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三千年-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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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有办法使它的征服者和访问者遭受失望与折磨。尘世之城与天国之城的差别是如此令人难以接受，以至于每年都有一百名病人进入这座城市的精神病院，所患之病是“耶路撒冷综合征”，即一种由期望、失望和幻觉组成的精神病。但耶路撒冷综合征也有政治性诱因：耶路撒冷藐视理智、现实政治和战略，耶路撒冷只存在于拥有贪婪情欲和无可匹敌情感的王国，理性在这里显得苍白无力。
即使在这场争夺统治权和真理的斗争中，对其他人而言，胜利也只是增强了这座城市的神圣性。压迫者越贪婪，竞争越激烈，就越发能激起本能的反应。在这里，结果往往会超出预期。
没有其他地方能够唤起这样的独占欲。而这种嫉妒心颇具讽刺性，因为耶路撒冷的大部分圣迹以及与此相关的解读，都是借来的或偷来的，它们原本属于之前的宗教。这座城市的过去通常是虚构的。实际上，每一块石头都曾屹立在另一种宗教久被遗忘的神庙之中，也曾屹立在另一个帝国的凯旋门上。伴随大部分但不是所有的征服而来的是在强占其他宗教的传统、故事和遗址的同时，抹去这些宗教存在的痕迹。耶路撒冷经历了许多破坏，但征服者通常不会摧毁之前就有的东西，而是重新加以利用并为它添砖加瓦。像圣殿山、希律城堡、大卫城、锡安山和圣墓大教堂这样重要的遗址没有出现明显的历史分层，它们更像复写纸和刺绣作品，里面的丝线是如此纵横交织以至于现在已不可能将它们抽丝剥茧。
占有欲支配下的神圣性竞争导致一些圣迹先后对三大宗教都变得格外神圣；国王裁决它们的归属，人们为它们而牺牲——而今它们几乎被遗忘：圣殿山曾是令狂热的犹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敬畏的地方，但现在很少见到穆斯林或犹太朝圣者，它基本上再次成为基督徒的场所。
在耶路撒冷，真相通常远不如神话重要。“在耶路撒冷，不要问我真相的历史，”著名的巴勒斯坦历史学家纳兹米·朱贝（Nazmi al…Jubeh）博士如此说，“若拿走虚构的故事，耶路撒冷就一无所有了。”在这里，历史的影响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于它一再被扭曲：考古学本身就是一种历史力量，考古学家有时和士兵一样拥有巨大能量，他们被征募过来为现在的目的而盗用过去。一个以客观、科学为目标的学科可以被用来粉饰宗教民族偏见，为帝国野心提供辩护。19世纪的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和福音派帝国主义者都曾犯下征用历史事件，赋予它们矛盾的意义和事实的罪行。所以，一部耶路撒冷的历史既是真相的历史，也是传说的历史。但其中有历史事实，而这本书致力于讲述这些历史事实，不论对一方或另一方而言是多么难以接受。
我的目的是为普通读者书写最广泛意义上的耶路撒冷历史，不管他们是无神论者还是有信仰的人，是基督徒、穆斯林还是犹太人，而不存在政治意图，不考虑今天仍在上演的冲突与倾轧。
我将按时间顺序，通过男男女女——士兵和先知、诗人和国王、农民和乐师——还有塑造耶路撒冷的那些家族的生活来讲述这个故事。我觉得这是把这座城市写活并展示其复杂的、意想不到的真相怎样成为这段历史之结果的最好方法。只有按时间顺序展开叙述，才能抵制住透过现在所痴迷的事物来重塑过去的诱惑。我试着避免以这样的目的论——证明每个事件都是不可避免的——来书写历史。因为每种变化都是对先前变化的反应，因此按时间顺序记事是搞清这种发展演变的最好方法，也最能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是耶路撒冷？——并展示人们为什么会如此行事。我希望这也是讲述这段历史的最有趣的方式。借用好莱坞的一句套语：我何德何能，竟敢解构人类有史以来堪称最伟大的故事？在成千上万部关于耶路撒冷的书中，仅有很少的部分叙述历史。大卫、耶稣、十字军和阿以冲突这四个时代之所以为人们所熟知，多亏了《圣经》、电影、小说和新闻，但其中不乏曲解。至于四大时代之外的叙事，我的初衷是把许多被遗忘的历史带给新读者。
这是一部耶路撒冷作为世界历史之中心的历史，它并非想成为有关耶路撒冷方方面面的百科全书，也不是每座建筑物中的每处壁龛、每个柱顶和每座拱门的旅游指南。这不是东正教徒、拉丁人或亚美尼亚人、伊斯兰教哈乃斐或沙斐仪学派、哈西德或卡拉派犹太人的琐碎历史，也没有以某种特定的观点来解读。从马木鲁克到托管时期，这座穆斯林城市的生活一直被忽略。耶路撒冷的家族一直由具有巴勒斯坦经历的学者研究，但它几乎不为大众历史学家所涉猎。这些家族的历史一直并且仍然是极为重要的：一些关键材料还没有英文译本，但我把它们翻译出来，并采访了所有这些世家的家族成员，以了解他们的故事。但这些仅仅是整幅马赛克的一部分。这不是犹太教、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的历史，也不是对耶路撒冷之上帝本质的探究，所有这些已经被其他人仔细研究过——最新的研究就是卡伦·阿姆斯特朗的优秀作品《耶路撒冷：一座城市，三种信仰》。这也不是巴以冲突的详尽历史，当今事件并不是我要探讨的主题。然而我要面临的挑战是不得不涉及所有这些东西，我仅希望它们所占的篇幅能够符合比例。
