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记-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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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生活里占了很大的比重,其实未必是这样,并不是大多数的人都喜欢演戏,我就不演戏,而且像我这样的人不在少数,所以我们的感受就跟他们不完全一样。
另外,在政治挂帅的日子里,往往特别突出政治斗争的一面。大学不是独立王国,不可能脱离政治,肯定要参与到社会的政治斗争里边去,这是不成问题的。可大学毕竟不是政治团体,并不是把全部的或绝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政治斗争上,它最主要的任务还是在学术方面。所以我看有些回忆或者研究西南联大的文章往往会有两个偏颇,一个是过分强调政治斗争,好像这成了大学里最重要的内容,另一个就是尽量淡化政治斗争:既然大家都是校友,都是平等的,就不要强调政治,无论当初是反动的或革命的都不要提。这就像黄埔同学会那样,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的军官,好像都亲如一家,这也不符合实际。从五四运动,到“一二·九”,到“一二·一”,从来都是两派间的政治斗争,如果完全不提也不适宜。再比如,北大百年校庆的纪年文字中,绝口不提历次“运动”,竟仿佛几十年来北大从不曾经历过任何运动似的,这恐怕也有悖于科学精神。所以我觉得还是实事求是,既不要夸大政治,也不要过分淡化,两个偏向都不好。
1。“打倒孔祥熙!”
民主运动在中国有着悠久而深刻的基础,可以从五四运动算起,五四针对的是北洋军阀,后来国民党来了,主张“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告诫民众:“错综复杂之思想必须纠正。”所谓“错综复杂之思想”就包括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他们要“纠正”这些思想,把人们都纳入到一个主义,即三民主义之中。国民党对学生进行党化教育,学生就继承五四传统,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当然,民主阵营里边也有左右之分,包括胡适,他应该算是自由主义的右派,也不完全和国民党合作无间,即使后来在台湾,胡适都一直给蒋介石提意见,请他下台,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抗战以前,学生运动的中心既不在国都南京,也不在最大的城市上海,而在北京,为什么?我的理解,一个是北京有传统,像五四运动,甚至于再早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这些新的思潮都从北京发起。第二,北京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日本人压下来,国民党不可能气焰太高,后来国民党撤退了,变为地方势力的控制,而地方势力并不忠实地执行国民党的意图,何况保护反蒋的势力对他们还有利。到了抗战的时候,首都从南京搬到重庆,可是学生运动的中心在昆明而不在重庆,也是这两个原因:一个是传统,几个北方的大学都到了昆明,有搞运动的传统;另外一个也是因为地方的特殊势力,国民党的直接统治不那么有力,所以昆明变成了学生运动的中心,而且后来的学生运动规模变得非常之大,成为席卷全国的运动。
民主运动始终没有停止过。国民党只有在1937-38年,就是抗战的前一两年有点振作的样子,比如在上海打,一直到台儿庄、徐州、武汉,确实都是大规模的战役,可是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战事不那么紧迫了,国民党由于战时统治有利于其专制,也就更加速了腐化,而且腐化的速度像癌细胞的扩散一样,简直没有办法。尤其是在战争的困难期间,物资极度缺乏,贪污腐化更容易,只要你有那个本事,倒腾一点就能发财,于是有的人就开始大发国难财,而且往往是那些有官方背景的,结果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所以从1939年开始,民主运动又从低潮转向高潮,校园里的一些民主教授,如张奚若、闻一多,本来多少还是拥护国民党政权的,态度开始大幅度转变。
1941年底的倒孔运动是由孔二小姐的洋狗引起的,那只不过是个导火线,是个诱因,真正的原因是对国民党政府的激烈不满。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接着就打下了新加坡、香港、菲律宾、印尼,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横扫东太平洋,真是大出人们意料。国民党一点准备都没有,赶紧派飞机到香港,把一些重要的人物运回来。那天飞机飞回重庆,孔二小姐带着她的洋狗走下来,被报纸爆了光。因为那时候很多在香港的中国人都没有出来,包括陈寅恪这样国宝级的大师,消息一传出去,大家都义愤填膺,再加上平日积累的不满,结果一哄而起。
记得那天上午就贴出了大字报,中午,我和同学正在宿舍屋里聊天,忽然听见有人在校园里喊:“上街去打倒孔祥熙!”我们就都出来看,呵,果然聚积了很多人。大家马上拿纸写字,然后找个棍子绑上,举着就上街了。后来云南大学的人也出来了,昆明的中学生也出来了,浩浩荡荡,游行规模很大,一路上喊:“打倒孔祥熙!”“打倒孔祥熙!”其实就是针对蒋政权的,因为孔是蒋的人,当时是行政院院长,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总理。游行回来后,大家都挺累的,我还记得一个同学说:“啊呀,今天真痛快!今天真痛快!”好像出了一口怨气一样。社会不公正,国难期间民不聊生、非常痛苦,可同时还有人借机发财?这是压在大家心里的一口多年来的怨气。
