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记-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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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气氛,加上年轻,每天都觉得好玩儿一样。记得街上有一家牛肉面馆,被炸之后换了个招牌“不怕炸”,大家都觉得有趣。教师们为了躲避轰炸,很多都搬到乡下去了,没有别的交通工具,所以住得近的、远的都得走着来,只有周培源特殊,周培源买了一匹马,他就骑着马来。
1941年秋天,美国空军志愿队来了,不算正式参战,所以是“志愿”的,也叫“飞虎队”。那天下午空气依然清新如常,我想也许是高原上空气稀薄的缘故,看得清楚极了,就见一些飞机在天上来回盘旋,速度非常之快,声音也非常好听。我们虽是外行,可是一看就知道那是一种新型的飞机,非常先进。第二天又有警报,日本飞机又来了,可是那天很有意思,大概它们也知道美国的志愿队来了,所以不像以前那样排着大队伍,只是试探性地来了十架,而且也没能到达昆明上空。第二天我们看报纸才知道,那十架飞机全军覆没,都给打下来了。自从那天起,以后就再没警报了。后来征调联大学生给美军做翻译,我听他们回来讲,那种飞机叫P40,是战斗机,头上还画一个鲨鱼。P40的每个翅膀上都有三架重机枪,子弹交叉打过去,火力非常猛。经过一年多天天挨炸之后,我们终于又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1941年年底,世界形势大变,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正式参战,“飞虎队”也不叫“志愿队”了,改称“美国空军第14航空队”,属于正式编制。1942年春天,美国空军少将Doolittle(杜立德)率领B24中型轰炸机第一次轰炸东京,倒不是为了取得多少物质的效果,主要还是心理上的,就是说美国飞机现在也能打过来,日本本土也不安全了。当时日本陆军跟海军也闹矛盾,陆军推委海军防御不力——因为当时的飞机还没那么先进,不能从美国本土直接飞到日本,所以有一种判断认为飞机是从航空母舰上飞来的,这就意味着日本海军未能把美国航母阻止在外。可是日本海军则说美机是从陆地起飞的,一定是陆军有哪一个岛没守住,被美国占领了,建了飞机场飞过来。两方面争论不休,不久有一部电影叫《东京上空三十秒》,专门讲这段故事。
“飞虎队”来了以后日本不来轰炸,昆明就相对安全了。当时美军的若干总部设在昆明,很快我们就发现满街都是美国兵,不过美国兵胡作非为的很少,关系处得还不错。政府先后调了很多联大的学生给美军做翻译官,挂上少尉的牌子就算是参军了,如果是四年级的同学,去了就算毕业,低年级的学生,学校还允许他们可以回来复学,梅贻琦校长的公子梅祖彦大概就是二年级的时候参军去的。美国给军人的待遇远较中国为好,包括他们军队的服装、吃、用等等供给都是美国运来的。比如到美军做翻译官,去了以后先发一身美军的衣服、美军的皮靴,而且每人发一块手表,那时候我们谁有手表?如果所在部队就在昆明附近的话,这些同学还时常回学校看一看,腰上挎一支手枪,顶神气的,而且可以很快学会开车,没事就弄辆吉普车,顺便带我们出去玩儿。我在历史系有个熟同学董振球做了翻译官,周末我常去看他,第一,可以在他那里吃一顿,有面包,还可以抹黄油,那就非常了不起,感觉好极了。第二,可以在那里洗个热水澡,而联大是没有洗澡设备的。到了晚上我就在招待所里睡一觉,睡前翻翻他拿来的Time、Life之类的杂志,第二天还可以托他买两件美军的衣服。当时美军的军服大量涌入市场,当然是没有徽章的,质量又好还便宜,所以昆明城里有好多人都穿美军的衣服。
我没有上过前线,所以真正怎么作战我不知道,听一些做翻译官的同学回来讲,美国兵作战的时候也挺勇敢的,不像以前我们以为的那样不能吃苦耐劳。云南西部的高丽贡山、野人山,那些地方根本没有人,穿越的时候都是风栖露宿,晚上没有地方睡,他们就窝在吉普车里过夜。同学谭申禄中学和我就是同学,运动员,身体很好,而且是机械系的,到美军做了copilot(副驾驶)。空军死亡率非常之高,不过做飞行员也顶神气的,能飞到天上去那是最高的荣誉了。谭申禄专飞印度的加尔各答,后来大概也发点财——相对于我们来说。当时缅甸被日本人占领了,所以不能直接从缅甸上空飞,都得绕西藏沿着所谓驼峰那条路,挺危险的,据说1500多架飞机中约有半数失事,现在还有人在找遗骸。谭申禄给我讲过一个小故事,挺有意思。有一次他们坐的是运输机,毫无作战能力的,飞行途中,忽然发现前面有日本飞机,指挥官下令让他们立刻准备。按照规定,第一信号给出的时候应该把降落伞都穿好,第二个信号一出就得跳伞。后来果然给了第一个信号,大家马上穿降落伞,结果有一个人非常害怕,当时就晕倒了。幸好没有给第二个信号,不然他们真的就要跳下去了。
当时中国主要对外的运输就靠从昆明飞加尔各答这一条路,没有别的选择,而且那时候中国非常落后,没有汽车,没有汽油,没有飞机,也没有各种武器,所有物资都得靠外援,所以必须再有一条对外的交通线来支持,这也是美国参谋长史迪威拼命要打通缅甸的主要原因。美国海船一直开到仰光,把物资卸下来,然后通过滇缅公路不断地运送到内地。1944-45年,我们在昆明依然可以看到公路上运输车队不断地往来,非常繁忙。有一个人叫梁敬錞,做过台湾近代史所的所长,写了一本《史迪威事件》。蒋介石在昆明成立了中国远征司令部,把中国的一些军队逐步换上美式的装备,可是史迪威把这些当时中国最精锐的部队都放在了中缅战场。史蒋之间在战略上有很大的矛盾,终于闹翻了,蒋要求罗斯福一定要换人,否则的话,中国宁可回到抗日战争以前的状态,不打了,所以后来罗斯福就把史迪威调回美国。
