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房地产这些年-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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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深圳率先试行土地使用有偿出让,揭开了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序幕。
● 11月,国务院批准在深圳、上海、天津、广州、福州进行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试点。
● 12月,深圳市率先公开拍卖了一块国有土地的使用权。
1988天涯狂欢万科改制
为秋天而存在
为你心中的四季而聆听
八月之琴在芦苇的手中奏响
众鸟的天空有一轮落日倾向大海
黄昏,在石头的双颊上涂满浆果。
——大仙《再度辉煌》
历史终究会记住1988年。
天安门,一个古老的建筑,它曾被人们赋予了庄严神圣的色彩。新年的第一天,天安门城楼正式对外开放,语言不同、肤色各异的中外游客只要花上10块钱或30元外汇券,就可以登上这神秘的城楼,以一种伟人的感觉一览北京“小”。
这一举动,意味深长。有人说,它让整个世界看到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和力度。
时值中国改革开放十周年。十年发展,成效卓著。特别是从1984—1988年,我国经历了一个加速发展时期,国民生产总值从7171亿元增加到14928亿元,增加一倍多。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大台阶。
在加速发展的同时,积累的社会问题也不可避免地多了起来。从1978年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开始,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里,计划经济体制逐渐瓦解,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中国开始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向商业社会转型。十年间,在这个试验取得进展的同时,迷茫和躁动也同时在滋长。渴望漂泊,又充满不知所向的迷茫感和挫折感,成为相当一部分人试图超越具体现实的普遍心态。
整个1988年,苏芮的《跟着感觉走》都是最为流行的歌曲。“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是当时社会氛围和公众心态的真实写照。
21年后的今天,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海南岛已经成了一个时常让人追忆的传说。
1987年6月12日,小平同志在会见南斯拉夫客人时,首次向外界宣告了创办海南经济特区的重大设想:“我们正在搞一个更大的特区,这就是海南岛经济特区。”
1988年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2800多名人大代表举手通过海南设立经济特区的决议。
1988年4月26日,海南省正式挂牌成立。
“飞鸟尤有半年程”。人们曾经觉得那么遥远的“天涯海角”,以前常被当作充军发配之地的落后边陲,一下子成为全中国的聚焦点。
几天后,1988年5月4日,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投资开发海南岛的规定》(国发〔1988〕26号),提出国家对海南经济特区实行更加灵活开放的经济政策,授予海南省人民政府更大的自主权。
“到海南去,干一番事业!”比“特区”还“特”的整个最大经济特区,点燃了无数年轻人的激情和梦想。除非当年身临其境,否则你很难想象在这片岛屿上曾经发生过的一场狂欢。几乎一夜之间,来自全国各地浩浩荡荡的“十万人才”向着同一个目的地进发,成为中国人才流动大潮中一道最为亮丽的风景线。沉寂多年的琼州海峡一时间舟楫穿梭,人潮涌动。
他们载负梦想,他们充满激情,他们怀揣野心,尤其他们大多一无所有……在他们人生旅途中,小小的海南无异于革命圣地延安。他们当年以近乎朝拜的心情来到这里,希望投身于海南的开发建设。
海口市有个著名的“三角池”。著名,不是因为它历史悠久,而是因为这里曾经是“闯海人”的大本营、民间的人才市场。“三角池”旁,有个被称为“人才墙”的地方。1988年的时候,来自内陆的人们都挤在这里张贴或收集招聘、应聘的信息,寻找着自己的梦想。这个地方,一天到晚人来人往,车水马龙。
复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广昌,1988年还是复旦大学的大三学生,也利用暑假的时间来到了海南。担任校学生会干部的他组织了12名学生,骑着自行车,自上海一路南行向海南。
郭广昌在海南待了六天,印象最深的是“十万人才”很难接受市场经济的洗礼——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在街上卖馄饨摆地摊。第二年毕业时,在一位海南籍同学的毕业留言簿上,郭广昌写道:“海南太令人神往,总有一天,我会在海南拥有自己的一片土地。”但是,他至今也没来海南投资。
建省之初的海南,边远落后,百业待兴,且市场太小。面对如潮人流,海南告急。
仅以建筑公司为例。据海南省建设厅统计,截至1988年5月底,海南登记注册的省外建筑单位有242家,共8。3万人,加上省内自有的265家建筑公司,共8。7万人,在海南的建筑公司已达507家,共17万人,相当海口市1/3的人口。但海南基础较差,建筑市场并不景气,大多数建筑公司无米下锅。1—5月,仅有10个建筑单位开工。即使这样,仍有200多家大型建筑企业要求到海南注册。
