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风筝的人-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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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我也有一直想要问的事情。”
“什么？”
我突然不想问，我害怕听到答案。“拉辛汗。”我说。
“他走了。”
我的心一沉：“他……”
“不，只是……走了。”他递给我一张折好的信纸，还有一把小钥匙。“我前去寻他，房东把这个交给我。他说我们走后隔日，拉辛汗也走了。”
“他去哪里？”
法里德耸耸肩：“房东也不知道。他说拉辛汗留下那封信和钥匙给你，就走了。”他看看手表，“我得走了。走吧，索拉博。”
“你能让他在这儿留一会吗？”我说，“迟点再来接他？”我转向索拉博：“你愿意留下来陪我一会儿吗？”
他耸耸肩，一语不发。
“当然，”法里德说，“做晚祷之前我会来接他。”
我的房间还有其他三个病人。两个年纪较大，一个脚上浇着石膏，另外那个患有哮喘，还有个十五六岁的少年，刚割过阑尾炎。浇石膏那个老家伙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他的眼睛来回看着我和那个坐在一张小矮凳上的哈扎拉男孩。我室友的家人——长罩衫光鲜的老太婆、孩子、戴无边便帽的男子——喧闹地在病房进进出出。他们带来炸蔬菜饼、馕饼、土豆饼和印度饭。偶尔还有人只是走进屋子，比如刚刚在法里德和索拉博来之前，有个高高的大胡子就进来过，身上裹着棕色的毛毯。艾莎用乌尔都语问他话，他不理不睬，自顾用眼光扫射房间。我认为他看着我的时间长得有点不对头。那护士又跟他说话，他只是转过身离开。
“你好吗？”我问索拉博。他耸耸肩，看着自己的手。
“你饿吗？那边的太太给我一盘饭，但我吃不下。”我说。我不知道跟他说什么，“你想吃吗？”
他摇摇头。
“你想说话吗？”
他又摇摇头。
我们就那样坐了一会，默不作声，我倚在床上，背后垫着两个枕头；索拉博坐在床边的三脚凳上。我不知不觉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天色已经有点昏暗，影子变长，而索拉博仍坐在我身边。他仍在看着自己的双手。
那晚，法里德把索拉博接走之后，我展开拉辛汗的信。我尽可能慢慢看，信上写着：
亲爱的阿米尔：
安拉保佑，愿你毫发无损地看到这封信。我祈祷我没让你受到伤害，我祈祷阿富汗人对你不至于太过刻薄。自从你离开那天，我一直在为你祈祷。
那些年来，你一直在怀疑我是否知道。我确实知道。事情发生之后不久，哈桑就告诉我了。你做错了，亲爱的阿米尔，但别忘记，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还只是个孩子，一个骚动不安的小男孩。当时你对自己太过苛刻，现在你依然如此——在白沙瓦时，我从你的眼神看出来。但我希望你会意识到：没有良心、没有美德的人不会痛苦。我希望这次你到阿富汗去，能结束你的苦楚。
亲爱的阿米尔，那些年来，我们一直瞒着你，我感到羞耻。你在白沙瓦大发雷霆并没错。你有权利知道，哈桑也是。我知道这于事无补，但那些年月，我们生活的喀布尔是个奇怪的世界，在那儿，有些事情比真相更加重要。
