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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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毛泽东说论战是打“笔墨官司”，“天不会塌下来”。60年代初，中苏论战越演越烈。但赫鲁晓夫1963年1月在东德党代表大会致词中突然提出各党之间“停止公开论战”。会后，赫鲁晓夫和苏共继续发表反华言论。2月21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提出停止公开论战，并建议举行苏中两党会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认为苏共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是一个“花招”。1963年2月毛泽东在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时说，我们赞同停止公开论战，但要说清楚，“现在的公开论战，不是我们首先发动的，我们是被攻击的”。他又说，“既然你们已经公开论战，既然你们那样攻击我们”，“索性展开公开论战不好吗？我看，进行这样的公开论战，天不会塌下来，草还是照样长，女人还是照样生孩子，河里的鱼还是照样游”。
四、康生的“窜红”和王稼祥的“被斗”
康生“窜红”和王稼祥“被斗”，都同中苏“十年论战”有关。
论战从内部争议转向公开争论时，1963年2月中央决定成立撰写反修文章的写作班子，位于钓鱼台8号楼，组长是康生。成员有从中联部调去的王力。1966年春，钓鱼台反修文章写作班子宣告结束。但康生、王力依然留在钓鱼台。1966年2月3日，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经中央指定为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彭真任组长）在钓鱼台8号楼开会。会后拟定了《二月提纲》，主要意图在于把已经展开的批判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和学术范围之内，不赞同把它变为集中的严重的政治批判。《二月提纲》被毛泽东批评后，康生说了谎，说这是彭真等人背着他搞的。于是善于投机的康生，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在钓鱼台8号楼由康生、陈伯达主笔，王力等人参加起草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康生由此成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王力借此进入“中央文革小组”。
也正是在论战进入高潮时，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联部部长的王稼祥，面对全党全民“反对帝修反”和“防修反修”的政治热潮，对我国外交在国内经济困难时“四面受敌”的情况深为忧虑，于是写信给中央领导人，建议正确地全面地阐明和确认我们的对外政策是和平外交政策；为了争取时间，度过困难，加速完成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对外有必要采取缓和的方针。
王稼祥的建议，被批判的“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1963年年中之后，毛泽东多次同外宾谈话中批评王稼祥实行“三和一少”修正主义路线。他说：“三和一少”就是“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尼赫鲁）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和气一点，对亚非拉人民斗争的援助少一些。”他强调说，我们的方针应该是“三斗一多”，就是对帝国主义要斗，对修正主义要斗，对各国反动派要斗，要多援助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的和马列主义的政党与马列主义的派别。毛泽东对一些国家共产党领导人说，修正主义的国内纲领是“三自一包”，国际纲领是“三和一少”。毛泽东虽一再批评王稼祥的“三和一少”路线，但是，不同意完全公开批判，留有余地。王稼祥只是“靠边站”，而并未撤销他的中联部部长的职务。然而康生就不一样了。1966年6月9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首先向王稼祥发难，在中联部办公区贴出一张《这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斗争？》的大字报，把反对王稼祥的“三和一少”斗争，提高到“是反对修正主义篡夺党的领导权的斗争，是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的高度。6月21日，康生、王力到中联部看大字报，并在干部会上作报告。康生说，中联部运动方向不对头，“毛泽东思想还没有进中联部的门”，“群众没有发动起来”，中联部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应将“三和一少”的代表人物王稼祥批倒批臭。在康生、王力指使下，王稼祥多次被揪斗。1966年8月的一天，中联部办公区内贴满了声讨王稼祥“复辟”，并要抓其“黑后台”的大字报。中联部干部都感到莫名其妙，很久之后才知道原委。1965年11月，中办主任杨尚昆受周恩来之托看望王稼祥，问是否能做点工作。王稼祥表示同意。一个星期后，周恩来看望王稼祥时，也询问他是否做点工作。王稼祥表示可以做点研究工作。周恩来同意了，并让他再找几个秘书。1966年3月，中央决定王稼祥任中央外事小组副组长。1966年8月初，伍修权参加中央一次会议，休息时周恩来找到伍修权说：“王稼祥是有过功劳的人，现在身体不好，不要揪斗。”并说：“修权同志，你是了解王稼祥同志的，也了解中央对他的态度，你应该出来替他说话。”第二天伍修权就在中联部中层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了这个精神。但是康生、王力并没有放过王稼祥。在康生、王力指使下，1966年8月12日，中联部一部分人冲进王稼祥的住处进行揪斗。王稼祥从中南海搬出后，住在离北海后门不远的一个单独小院里。这些人拿出一捆大字报，勒令他回答问题。会客厅及内外墙上挂满了大字报。王稼祥当时不知从何答起。于是他们把他押到院子里，站在一块石头上回答问题。要他回答问题的要害是“复辟”。“为什么要复辟”，“复辟的黑后台是谁”。