2。一多先生被刺
到了抗战的后期,1944-45年,国民党已经不能够控制舆论了,虽然那时候民众并不了解马列主义,我们在学校里都不曾听说过有“毛泽东思想”一词,但青年学生普遍地反对国民党,要求民主,而且呼声越来越大。所以后来国民党也有个提法,叫作“清明政治”,搞了些民主选举,我记得街道上贴了个榜,写在上面的都是选民,包括冯友兰这些名人都榜上有名,让大家去选举,也算是做出了民主的姿态。不过那东西真是民主吗?我就不相信,我想大家也不相信。
民主运动在昆明搞得挺热闹,这和云南地方势力的保护也有关系。当时的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是地方军阀,不属于中央系统,双方总有利害矛盾,所以凡是反蒋的势力,龙云都多少采取保护的态度,凡是反蒋的运动,他虽然不公开鼓励,但也不怎么过问,这在无形中给联大的民主运动造成了一个很好的条件。所以学生运动在云南的七年中始终没有发生过“惨案”,没打死过人,也没怎么镇压,这在蒋统区中很少见。当然这和龙云自己的利益有关,所以抗战刚一胜利,蒋马上就迫不及待把龙云给“解决”了。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党派军队接收日本占领区,龙云的滇军被调到北越受降,然后又被调到东北,结果昆明的驻军就留下杜聿明的第五军。一天早晨突然搞了个戒严,把省政府给包围了,所有电话线掐断,请他到重庆去做官。后来第五军和云南地方军队还有过小规模的武装冲突,打了两三天,最后还是派何应钦和宋子文来调解,弄架飞机把龙云送到了重庆,名义上是去做军事参议院的院长,实际是挂个空名而被软禁。后来杜聿明被调到东北,换了关麟征做云南警备司令,也是蒋的嫡系。国民党夺权以后,云南由蒋直接控制,他是要镇压民主运动的,可是昆明的民主运动并没有停止,还在继续闹,所以紧接着就发生了“一二·一”惨案。
抗战胜利以后,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内战危机,可是蒋介石处心积虑要打内战,想把共产党消灭了,甚至于把龙云这样不是嫡系的力量也都消灭了。日本是8月15日投降的,此后的几个月里,中国的政治空气非常紧张,民主运动在重庆、昆明都闹得很厉害,后来上海、南京以及北方也都在闹。1945年11月25日晚上,在西南联大草坪上举行一个会议,反内战,争民主,还请了四位先生讲话,其中有费孝通、钱端升。当时我在宿舍里,离得不远,突然听见重机枪声音大作,“咔咔咔咔”打得非常厉害,仿佛就在耳边上。我记得我的同学说:“不好,要出事。”大会当然没法开了,第二天早晨,据官方宣布,说是发现了匪情,他们在缴匪,其实大家都知道不是这样,什么土匪,他们就是针对这个大会的,这种借口实在恶拙之极。同学十分激愤,把上课的钟卸了下来,开始罢课,这就是“一二·一”运动的开始。
这次罢课是最久的,大概持续了两三个月,学校等于处在停顿的状态。12月1日那天跟军警——其实是穿着便衣的特务——对峙的时候死了四个人,三个学生,一个中学教师。尸体放在大图书馆里,昆明各界人士都来悼念,我和几个同学也去送花圈、送挽联。那时学校的主要领导都不在,梅贻琦飞回北京准备复员,蒋梦麟已辞去北大校长的职务,到重庆做了行政院秘书长,胡适当时是北大校长,但他人在美国,由傅斯年代理。傅斯年刚到昆明时,同学很欢迎他,学生代表去见他,他也慷慨激昂地说:“你们都是我的子女,打死我的学生,就是打死我的子女,不能和他们善罢甘休!”态度还是好的。可是傅斯年基本上站在国民党一边,希望把这个事情了结,并没有可能真正解决问题。不过那种民主斗争是这样,有理、有利、有节,1946年3月17日出殡那天,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全市的学生几乎都参加了,而且社会各界都非常同情,我们转遍了昆明主要的街道,也算是胜利。后来傅斯年回重庆也向蒋介石做了汇报,终于换了警备司令关麟征。更重要的是,“一二·一”运动正式揭开了此后三年席卷全国的学运,即毛泽东所谓开辟了“第二战场”,国民党政府受到强大的内外夹攻,终于垮台。
刺杀闻一多是1946年夏天的事,李公仆先被刺,闻先生参加追悼会,上去骂了一顿特务,回家路上就被刺死了。当时联大师生陆续北返,大概已经走了一半的样子,我走得比较晚。那天中午我正在屋里和同学聊天,一两点钟的时候听见外面两声枪响,因为那几天气氛紧张,感觉一定出了什么问题,赶紧出去看,只见有人用担架抬着一个人匆匆忙忙走了过去,身上带着血。后来听人讲,说是闻一多被刺,送到云南大学医院去了。我们立即赶到医院,人已经死了,尸体摆在院子里,周围有七八个人,后来陆陆续续来了一些人,神态严重。云南大学的尚钺先生来了,哭得很伤心,边哭边说:“一多,一多,何必呢?”不知他是指“你何必从事民主运动”呢,还是“你何必把生命都付出来”呢,我不太清楚,不过给我的印象很深。
3。一个人的政治底线
过去的学生运动,凡游行我都参加,因为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主张我们当然拥护,但除此以外,别的活动我都不参加,从中学到大学都是如此。第一,自己不是那材料,既不会唱,不会讲演,也不会写文章做宣传,第二,从小我就有一个印象,政治是非常之黑暗、复杂、肮脏的东西,一定要远离政治,父亲也是这样告诫我。所以实际上我就给自己划了底线:爱国是大家的义务,反对侵略者是国民的天职,游行我参加,回来也是挺兴奋的,宣言里也签名表态,但实际的政治活动我不参加。
我的大姐何兆男(后改名何恺青)在北大读经济系,那时国民党还控制着北京,宪兵第13团团长蒋孝先是蒋介石的侄子,时常到学校里抓人,我大姐就被抓起来关了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