我的任务是追寻真相，而非在不同宗教的神话间进行裁决。我当然不会以裁定三大宗教的神迹和经典是否“真实”的裁判自居。任何研究《圣经》或耶路撒冷的人都必须承认真相有许多层。其他宗教和其他时代的信仰对我们来说似乎很陌生，而我们这个时代和这个地方为人熟知的习俗通常看起来都颇为合理。就连被许多人奉为世俗理性和共识之顶峰的21世纪也有它自己的传统智慧和类似于宗教正统的东西，这些东西对我们的后辈来说将是不可思议的荒谬。但宗教及其奇迹对耶路撒冷历史的影响却是不可否认的真实，不对宗教持些许尊重就不可能了解耶路撒冷。
有些世纪的耶路撒冷历史是鲜为人知的，它的所有内容都是颇具争议的。一旦涉及耶路撒冷问题，学术界和考古界的争议通常都会充满恶意，有时还会出现暴力，甚至引发骚乱和战斗。过去半个世纪所发生的事件是如此具有争议，以至于还诞生了许多诠释它们的版本。
早期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及一些爱好者对少得可怜的材料进行榨取、编造和人为加工，以服务于他们信心十足地树立的每一种可能的观点。我仔细研究了所有案例的原始材料和许多种理论，得出这样一种结论：如果综合研究每一案例，那么本书中最常见的词语将是“也许”“可能”“或许”和“应该”。因此，我不会在每一个合适的地方都把它们包括进去，但我希望读者明白在每个句子背后都隐含着庞大的、不断变化的文献，每一部分都由一位学术专家阅读并核实过。幸运的是，我在这方面得到今天仍在工作的一些最知名的教授的帮助。
这些争论中最伤脑筋的是关于大卫王的争论，因为它的政治含义太容易引起激烈反应，而且与当今局势息息相关。即便以最科学的标准来考量，这场争论也比其他任何地方就其他任何话题所进行的争论更具戏剧性、更引人瞩目，或许只有关于基督或穆罕默德本质的争论差可比拟。大卫故事的来源是《圣经》。长期以来，他的历史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19世纪时，帝国主义基督徒对圣地的兴趣激发了人们对大卫时代耶路撒冷的考古探索。这场考察的基督教性质被1948年以色列建国所改变，这一事件因为大卫作为犹太人之耶路撒冷奠基者的地位而被赋予了强烈的宗教政治意义。由于公元前10世纪的证据相当缺乏，以色列的修正主义史学家就缩小了大卫城的规模，一些人甚至还质疑大卫是否为一个历史人物，这令犹太传统主义者气愤不已，而巴勒斯坦政治家却深感欣慰，因为这样的结论削弱了犹太人对这座城市拥有权的合法性。然而，1993年但丘石碑的发现却证明大卫王确实存在。尽管《圣经》主要不是作为历史来书写的，但它仍是我用来讲述这个故事的历史来源。大卫城的规模和《圣经》的可信度在行文中有探讨，至于当代关于大卫城的冲突，请参见《后记》。
需要说明的是，撰写19世纪的事情时不可能忽略爱德华·赛义德《东方学》的影响。赛义德是一个出生在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基督徒，后来成为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学教授和世界政治领域最早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摇旗呐喊的人，他认为“欧洲中心论者对阿拉伯…伊斯兰民族及其文化有着微妙而持久的偏见”，特别是19世纪的旅行者，诸如夏多布里昂、梅尔维尔和马克·吐温等，既贬低了阿拉伯文化，又为帝国主义开脱。然而，赛义德本人的作品促使他的一些追随者试图将这些西方入侵者从历史上抹去，这同样是荒谬可笑的。如上所述，这些访问者很少能看到并理解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真实生活，而我致力于展示这些原住民的实际状况。然而，这本书不是一场论辩，耶路撒冷的历史学家必须展示西方浪漫主义帝国文化对这座城市的决定性影响，唯有如此才能解释中东与大国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同样，我也描述了英国世俗主义者和福音传道士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历程，从帕麦斯顿和沙夫茨伯里，到劳合·乔治、贝尔福、丘吉尔和他们的朋友魏茨曼，这些人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它是19世纪和20世纪唯一一场最能对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的命运起决定性影响的运动。
本书的主干部分结束于1967年，因为“六日战争”基本上确定了今天的形势，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后记》部分大致概括了迄今为止的政治发展，以对三大圣地典型清晨的详尽描述收尾。但形势始终在不断变化，如果我要继续详述耶路撒冷迄今为止的历史，那么这本书将无法结尾，而且不得不随时更新。最后，我试图说明耶路撒冷为何会继续成为和平协议的核心与障碍之所在。
这部作品是在广泛阅读古代与现代的一手文献，同专家、教授、考古学家、家族人物和政治家进行私人探讨并无数次拜访耶路撒冷、圣迹和考古发掘现场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创作的结果。我有幸发现一些新的或很少使用的材料。我的研究带给我三方面的特殊愉悦：一是在耶路撒冷度过了许多时光；二是读了从乌萨马·本·蒙蒂、伊本·赫勒敦、爱维亚·瑟勒比和瓦希夫·贾瓦哈里耶到提尔的威廉、约瑟夫斯和T．E．劳伦斯等人的精美作品；三是和所有派别的耶路撒冷人——巴勒斯坦人、以色列人、亚美尼亚人、穆斯林、犹太人和基督徒成为了朋友，并在激烈的政治危机中得到这些人的充分信任与慷慨帮助。
我感到我的一生都在为书写这本书作准备。从孩提时代起，我就经常绕着耶路撒冷转来转去。因为家族的关系（正如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