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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部分

上学记-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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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院系调整,叶企孙跟着并到了北大物理系,后来又调到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那时候我在社会科学院工作,下班路过王府井的东安市场,偶尔进去买东西,可好几次都碰见叶先生,看那样子挺悠闲的。我曾问一个物理系的同学,说:“我总看见叶先生在那儿逛商场,好像挺悠闲,他现在不搞研究了?”他说:“叶先生现在年纪大了,科学搞不了了,就搞点科学史。”叶先生文革的时候非常不幸,因为他的学生熊大缜。熊大缜是他抗战以前的得意门生,抗战时八路军在河北农村发展了很大的势力,但缺少现代的武器装备,叶先生就把他的这个心爱的学生送到解放区,帮助他们搞军工,被任命负责冀中军区的供给。可是解放以前就搞过几次运动,有一次把熊大缜也牵涉进去,1939年4月,除奸队以“国民党特务”的罪名逮捕他,枪毙了。因为这件事,文革的时候关了叶先生很久,说他把特务介绍到解放区搞破坏,1975年才被解除隔离,不久就去世。

物理系几位元老后来的遭遇都很惨,叶企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饶毓泰。饶先生是北大物理系主任,联大的时候也就五十多岁吧,教光学,据说对学生非常严格,可是他的样子特别衰老,不但拄着拐杖,而且步履非常之蹒跚,一步一摇的。我没听说饶先生做过任何政治活动,可是文革时也把他关在牛棚里,结果他在牛棚上吊自杀了。一个八十岁的人,就算阎王不来请,也快自动去报到了,可是他却迫不及待地要先走一步,所以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心里十分难过。还有,清华气象系的教授赵九章,我做学生的时候他就教气象学,是这一领域的权威了,解放后是两弹一星的功臣,一辈子搞科学,没有做过政治活动。可他又是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的外甥,按照当时血统论的说法,“吴稚晖的外甥能是好人?”所以后来他也被斗,自杀了。由此我想起另一件事。有一个同学比我高一班,叫丁则民,他的哥哥丁则良是西南联大历史系的讲师,后来清华的副教授,他们兄弟两个都是搞历史的。1957年丁则良被划为右派,在北大未名湖投湖自杀了。丁则民研究美国史,以前在北师大教书,后来在东北师范大学任美国研究所所长。有一次红卫兵抄他家,抄出一张叶群的照片,就问:“你为什么私藏首长的照片?!”丁则民交待说不是私藏,是她送给的。又问:“你们什么关系?!”答:“她是我外甥女。”文革的时候抄家风气蔓延,我就被抄过两次,可丁则民是林彪副统帅夫人的舅舅,好,一下就给他销灾免祸,变成了保护对象。可是好景不长,随着林彪出事,又把他给抓起来关了一阵。那时候荒唐的事情太多,太令人感慨了。一个人是革命或者反革命,这和他的外甥女有什么关系?赵九章一辈子没参加过政治活动,他的舅父跟他有什么关系?可见在这些地方我们国家的封建性之强。

联大有好几位老师都是当时顶尖级的物理学家,一个是吴有训,他接叶企孙的手做清华理学院院长,教近代物理。在美国留学时,他曾协助他的老师,世界级的权威Millikan(密立根)教授进行云雾室的实验,Millikan以此获得诺贝尔奖。有人说应该是Millikan-吴两人获奖,但吴先生很谦虚,说自己只是做了助手的工作(大概叫作WilsonChamber实验,我是外行,搞不清这些,只是听人传说)。一个是赵忠尧,他是中国研究原子科学最有成绩的一个。另外还有张文裕,他是从英国剑桥回来的,吴大猷,后来做了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周培源教力学,饶毓泰教光学,吴大猷教电学,像杨振宁、李政道一辈的青年物理学家都是经他们培养的。我只上过清华霍秉权先生的物理课,霍先生后来院系调整中调到郑州大学,我想现在也不在了。

战火芬芳

1937-38这两年,全国确实有一种新气象,《毛泽东选集》里面也提到:自从抗战以来,全国有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气概,过去的愁眉苦脸都一扫而空(见《新民主主义论》)。可是到了1939年以后,局面有了变动,类似抗战最开始那样的大仗不多了。第一,日本人的重点有所转移。那时候欧战已经开始,美国在物力方面大量支援盟国,所以日本要想称霸东亚的话,对手除了中国、苏联,还加了个英美。英美在亚洲的势力很大,不会坐视日本完全独霸中国,世界矛盾很尖锐,所以日本得留着力量北边对付苏联,南边对付对英美,不可能把所有的兵力都放在中国战场上。第二,中国地方太大了。日本从东北伪满洲国一直占领到华北、华东、华中、华南,每占一个地方总得分一部分军力来把守。比如占领北京,少说也得留个七八千人,如果只留三五百人,一旦有事,招架不过来的。一个北京就得留几千人,那么,以中国之大地,从黑龙江到海南岛,得留多少人?恐怕没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人是控制不了的,所以日本一边前线打仗,一边还要占领那么多地方,它应付不过来的。

二战时,德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德国在欧洲征服了十四个国家,对付挪威、丹麦、比利时这些小国如风扫残云,却惟独没有攻占瑞士,为什么?其实瑞士就在它旁边,又是个小国,要硬打的话无疑也能打得下来,可瑞士当时是400万人口,精兵20万,它的科技水平非常高,军备非常强,而且训练有素。瑞士虽然是中立国家,可是如果敌国入侵,瑞士一定会全力以付,这一点它表示得非常鲜明,所以希特勒也得考虑。德国当时有8000万人,如果按十分之一的比例来说,它的最大兵力是800万人。瑞士有精兵20万,那么德国大概就得出兵40万。希特勒这边打英国、打法国,那边还得打苏联,如果费那么大代价打一个瑞士,他得考虑到底值不值得。当年日本大概也是这么考虑的,它得衡量全局,所以总想对中国用政治手段来结束。比如它在东北成立伪满洲国,北京成立华北临时政府,南京是汪精卫的汉奸国民政府,有了这些傀儡政府日本就不必付出太大的代价。这是暴力政策的失败。中国自古就懂得,政治主要是靠人民的拥护,否则不能持久。日本侵略中国是几亿中国人都反对的,怎么能成功?