王稼祥瘦弱的身子，在石头上似乎站也站不住。身体虚弱，耳朵不好，开始也未弄清楚什么是“复辟”。后来提问人“启发”地问：“谁到你这里来过？”这时王稼祥才明白他们所指“复辟”是什么含意。他慢慢地说，是中办一位干部来过，问过我能不能工作。一阵口号声后，他还说，我身体不好，但愿继续为党工作，“我愿喝点人参汤预支生命为党工作”。提问者并不满意，一定要他交代中办的人是受谁指使，中间还有谁来过。这时王稼祥明白了他们的意图，他们是要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一再威逼下，王稼祥始终不说，只说：“来过中办同志”，“没有别人了”，“我记不得了”。这时王稼祥几乎站不住了，有人提出不要再斗了，于是就在“打倒王稼祥”的口号声中押回屋里。伍修权得知有人去王稼祥家去批斗时，十分生气，立即通知召开全部干部会议。伍修权在会上说：“你们批判他的错误是允许的，但是应该讲政策，要文明一点，照顾他，他的身体本来就不好。”伍修权说，他的这些意见是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讲的。伍修权还根据毛主席曾经提出过的以及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向大家介绍了王稼祥对党的重大贡献。主要有三点：一是在苏区宁都会议上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二是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三是从莫斯科回到延安传达共产国际肯定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耿直的伍修权在这次讲话之后就被按照林彪的指示，打成“彭真黑帮分子”。
五、邓小平的结论
对于十年文革，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作出全面否定的结论。《决议》对中苏论战有比较简短的一段话，指出论战的“左倾观点的发展就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持续”。文革结束之后，邓小平在同外宾的讲话中，多次谈及这场论战的结论是：反对“老子党”，我们反对得对了；论战中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你们有错，我们也有错，我们错在“左”；现在应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一切向前看。
邓小平1983年1月11日在会见墨西哥统一社会党代表团时说：“1957年我参加了莫斯科会议，毛主席是团长，我实际上是副团长；1960年刘少奇同志当团长，我正式名义是副团长。中苏两党会谈我是一直参加的，多数是我当团长，对手主要是苏斯洛夫，他们有他们的一套，我们有我们的一套。现在回过头来看，他们那套东西是不行的，中心就是发号施令，以他们为主。我们有些东西今天回头看也站不住脚。”
邓小平1983年11月6日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席希尔的谈话时说：“大论战我们发表了九篇文章，这些工作我都参加了。从现在观点看，好多观点是不对的。”“我们的错误不是个别观点，个别观点上谁对谁错很难讲，应该说，我们的许多观点现在看来还是很正确的。我们的真正错误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国际共运的是非，因此有些东西不符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原则。”
邓小平1987年4月30日会见西班牙工人会党中央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时说：“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危险还是‘左’，因为‘左’已形成一种习惯势力。”他1987年6月12日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既盟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说：“从1957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
邓小平作为论战直接当事人之一，言简意赅地对“十年论战”作了评判，指出主要根源在于“左”的思想和“左”的习惯势力。这表现了他的政治勇气和智慧。然而，无论是《决议》还是邓小平的有关讲话，都过于简要，而且邓小平有关讲话都是同外宾的谈话中说的。我们没有如总结十年文革那样，对“十年论战”的成因、后果和经验教训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特别是没有对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总结。
（作者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前主任、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
（责任编辑洪振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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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谈
刑讯逼供：冤假错案的罪魁祸首
作者：刘仁文 刘泽鑫 字数：12669
在刑事讯问过程中，对犯罪嫌疑人从身体或精神上进行折磨，以逼迫其作出有罪供述，这种刑讯逼供作为封建司法的罪状之一，早已受到广泛批判。但现实中刑讯逼供仍然屡禁不止，酿成许多当世冤假错案，却足以提醒我们此问题的复杂性及解决的艰难性。
一、中国古代的刑讯逼供
我国的刑讯逼供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据清末法学家沈家本所著的《历代刑法考》记载：“拷囚之事始于何时？书传未详。《月令》乃周末儒生所撰纂，疑周时即有是也。”注1由此可推测，大概在西周时期，便有了刑讯逼供。与当今社会不同，古代的刑讯逼供不存在一律违法的情形。由于古代刑侦技术落后，对口供的依赖性较大，因此刑讯手段在我国古代历史当中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合法，甚至有时还是定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