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机遇-第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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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此刻，手掌舆论利器的康梁等人愈发体会到了国家政权支持的重要性，在皇帝的威望之下，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报纸有报纸，要发行有发行，要支持有支持，以往与革命派论战时那种渐落下风的窘境早就一去不复返。更重要的是，《九年预备立宪筹备纲要》的渐次推行，各省议局选举日期的日益临近乃至于帝国国会大厦的兴建都对民心造就了阵阵冲击——你看，皇上金口玉言说2后召开国会，亲自拨钱下令筹建国会大厦。这宪政还能是假地么？原来对朝廷颇有微辞地立宪派欢天喜地。对新政大力支持的革新派微笑不语，即便心怀不满的顽固派在雷霆风暴面前也缄口不言——好一派万众一心地和谐气象！
御前侍从文官梁启超赶着去上书房里送明日报纸稿样时，却听见皇帝正在里头骂人。
“这帮混蛋无法无天。真以为朕治不了他们？”
稍一了解，原来是开平的旧账，张翼倒打一耙，居然煞有其事地参劾周学熙一本，还列举了对方十款大罪。皇帝的态度梁启超早有所耳闻，早几年便疾言厉色地下诏令张翼火速收回开平利权（当然那是光绪这具躯体。与林广宇无涉），前事未了，周学熙不去寻他晦气已是万幸，他倒反过来恶人先告状，着实令人着实让人哭笑不得。
“张翼这厮的胆子也忒大了一些……”
“岂知是胆大包天，简直是丧心病狂。”
“要不臣仿效贪污集团一事将其怒骂一番？”
“不必如此，张翼自然有人料理。什么人办什么事，你梁卓如的任务便是宣传立宪。抑制革命，务必让民众只知有改良而不知有革命。至于惩治贪官污吏，自然有人办理，换你梁大才子去办。一是浪费，二也未必得力。”
“倒是成全了岑中堂。”此言一出。梁启超与皇帝都笑了起来。
“今日除送清样来，还有一份徐勤的密扎。”徐勤也是康门高足，《帝国日报》东京分社成立后出任社长，负实际责任。
“日本有何动静？”
“自《帝国日报》在日本开办分社后，气势日长，舆论火力已大为加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被查封，宋教仁等人连打了三回官司都不能让日本政府收回成议。革命党一而再、再而三地失败，早已为之气馁，不复当日张狂之势。”
“这也是理所当然。舆论地阵地，宪政党不去占领，革命党就会想方设法去占领，反过来也是如此。”
有心的日本警察做过统计，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初到日本时倾心于革命者甚众，几乎十之八九，但一年后在深入学习西方文化、亲眼目睹日本现实情况后此种比例就开始下降——革命简单，建设却难。及至《预备立宪九年筹备纲要》颁行，宪政派势力大张，中国学生参加革命党会议或集会、编写革命报刊的热情也急剧下降。至前月吏部拟定的《高等文官考试暂行办法》公布后，很多人收敛了革命心思开始埋头苦读——说到底出来留学的学生要么是官费，要么是家中颇有资财的富家子弟，有多少人能够挡得住回国做官的热切呢？科举已废，朝廷招揽高等文官必然要以西学为
少人摩拳擦掌，很想博取个光宗耀祖，自然对革命派及。在此种意义上，《朝日新闻》宣称皇帝为新政偶像地言论倒是言之凿凿。
“形势看好，却不能掉以轻心。”皇帝沉思片刻后道，“革命党如蔓生野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日松懈便会死灰复燃。现在舆情动荡、人心思变，你们更是要抓紧一切机会加以分化打压。”
梁启超笑了：“臣亦有此种考虑，已草就一篇《所谓远距离革命家》，准备明日刊发，给乱局再增添一点新意，特前来请皇上过目。”
