督徒,课堂上发言,坚持认为上帝创造世界。如果从纯理论的角度讲,我觉得“劳动创造世界”这句话确实有些问题,应该改成“劳动创造文明”。世界是客观存在的,日月星辰、山河大地都不是劳动创造的,如果强说是的话,大概也只能是上帝创造的了。

革大经常请名人讲座,动辄数百人听,一人拿一个小马扎,不过上大课不如上小课的效果好,二三十人的小课可以讨论发言,大课就没有交流了。台上的人一般都很能讲,动不动就四五个小时,话说多了难免千篇一律,而且净是些鼓动宣传的话,“我们一定要胜利”等等诸如此类。按道理说,这不是一个以理服人的讲法。政治宣传本来和学术讨论是分开的,学术讨论应该有学术自由,只有听到各种不同的意见才有意思,大家都一个调子,都是完全同意、坚决拥护,时不时还要呼口号,就不成其为学术讨论了。艾思奇的演讲我听过多次,可是给我的印象并不很好,武断过多而缺乏论证,不是一个学者型的人物。有一次演讲,他的数字引用不可信,吃饭的时候一个人问:“艾思奇刚刚讲的那个数字对吗?”旁边人就回答他说:“这是社会主义的统计数字。”这话说得很好笑。还有一次演讲,有人提问说:“苏联对我们东北好像有野心,会不会是这样?”刚解放的时候,这些问题还可以提,艾思奇说:“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怎么会有野心?社会主义国家是不会侵略的,不然,我可以把头割下来。”这哪里是讲道理,简直成了发誓赌咒。

就我感觉的革大学习,一来整个形势逼得你不得不做思想检查,不然过不了关,但另一方面,自己过去的思想里确实有些是不正确的,比如清高,以为作教师就可以脱离政治,这是一种“假清高”,实际上还是“为反动阶级培养接班人”。不过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这种“改造思想”的想法有时太天真,可以变的只是表面现象,而人的思想一旦定型,就很难改变了,好比语言一样,家乡话说了二十多年,忽然让改成另外一种语言,即便勉强去做,也很难彻底改变。有的人生来就是“红”的,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思想纯粹,而我们是生在白旗下、长在白旗下,然后再打红旗,有了比较与判断,所以就比较麻烦。作为学术来说,马克思有他非常深刻、非常正确的东西,但我不相信任何人能“字字是真理”,“字字是谬论”的恐怕也极少,古今中外都是这样,哪能真理都让你一个人包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学问就没有进步了。

解放后,胡适的小儿子胡思杜并未随父亲南行,在革大和我同班。他1920年生人,比我大一岁,出生那年杜威来中国,为了表示对老师的思念,胡适就给儿子起了这么个名字。在我的印象中,胡思杜是个喜欢吃喝玩乐、自由散漫惯了的那种人,有点公子哥儿的派头,时不时地开开玩笑,好像对什么都满不在乎似的。当然这也很自然,他的家境非常好,并不需要他兢兢业业。胡适作驻美国大使时,胡思杜也在美国,革大讨论会上有一次他揭发说看见父亲的一些什么文件之类,我不太记得了。总而言之,那时候已经开始批判胡适了,虽然还没有形成运动,但个人已经开始表态,包括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写给胡适的公开信,所以胡思杜发言也表态批判他父亲…》小说下栽+wRs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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