亲爱的阿米尔，我深知在你成长过程中，你父亲对你有多么严厉。我知道你有多么痛苦，多么渴望得到他的宠爱，而我为你感到心痛。但你父亲是一个被拉扯成两半的男人，亲爱的阿米尔：被你和哈桑。他爱你们两个，但他不能公开表露对哈桑的爱，以尽人父之责。所以他将怨气发泄在你身上——你恰好相反，阿米尔，你是社会承认的一半，他所继承的财富，以及随之而来的犯罪免受刑罚的特权，统统都会再赠给你。当他看到你，他看到自己，还有他的疚恨。你现在依然愤愤不平，而我明白，要你接受这些为时尚早。但也许有朝一日，你会明白，你父亲对你严厉，也是对自己严厉。你父亲跟你一样，也是个痛苦的人，亲爱的阿米尔。
我无法向你形容，在听到你父亲的死讯之后，我心里的悲恸有多么深。我爱他，因为他是我的朋友，但也因为他是个好人，也许甚至是个了不起的人。而我想让你明白的是，你父亲的深切自责带来了善行，真正的善行。我想起他所做的一切，施舍街头上的穷人，建了那座恤孤院，把钱给有需要的朋友，这些统统是他自我救赎的方式。而我认为，亲爱的阿米尔，当罪行导致善行，那就是真正的获救。
我知道到头来，真主会宽恕。他会宽恕你父亲，宽恕我，还有你。我希望你也一样。如果你可以的话，宽恕你父亲。如果你愿意的话，宽恕我。但，最重要的是，宽恕你自己。
我给你留下一些钱，实际上，我所能留下的，也无非就是这些了。我想你若回到这儿，兴许会有些开销，而那些钱足够让你用的了。白沙瓦有个银行，法里德知道在哪里。钱存在保险箱里面，我给你留了钥匙。
至于我，是该走的时候了。我来日无多，而我希望独自度过。请别找我。这是我最后的请求。
我将你交在真主手中。
你永远的朋友
拉辛
我拉起病服的袖子，抹抹眼睛，把信折好，放在我的褥子下面。
阿米尔，你是社会承认的一半，他所继承的财富，以及随之而来的犯罪免受刑罚的特权，统统都会再赠给你。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我和爸爸在美国才能相处得那么好，我想。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贩售旧货，我们卑微的工作，我们污秽的公寓——美国式的茅舍；也许在美国，当爸爸看到我，他也看到了哈桑的一部分。
你父亲跟你一样，也是个痛苦的人。拉辛汗这样写道。也许是吧，我们都曾犯下罪行，出卖别人。可是爸爸找到一条将负疚变成善行的路。而我所做的，除了将罪行发泄在那个被我背叛的人身上，然后试图全都忘掉之外，我还做过什么？除了让自己夜不能寐之外，我还做过什么？
我又何曾做过什么正确的事呢？
当护士——不是艾莎，而是一个我想不起名字的红发女子——拿着针筒走进来，问我要不要打一针吗啡，我说好。
次日清早，他们拿掉我的胸管，阿曼德让工作人员准备给我喝些苹果汁。艾莎在我床头的柜子上放下一杯果汁，我问她要一面镜子。她把眼镜举在额头上，拉开窗帘，让朝晖射进房间。她转过头说：“过几天会好看一些。去年我女婿骑摩托出了车祸，他那张英俊的脸摔在柏油路上，青肿得像个茄子。现在他又是那么英俊了，像个罗丽坞的电影明星。”
尽管她一再安慰，望向镜子，看到它里面那个硬要说是我的脸的东西，我还是差点窒息。看上去好像有人在我脸皮下面插了根气管，然后朝里面泵气。我双眼青肿。最糟糕的是我的嘴，那一大块青紫红肿的东西，满是淤血和缝线。我试图微笑，嘴唇掠过一阵痛楚。看来我很长时间不能这么做了。我左边脸颊也缝着线，就在颧骨下面，额头上的缝口在发际线之下。
脚上打石膏那个老家伙用乌尔都语说了几句。我朝他耸耸肩，摇摇头。他指着自己的脸，轻轻拍打，嘴巴咧得大大的，露出没有牙齿的笑容。“很好，”他用英语说，“安拉保佑。”
“谢谢你。”我低声说。
我刚把镜子放下，法里德和索拉博就进来了。索拉博坐在凳子上，头倚着病床的护栏。
“你知道吗，我们越快让你离开这里越好。”