1938-39年以后,形势逐渐成为一种相持的状态,虽然也打,但时战时停,不像开始那一两年大打特打。国民党在抗战一开头也是真打,牺牲也大,及至进入相持状态后就开始腐化了,军队腐败,政治腐败,经济腐败,而且速度非常之快,这一点蒋介石后来也不得不承认。抗战以前,左派、右派界限鲜明,抗战爆发便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可是自从1939年以后,国内矛盾又逐渐上升了。那年我刚入大学,学校里有很多壁报,写的文章大都带有政治性,左右两派又开始争起来,而且争得很厉害。那时候我们绝大部分人都是同情左派,虽然不甚了解,但总以为左派是真正要求民主的,至于突出无产阶级专政,则是解放后历次运动的事了。解放前倒是右派非常敏感,认为凡是主张自由民主的,就是反国民党,就是跟着共产党跑。比如罗隆基、闻一多搞民主运动,国民党特务给他们起外号叫“罗隆斯基”、“闻一多夫”,写大字报动不动就“罗隆斯基如何如何”,可我们大多数人并不这么看。为什么人家提出自己的意见,就给人家扣一顶红帽?记得张奚若先生在课堂上不只一次地说:“当局一听‘自由’两个字,无明火立刻就有三丈高。”真是入木三分。

1940年在欧洲战场是个大转折,法国被德国占领了,那是法西斯气焰最高涨的时候。中国当时所有对外的出海口都被日本人占领,只能靠从越南的海防进广西或云南。日本一看法国战败,立即出兵越南,结果越南这条路也断了,只剩下昆明通缅甸那一条路。可那时候英国自顾不暇,无力保护缅甸、印度等属地,日本随即封锁了滇缅路。

1939年我刚入学时,日本飞机只偶尔来一两次,因为昆明是主要的中转站,所以从1940年夏天到1941年秋天,在这一年零一个季度的时间里,日本几乎天天来飞机轰炸,而且很准时,早晨九、十点钟肯定拉警报。据说重庆一拉警报大家就躲进山洞里,可是昆明没有山洞,幸亏联大就在城边,一拉警报我们就往郊外跑,十来分钟就能翻两个山头,跑到山沟里就安全了。不过因为日本飞机到处丢炸弹,山沟里也有不安全的时候。有一次,华罗庚先生和教我们西洋史的皮名举先生躲在一起,不知怎么日本人在那山沟里(记得叫黄土坡)撂下两颗炸弹,石头土块把他们埋了起来。皮先生爬出来,晕头转向地往外走,没走几步忽然想起华罗庚还在里边,赶紧又找人回去,又把华先生拉了出来。在艰难危险的时刻,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有时会让你感到人性中更深层的心态。比如有个叫杨南生的同学,后来是火箭专家了,他就从来都不跑。有一次人家生把他拉走躲起来,弹片正好落在他身旁,把一个茶碗给砸了,有人问他:“这回你该跑(警报)了吧?”他说:“这回就是跑坏了,不跑留在屋里还炸不到。”过去我们总是习惯用政治觉悟衡量人,可是在这种场合,有的人是真不怕,但不能说这个人政治觉悟高,有的人政治觉悟非常高,可每次警报一响跑得比谁都快。

日本飞机来轰炸都是排成“品”字形,三架排一个小“品”字,九架排一个中“品”,有时候是27架排一个大“品”,有时候是36架,前面一个大“品”,后边九架再组成一个中“品”,看得非常清楚。飞机来得挺有规律,每天差不多都是十点钟准时来,炸到十二点、一点钟又走了,所以后来我们上课的时间都改了,早上七点到十点钟上课,下午三点钟再上,中间那段就是等它来轰炸的。昆明天气非常好,阳光灿烂,飞机飞过去的时候炸弹极其耀眼,就像一群水银球掉下来,亮得晃人眼,就听见“嗞嗞嗞嗞”的一阵响,然后是“嘣——”的一声,如果离得近,就会感到地动山摇。据报纸上说,日本当时有两派争持,一派主张从东北北进打苏联,一派主张南进,进攻南洋,打英美,两派争执得很厉害。1941年日本飞机天天轰炸的时候,有一次我在报纸上看见一篇文章,大概作者懂点军事,据他的观察日本是要南进,因为他们炸昆明的时候有一部分所用的战术是练习俯冲轰炸,那是轰炸海军军舰的战术,所以他预言日本是要南进,后来果然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我们当时毕竟年轻,跑上十几分钟躲起来就没事了,可我也看见一些悲惨的景象。有一次飞机大肆轰炸之后,我看见一堆乱坟后边有位老人,他有气无力地慢慢站起来,满脸灰色的尘土,然后非常缓慢地长叹一口气,我看了以后心里非常难过。联大被炸过两次,1940年秋开学不久,那一次炸得很凶,宿舍、图书馆都被炸了。我还记得那天回来以后校园里到处都是灰尘,就看见蒋梦麟校长——平时他很少露面的——坐在图书馆门前的地上,一副无奈的样子。不过总的来说,并没有士气不振,也没有任何失败主义的气氛,加上年轻,每天都觉得好玩儿一样。记得街上有一家牛肉面馆,被炸之后换了个招牌“不怕炸”,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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