二战的转折点是1942年秋天。1942年以前,日本在中国占据优势,德国把法国打败了,英国岌岌可危,苏联一直被打到莫斯科城下,所以1941年是法西斯国家最盛的时期,整个太平洋东部都成了日本的内海。到了1942年的秋天,盟军方面连打了三个大胜仗,战局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欧洲战场上,斯大林格勒打得最激烈,红军打败了德军,自此转入反攻;北非战场上,英国陆军第八军团司令蒙哥马利打败了隆美尔的非洲军团,在地中海转入攻势;东方战场形势的转变是太平洋的中途岛海战。中途岛正在太平洋的中间,所以叫Midway,本来那一战日本的军力比美国还强一些,美国只有三艘航空母舰,日本有八艘,可是它的情报密码被美国破获了,总司令山本五十六坐的飞机被美国打了下来,从此,太平洋的局势扭转过来,日本节节败退。山本五十六是太平洋战争的日本海军司令,偷袭珍珠港就是他指挥的,其实他不赞成打美国,可是日本当局决定要打,他得服从命令,所以这个人也很悲剧性。这就是1942年的转局,之后,盟军进入反攻阶段,日本德国从此一蹶不能复振而终于垮台了。
1945年8月日本投降。记得那天傍晚王浩来找我,尚未进屋就在外面大喊我的名字,我还挺奇怪的,仔细一听才知道,他喊:“Thewarisover!(战争结束了)”当晚,我们几个人凑钱买了食物和酒一起庆祝,意想不到的是,当场就有两个犯了神经病,大哭大笑、又吵又闹。大概是多年战争引发的苦难和流亡生活的压抑突然之间爆发出来了,不禁使我想起莫泊桑的一句结论:“Mais;C’estsifragile;uneviehumaine!(人生是那么脆弱!)”
抗战胜利了,大家当然都很高兴,不过也伴随很大的忧郁:外敌不存在了,内部的矛盾更加上升。抗战末期(1944-45年),民主运动已经再次高涨起来,主要目的就是争民主、反内战,尤其在昆明,跟国民党政府闹得非常厉害。1945年底到46年初,重庆召开了一个政治协商会议,本来是请各方面的代表,包括国民党的、共产党的、其他党派的、无党无派的各方代表来协商,会议也做出了一些决议。文革期间还揭发刘少奇当时提出要准备迎接和平民主的新阶段,共产党准备把总部搬到淮阴,准备在中国也实行政党政治,也搞竞选。可是最后也没有实行,还是打了。那时候我们都认为是国民党一党专政,挑起了内战,后来一直到文革,才爆出一点新情况。文革时打倒刘少奇,做了副统帅的林彪号称早在旧政协时就说刘少奇:“什么和平民主新阶段,就一个字:打!”以前国民党骂共产党,共产党也骂国民党,都说对方是假和谈,可是我们一直认为是国民党没有诚意,是国民党想打内战,结果让林彪这么一说岂不泄了底?我的导师侯外庐先生是老马克思主义者,又是史学大家,他说那时候共产党确是有诚意的,希望能够与国民党和谈成功,不要打内战,“如果现在要那么提的话(指林彪的话),反而不合适”。我觉得他说的有一定道理,当时共产党是有诚意的,只不过没有谈成功。不过有些事情是说不清的,国民党内也有不同的意见,包括张治中、邵力子这些重量级人物并不赞成继续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共产党一贯的主张,究竟哪些人愿意打,哪些人是真正希望和平的,恐怕永远也说不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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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一”运动
关于西南联大的研究已有很多,也出版了不少书,但大多是资料集,就像注册组的报告一样。比如北大出版社的《西南联大校史》,最后的修订我也参与了,可那本书我也不大满意,因为它都是资料数字,虽然也有用,但毕竟是死的,而真正的历史是要把人的精神写出来。“糟粕所存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把每根头发都画得一丝不错不一定就是最好,可是漫画家三笔两笔就能把人活灵活现地勾勒出来。丰子恺是老一辈的漫画家,我看过他写的一篇小文非常有意思。有一次他去上海,在火车上遇到一个上海小商人,商人问他贵姓,他说姓丰,商人问是哪个“丰”,丰子恺说:“五谷丰登的‘丰’。”五谷丰登是什么?商人不知道。丰子恺想了想,说:“咸丰皇帝的‘丰’。”咸丰皇帝?商人还不知道,后来又说了好几个“丰”,他都不知道。丰子恺突然想起来了,说:“哦,是汇丰银行的‘丰’。”于是那个马上小商人惊呼:“噢——,汇丰银行!汇丰银行!”他就只知道汇丰银行。短短几句话就活画出了上海滩小商人的面貌,这就是他的“精神”。写历史最重要的也是把“精神”写出来,堆多少资料也堆不出活生生的人。
下面要谈我亲身经历的事情,虽然不见得很正确,也不见得和别人的印象一样,但它毕竟是一个“活人”的感受。比如我看到一些回忆西南联大的文章,好多是写歌咏队、演剧队的,可能这些人属于活跃分子,但也可能给人一种感受,以为歌咏或者演戏在当时的校园生活里占了很大的比重,其实未必是这样,并不是大多数的人都喜欢演戏,我就不演戏,而且像我这样的人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