“法鲁奇大夫说……”
“我不是说出院，我是说离开白沙瓦。”
“为什么？”
“我认为你在这里呆得太久不安全。”法里德降低声音说，“塔利班在这里有朋友，他们会开始搜寻你。”
“我想他们也许已经来过了。”我喃喃说。我突然想起那个留着胡子的男人，他走进房间，只是站在那儿盯着我。
法里德低声说：“一旦你能走动，我会带你去伊斯兰堡（1）。那儿也不尽安全，巴基斯坦没有安全的地方，但好过在这里。至少这能为你赢得一些时间。”
“亲爱的法里德，这会把你也拖下水的。也许你不应该被他们见到跟我在一起，你有家庭需要照顾。”
法里德摆摆手：“我的儿子是还小，但他们很聪明。他们知道如何保护他们的妈妈和姐妹。”他笑着说，“再说，我又没说替你白干。”
“就算你愿意，我也不会答应啊。”我说。我忘了自己无法微笑，想挤出个笑脸，一丝血从下巴流下来。“你能再帮我一个忙吗？”
“为你，千千万万遍。”法里德说。
就这样，我哭起来。我呼吸急促，泪水从脸上冲下，刺痛嘴唇翻开的肉。
“你怎么啦？”法里德紧张地说。
我一只手掩着脸，一只手挡在前面。我知道整个房间都在看着我。而后，我觉得很累，很空虚。“对不起。”我说。索拉博露出担忧的神色望着我。
我又能说话的时候，跟法里德说我的要求：“拉辛汗说他们住在白沙瓦。”
“也许你应该将他们的名字写下来。”法里德说，慎重地看着我，似乎在想着接下来我又会为什么而崩溃。我在一张纸巾上写下他们的名字：“约翰和贝蒂·卡尔德威。”
法里德把纸巾叠好，放进口袋。“我会尽快找到他们。”他说。他转向索拉博：“至于你，我今晚再来接你。别累着阿米尔老爷。”
但索拉博走到窗边，几只鸽子在窗台上来回走动，啄食着木头和面包碎片。
在我床头柜子中间的抽屉里面，我找到一本旧《国家地理》杂志，一支用过的铅笔，一把缺了些梳齿的梳子，还有我汗流满面努力伸手去拿的：一副扑克牌。早些时候我数过，出乎意料的是，那副牌竟然是完整的。我问索拉博想不想玩。我没指望他会回答，更别说玩牌了。自我们离开喀布尔之后，他一直很安静。但他从窗口转身说：“我只会玩‘番吉帕’。”
“真替你感到遗憾，因为我是玩番吉帕的高手，全世界都知道。”
他在我旁边的凳子上坐下，我给他发了五张牌。“当你爸爸和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们经常一起玩这游戏。特别是在冬季，天下雪、我们不能出去的时候，我们常常玩到太阳下山。”
他出了一张牌，从牌堆抽起一张。他望着牌思考的时候，我偷偷看着他。他很多地方都像他父亲：将牌在手里展成扇形的样子，眯眼看牌的样子，还有他很少看别人眼睛的样子。
我们默默玩着。第一盘我赢了，让他赢了第二盘，接下来五局没使诈，但都输了。“你打得跟你父亲一样好，也许还要好一些。”我输了最后一局之后说，“我过去经常赢他，不过我觉得那是他让我的。”我顿了顿，又说：“你父亲和我是吃同一个女人的奶长大的。”
“我知道。”
“他……他跟你怎么说起我们？”
“他说你是他一生最好的朋友。”他说。
我捏着方块杰克上下摇动。“恐怕我没他想的那么好。”我说，“不过我想跟你交朋友。我想我可以成为你的好朋友。好不好？你愿意吗？”我轻轻将手放在他手臂上，但他身子后缩。他将牌放下，从凳子上站起来，走回窗边。太阳在白沙瓦落下，天空铺满了红色和紫色的云霞。下面的街道传来阵阵喇叭声，驴子的叫声，警察的哨声。索拉博站在红色的斜晖中，额头靠着玻璃，把手埋在腋下。
那天晚上，在艾莎和一名男性护理的帮助下，我跨了第一步。我一只手抓住装着滑轮的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