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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部分

我们房地产这些年-第43部分

小说: 我们房地产这些年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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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42家金融机构,至此,泰铢终于失守。

在索罗斯的强硬态势下,各国政府均感力不从心,已纷纷停止了捍卫行动,任由本国货币在市场中起落。另一方面,国际货币投资商更是有恃无恐,在东南亚金融市场上呼风唤雨,横行一时。

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成为国际炒家的攻击对象。8月,马来西亚放弃保卫林吉特的努力。一向有“避难货币”之称的新加坡元也受到冲击。印尼虽是受“传染”最晚的国家,但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东南亚各国经济状况不断恶化。后来连东亚的韩国也未能幸免。

国际“金融大鳄”自然不会放过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狼终于来了。

其实,两个月前金融炒家就曾几次试探性地对港币进行了冲击。8月14日和15日,一些投资基金进入香港汇市,他们利用金融期货手段,用3个月或6个月的港元期货和约买入港元,然后迅速抛空,致使港元对美元汇率一度大幅下降。香港当局迅速反击,通过抽紧银根、扯高同业拆息迎击投机者。8月20日就使港市恢复平静,金融炒家无功而返。然而,人们心里明白,这批炒家并不会就此罢休,双方的血腥搏斗终不可避免。

果然,“金融大鳄”们再次如期而至,对香港股市发起更大的攻击。

10月下旬,国际炒家移师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矛头直指香港联系汇率制。此时,台湾地区当局突然弃守新台币汇率,一天贬值3。46%,加大了对港币和香港股市的压力。10月21日,香港恒生指数下跌765。33点,22日下跌1200点,23日继续下跌1211。47点,28日,更是大跌1621。80点,跌破9000点大关。

在这关键时刻,香港特区政府力挽狂澜,在中央政府的坚定支持下,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成功地抯击了“金融大鳄”贪婪的侵袭。

但是,后果依然触目惊心。这场风暴立即引爆了泡沫经济这一存留香港多年的痼疾。一涨再涨的香港房地产价格开始大幅下跌,使得绝大多数人所购房产的市值甚至不抵银行的贷款债务,资不抵债,每位业主平均损失267万港元。香港约有20万中产阶级一夜之间由百万“富翁”变成了百万“负翁”,成为“负资产”一族。就像做了一场发财梦,梦醒后财富化水而去,香港经济命脉严重受损。

香港楼市和股市泡沫双双破灭所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使香港经济遭受重创,并背上沉重包袱,此后陷入长达56个月的经济大萧条。

直到今天,每每回眸那段日子,人们仍心有余悸。亚洲金融危机虽然没有直接冲击到国内,但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也显而易见: 深、沪股市持续下跌,由“牛”转“熊”;中国对美国、欧洲的出口出现下滑;有效需求不足,产品大量积压。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不久,我国就宣布实行宏观政策重大转向,其中包括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过程中,迫切需要一个活跃的房地产市场。而当时的中国房地产市场还处于起步阶段,对中国内需的带动作用还处于促进和形成阶段。

掌控中国经济大局的朱镕基高瞻远瞩,盯上了住宅建设,他认为必须尽快启动住宅消费,用它来拉动中国经济。在他的指示下,建设部等国家有关部委组织力量,加班加点研究取消福利实物分房制度,全力以赴加快住房制度改革的步伐。

这年8月,青岛市委书记俞正声调任建设部党组书记,准备接任因年龄到限的部长侯捷。俞正声上任没几天,就被朱镕基叫去谈话。回来后,俞正声马上作了传达: 朱副总理说,建设部的工作涵盖面广,包括规划、设计、工程施工、市政建设和城市公用事业等,在任一届,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好。当前,最主要的工作是想办法把住宅建设促上去,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住宅建设的拉动,需要住房消费的启动。怎么样把居民的住房消费积极性调动起来?希望能组织有关部委尽快提出可行意见。

1997年10月,第四次房改进入筹备和研讨阶段。

紧接着,俞正声召集了国家计委、国家体改委、财政部、人民银行、税务总局等有关部门的分管负责人会议,传达了朱镕基副总理的意见。

那些天,各部委组成的政策研究班子几乎天天开会,先由每个组汇报前一天的研究成果,然后大家提出意见并对有关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再分组进行修改。俞正声也是随时了解工作落实情况,只要不外出开会,他每天一上班就把研究团队的负责人叫到办公室,询问各项主要工作的研究进展。其间,在研究工作有了阶段性成果的时候,俞正声多次亲自召开全体研究人员参加的会议,他会就涉及的具体政策问题一个接一个追问,并点名让具体承担研究的人员作出解释和说明。

在匆忙、紧张的气氛中,深化房改政策的研究步步深入,分专题的研究报告出来后,政策研究班子来到避暑胜地北戴河召开讨论会,进行总体材料合成。与会人员当时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但是这个小型研讨会在后来被认为是一座里程碑,因为把中国房地产业列为国家支柱产业就是在这个会上提出来的。此后,所有享受过福利分房的国家干部和工人,在单位的大小报告会上都会听到告别福利分房和分房“末班车”这句话。2003年,国务院18号文件中终于写进了“房地产业是支柱产业”这句话。