满怀热忱涌向这座海岛的人们,领略了椰影婆娑的热带风光后,心情不免沉重起来。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异常严峻的现实: 目标太高,起点太低。
创业的艰难,让不少“闯海人”退缩了,十万“闯海人”中的相当一部分回流了。这其中就包括今天大名鼎鼎的李书福。开过照相馆、也生产过冰箱配件的李书福,带着数千万元,热血沸腾地来到海南。在风浪的颠簸中,他的“打拼”随着浪潮的退去化为泡影,因炒房被套血本无归。至今他都不愿提起这段让他欲哭无泪的经历。
而另一部分则留了下来。激情过后,他们慢慢理智起来、清醒过来,用勤劳和智慧,构筑着自己与海南未来的希望。
如今已是海南知名房地产商的姚惠芬,也是十万“闯海人”之一。她领导的海南置地公司已在海南开发了“置地花园”等多个高档楼盘,誉满岛内外。正是当年“姚惠芬”们的执著和热情,支撑起了海南今天的繁荣和现代。
姚惠芬说:“这么多年走过来,所有的闯海人,包括我在内,想起当年的一幕,都会觉得非常难得,非常自豪。所以,1988年,在我们心目当中是最难忘的,而且也是最激动的、留下最深最多记忆的一个年头。今生今世,不可能再重演,今后在别的地方也不会有这么大规模的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实践,这是在海南最集中的一次体现。”
说起海南传奇,说起房地产故事,有两个人不得不说,那就是冯仑和潘石屹。
很长一段时间,冯仑的口头语是“上岛的时候”。他说的“上岛”不是上岛咖啡,而是中国第二大岛——海南岛。
1988年底,冯仑顶着“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比较制度研究室任副主任”的帽子到海南,名为筹建“海南体制改革研究所”,其实就是下海。筹建的费用据传来自国务院体改所提供给冯仑的“费用”——一万台彩电批文,到了海口,冯仑将彩电批文倒给了一个私人老板。几经讨价还价,双方30万元成交。他用这笔钱建起了海南体制改革研究所。那段时间,冯仑整天开着海南省委借给他的破面包车,跑遍了海南每一个市县,一心想为海南发展出力。
冯仑眼前的海南热闹异常,杂乱得像个大县城,但他同时发现“每个人都充满激情,充满希望,两眼放光。海南不相信眼泪,不承认过去,大家都这样,然后该求人的就求人,没钱了就去蒙,这儿吃一口,那儿吃一口,人都没有身份感了”。这个时期,理想主义者、实用主义者、机会主义者都奔向了中国的最南端了。
1989年,在改革开放迈入关键时期的中国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它彻底改变了冯仑的命运,体改所被撤,冯仑也“失业”了几个月。但可以想象,理想与现实已经开始出现巨大的落差,而这落差正将醉心于“仕途”的冯仑那火热的心残酷地冰冻。这段时间,恰逢“下海”之后一年多,是冯仑最为艰难困苦的时刻。
而此时,在深圳没有折腾出名堂的潘石屹随老板刚刚来到海南。老板在海口承包了一个砖场,他被委以砖场场长的“重任”。管理300多“民工”的日子只持续了一年多,砖场倒闭,砖场老板卷款离去。
潘石屹出身贫寒,闯荡深圳时甚至没有边防证,靠着花十几元找当地农民带路,钻过铁丝网才开始了自己的职场生涯。而现在身在海南,面对砖场倒闭的现实,潘石屹多少有些心灰意冷。但他看到街上卖烙饼的、摆地摊的、弹吉他的,是一群和自己年龄相仿的人,他在这些人充满梦想的眼光中决定放弃深圳,留在海南干一番事业。
“我记得1990年的除夕是在海南过的,那时只有我一个人,很孤独,看不到任何的希望和机会。”潘石屹回忆,那天晚上,他想在简陋的招待所值班室里看春节晚会,但服务员拒绝了,因为要休息。潘石屹慨叹自己这样一个小小的要求都不能得到满足,他坦言,那时的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很快将会走上那条或辉煌或没落的创业路。
20多年后在北京的商务中心区(CBD)里巡视一遍,人们会发现很多有影响力的企业家1988年都闯过海南,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在CBD区域建起了SOHO现代城的潘石屹。
“上岛”后的第三年,冯仑与潘石屹的命运终于交织在了一起。两个“失意者”终归有太多的共同话题,尽管他们一个曾醉心仕途,现在正“虎落平阳”;而另一个出身山野,是财富的失意者。
此时或许只有上帝知道,两个失意者的命运正在靠近。1990年,迷茫中的潘石屹结识了易小迪。易小迪喜欢参禅悟道,但更重要的是他曾在短命的体改所工作,与冯仑同是天涯沦落人,算得上患难之交。今天的易小迪则是阳光100董事长。
于是,结识了易小迪的潘石屹担任了一个重要的职位——“海南省佛学研究会秘书长”,这个研究会由易小迪组建。以至潘石屹回忆往事时,感慨:“虽然跟他们一样读《佛经》,但我总是没有悟性,觉得没有长进,可从此性格变平和了一些。每当困难的时候,最先想到的总是易小迪,他不一定会给我多少物质上的帮助,但他的讲话会给我力量、给我战胜困难的力量。”
潘石屹与易小迪的情谊恐怕还有另外一层原因。因为正是在担任“海南省佛学研究会秘书长”时,潘石屹与易小迪的前同事冯仑结识。加上王功权、刘军、王启富三人,他们便是日后颇为著名的“万通六君子”。六个人当时最大的冯仑33岁,最小的24岁。他们原本天南地北,各不相识,只因海南大开发而呼啸聚义。冯仑被尊为大哥。后来冯仑看过不少研究水浒、太平天国的书,他将“万通六君子”的结合称为“梁山模式”——“座有序,而利无别”。
从海南万通成立起,冯仑就成了万通的精神领袖,并为万通立下了一系列“军规”,什么正派执著啦,有责任感啦,追求理想啦,倡导牺牲精神啦,有点以天下为己任的意思,显露出与同时代、同样经历者的不同境界。冯仑说:“你境界高,大家都高,合作空间才大。”他们当时做了非常多的约定,第一不能有第二利益来源,六个人除了在这儿的工资,任何地方不许有其他收入;第二所有收入透明;第三不许有外国护照,不许转移资产。这一系列的土规则六个人都坚守了,也正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