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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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了，他说：“我们自身应该清楚，贿赂有着深刻的阶级性，是小资产阶级和私人资本主义自发性的表现。”注26苏维埃政权早期领导人对腐败的这种认识成为以后70年苏联官方认识腐败问题的基调。1962年12月9日，苏共中央《关于加强打击贿赂和盗窃人民财产行为》的内部信件认为，贿赂是“剥削阶级社会条件下产生的社会现象”。十月革命消除了贿赂产生的根本原因，“苏联的行政管理机构也是新型管理机构”。贿赂之所以在苏联存在，是因为党、工会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中存在不足，特别是在对教育劳动者方面存在不足。注27而在1991年7月中央书记处通过的《关于加强同经济领域犯罪现象作斗争的决定》中，连腐败、贿赂字样都没有。
　　由否认腐败，不恰当地认识腐败原因，到袒护腐败，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了。当时肃反人员大量的职务犯罪受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指责。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在公开谈话中则认为这些指责都是苏维埃政权敌人对肃反人员的中伤和污蔑。契卡的创建人，也是这个机关早期负责人之一的雅·彼得斯1918年9月22日的一个谈话，对那些指责作出了回应。这份谈话发表在契卡的机关刊物《契卡周报》上。彼得斯说：“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又开始散布诸如受贿、贿买、污告这类卑鄙的谣言。出现几个舞弊事件就大惊小怪，没有必要。”注28到苏联后期，勃列日涅夫不但袒护腐败，还直接阻止办理腐败案件，他甚至当着几位领导人的面训斥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你的任务是保护党的官员名录干部，而不是整他们的黑材料。
　　否认腐败存在，分析腐败原因时张冠李戴，袒护腐败，是苏维埃政权早期乃至整个苏联时期腐败泛滥的思想认识根源。
　　干部队伍成分庞杂，为腐败储备了人员条件
　　苏维埃政权刚刚建立就面临国内战争、怠工、各种破坏活动以及外国武装干涉，当务之急是保住刚刚出现的苏维埃政权，相形之下，官员腐败的危险则退居其次了。为应付国内外复杂局面，军队的人数大量扩充，官员的数量也大量增加，官僚队伍远远超过了旧俄时代。帝俄时代的1900年，每809人供养一个官吏；而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的1922年，供养一个官员的人口则是191人。保卫部门是保权维稳首当其冲的机构，自然要优先由其扩充人员。契卡于1917年12月设立后，尽管当时严重缺少物资和资金，布尔什维克还是使这个政治警察队伍迅速膨胀起来。1918年底，这个刚刚设立一年的机构在人数上就超过了末代沙皇宪兵的1。5倍；到1921年夏天，契卡人员的数量达到了26。24万人，是“血腥的尼古拉”时期宪兵数量的16倍多。这样急速扩充起来的契卡队伍，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像刚刚革命后的苏维埃警察一样，契卡人员中有很多文盲、社会闲杂人员以及旧俄军人，很多有前科的人甚至也加入了契卡组织，这就为契卡人员滥用职权、贪污受贿甚至实施刑事犯罪准备了土壤。例如，1920年有个叫М。罗锵科的人当时正因盗用公款、抢夺等多项罪名接受车里雅宾斯克契卡的调查，却被任命担任了巴什基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契卡所属一支部队的副指挥官。注29纳夫塔里·阿罗诺维奇·弗兰格尔，本来是一个从事敲诈勒索的罪犯，经过了契卡的历练，不仅成了“敖德萨黑社会之父”，后来竟当上了工程技术部队的中将。注30有个叫Я。Г。勃柳姆金的人，1917年前还是个刑事犯，1918年他已经是红军罗马尼亚前线第六军铁道部队司令了，在此期间他个人贪污了上万卢布的公款。这样的人竟然在1918年5月调入契卡工作。注31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政府管控下的商品经济为腐败提供了土壤
　　新经济政策实行后，商品经济得以恢复，私商和外国资本在一定行业发展，但受到国家严格管控，而这种管控又缺乏有效监督，这就为腐败创造了制度条件。
　　在国家管控和限制的条件下，收买公职人员成为经营活动的决定性因素。私商开展正常经营需要收买官员，从事诱人的非法经营活动更需要官员保护。因此，商人收买官员成为新经济政策时期腐败的一种比较普遍的形式。
　　对官员缺乏有效监督使他们很容易利用手中的权力营私舞弊。1924年2月，中央委员会登记分配部的一份报告指出，经济部门工作者——领导人的腐化“堕落是从以优惠价格自我供应开始的。开始是拿少量的布匹、鞋子、衣服和食品给自己、给亲戚和熟人”。由于缺乏监督，“后来就拿这些东西进行相互服务的交易”。注32
　　注释：详见本刊网站。
　　（作者为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洪振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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