从四年多的经济情势可知,朱镕基控制经济大局的能力相当出色,其结果也值得自豪。尽管如此,朱镕基还是在相当大胆程度上流露出他的忐忑的心情。目前他最为操心的一件事,就是如何把住宅建设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1997年11月,朱镕基为京九铁路通车剪彩,顺便来到深圳进行企业调研,听取企业汇报。他特别叮嘱深圳市委负责同志,多找几家房地产企业。

于是,深圳市委安排了三家房地产企业,三家出口型企业。

下午三点,王石和深圳五家企业老总来到麒麟山庄。

在这次汇报中,王石说了他对房地产的看法:“如何刺激明年的内需消费,经济理论界认为钢铁、汽车都不行,只有住宅,提出了‘把住宅当作刺激内需的支柱产业来发展’。我认为,两三年内,住宅行业成不了支柱产业,理由有四……”

朱镕基沉吟。

王石继续发挥:“万科就是奉公守法的开发商。1992年底,房地产正火热,我提出‘超过25%的利润不做’,其意是赚取公平利润。1993年上半年建材价格翻番,万科面临经营困境,6月份的宏观调控,三大建材价格迅速降了下来,万科出现转机。1993至1997年,万科的住宅开发规模以平均70%的速度上升。对于宏观调控,万科100%举手赞成。至今为止,我还没听到第二位企业家说‘赞成宏观调控’。”

朱镕基点头:“绝无仅有!”

这句话让王石感慨万千。

王石大胆地问:“不知道朱总理怎么看住宅市场?”

片刻沉默,总理反问:“如果取消福利房分配制,房地产行业能成为支柱产业吗?”

“不能。”

“如果金融市场开放,房地产行业还不能成为支柱产业吗?”

“不能。”

“消费信贷放开,还不行?”

感觉到总理如此认真,王石字斟句酌:“两年内不行。”

“我两年内一定要把住宅行业促成支柱产业。”朱镕基斩钉截铁。

“既然总理说行,就一定能行。”

全场笑声一片。

“哎,你是房地产专家呀。我聘请你为我的房地产顾问。不过,是没有工资的顾问哦。”

王石当场脸涨得通红,一点没有思想准备,说话有点结巴:“您不……给我发……工资,我也感到非常荣幸!”

聘请房地产顾问的事,王石本以为不过是总理说说而已。不曾想,两个月后,建设部、国家体改委、土地总局、房改办等国务院有关部门来人,约他去北京参加有关内部小范围研讨会,会上讨论的就是如何把住宅建设促上去,拉动内需的问题。

在房改政策研究中,大家对“住宅建设要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关键是消费热点的形成”认识是一致的,但对1996年启动的住房消费却没有达到预期的现状感到不解。一方面大量住房困难户亟待增加住房面积,改善居住条件;另一方面房地产市场却有大量空置商品住宅。有效需求的不足既制约着房地产市场的发育,又抑制了广大群众改善居住条件迫切愿望的实现。经过深入分析,大家终于达成共识: 拓展市场已成为启动住房消费,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职工将购买的公房上市出售,获得资金后掏出一部分自家的存款,再向银行贷一点款,换购一套大一点、新一点的房子,在现在看来很正常,但在十年前却是一件争议很大的事情,在政策研究团队中都出现了截然不同的两派意见。一方认为原房改政策对已购公房上市有五年的限制;另一方认为买了公房住可以,要卖的话,就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买房时按照房改成本价支付,出售时得到的是市场价,这部分差价应该由国家或单位收回。

因此,要让已购公房顺利上市,必须首先解开这个扣。在对上海市长宁区试点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房改政策研究小组对公房上市进行了认真的分析,认为: 在房改中允许职工按照房改成本价买房,主要是在旧的住房体制下,住房由国家和单位建设,分配给职工居住,职工工资中基本没有或者很少包含住房消费的因素,职工应得的住房工资成了单位积累资金,用于单位建房。旧公房以优惠价格出售给职工,是对多年来职工工资中住房含量不足的补偿。职工将已购公房上市变现,获得与按房改成本价购入的差价,是职工隐性住房工资的显化,和目前房改中要将住房的实物分配转换为货币分配,将单位建房资金转化为向职工发放的住房补贴资金是相一致的。

经过深入的调研和反反复复的讨论,甚至是激烈的辩论,建设部内部基本形成了对开放已购公房上市、鼓励差价换房政策的支持。尽管在各部门之间,意见还难以达到统一,但大部分已逐步趋于认同。

回顾那时的争论,曾是政策研究小组负责人的谢家瑾感叹道:“关于房改政策的讨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行的,解放思想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正式进入方案制订后,在国务院副秘书长张左已的协调下,国家计委、建设部会同国家体改委、财政部等多个部门,多次对实施方案初稿进行研究和论证,并召开会议听取了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个城市的意见,形成了《关于大力发展住宅建设,加快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报告(讨论稿)》,交送国务院办公厅。

现在看来,该方案还有不少不成熟的地方,尤其是由于有关部门的坚持,方案没有跳出试图全面提高房租,以形成适当的租售比价的框框。我们不难看出,一项改革的推进,难度之大,考虑的问题之多,情况之复杂,都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

这一年,对大多数内地的房地产开发商来说,最是难熬。

在任志强的记忆里,1997年的房地产行业是晦明不定,半死不活。任志强在后来的文章中回忆当年时这样写道:“由于当时的市场是以住房实物分配为主,限制了国有企业与财政的建房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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