梁启超的文章洋洋洒洒数千字，先是列举了革命派历年所发动的九次运动，包括1895年广州变乱，1900惠州三洲田变乱，1907年5潮州黄冈事变，1907年6月惠州七女湖事变，1907年9月钦州防城事变，1907年12广西镇南关变乱，1908年3广东钦州、廉州事变，19084云南河口事变，1908年11月安~仆”，毫不客气地指责革命党领袖是“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更何况“孙文等人不事生产，却享中产阶级生活，何以所供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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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哉，‘远距离革命家’不过六字，却将此等人物勾勒得惟妙惟肖——党首空以革命大话为号召，煽动他人子弟回国送死，自己却一个个好端端地在国外活着。那么多次举事，所谓革命领袖怎么不亲自上阵？死了那么多人，他们怎么一点事没有？真可谓一语中的！”
“皇上圣明，孙文惯会以大话欺人，可怜热血青年被他们骗得一筹莫展。”
“孙文就是一传销领袖，杀之何用，得之无益。”
“传销领袖？”梁启超不解。
皇帝发现自己说漏了嘴，忙解释道：“便是诸如洪、杨等邪教首领。”
“原来如此。”皇帝经常时不时蹦出新名词，梁启超多少也习惯了。
“革命党有毒，青年无辜。故朕一直号召要文斗不要武斗，要用文章大义打倒对手，却不能用铅弹炸药消灭对手。不然，单就孙文一人，朕派遣若干大内高手便足以置其于死地。”
“皇上宅心仁厚，可惜这帮人却如此冥顽不化。”梁启超叹息道，却又想起了什么，连忙说道，“《民报》被查封后，章太炎已与他人势如水火，变乱在即。”
“是么？”皇帝微微一笑，“那便需要再加几点力气。”
“皙子也如是说。谓刘申叔既有悔意，又有章炳麟之证据，不如便照样刊登，以撼革命党。”刘申叔即刘师培，系与章太炎齐名之国学大师，学问极精深，唯做人首鼠两端，先入革命党，后又叛出。林广宇在穿越前对其所研究之中国中古文学史成果极为推崇，谓其为“300年来中国中古文学史第一人”，可对他地节操亦有诟病，此番梁启超说起，皇帝也想了好一会儿，一时难下决定。而所谓章炳麟之证据，却是他与刘师培之间的通信，希望通过他与端方运动，取得谅解，不料刘师培后来回国后公诸舆论而为己晋身之阶，此举也一直为世人所诟病。
“你是何意见？”
“以皙子一贯信奉地王霸之学而言，此计倒是好计，足以引发革命党内讧。只是臣唯觉得太过毒辣，章炳麟未必就范，亦足毁刘申叔，况且……”梁启超期期艾艾说不上来。
“刘师培首鼠两端，你不耻尔？”
“耻不耻另当别论。只是其举动怎么都算是幡然醒悟、回头是岸，皇上用人该用其长，去其短……何况，厚待刘师培才能引后继者弃暗投明……”
皇帝长叹一声，终究是爱才，便在心底原谅了刘师培，提起笔来在清样上“刷刷”写下数语：“明日将此刊为头栏广告，务必让东京众人知晓。”
广告只有一句话，却让梁启超大喜过望，连连磕头道：“皇上宽宏大量、仁至义尽，实为万民之福！”
究竟是何言语呢？…
第二卷 席卷大江南北
第二十六章 … 应对之策
告词很简单，只有一句话——聘太炎先生为御前一等辨麦。
6前，章太炎与写作《革命军》的邹容在《苏报》大发革命文章，章劈头就是一句：“载湉小丑，未辨麦……”惹得慈禧大动肝火，非要置之死地。只因为两人身在租界而仅以入狱处理，判刑亦极轻，邹容在狱中因条件恶劣而染病身亡，章太炎刑满释放后远赴日本。现在皇帝这么一说，便是不计前嫌的表示，在梁启超看来当是极大的宽宥。
当然，更绝妙的是，无论章太炎从与不从，这都是个绝妙的利器，足以在革命党人之间布下互不信任的种子。
“革命党不是铁板一块，也有矛盾，也有不和，倘若一味高压，彼等如无出路便会聚集在一起，如果朝廷示以怀柔手段，则必互相猜忌。”皇帝笑着道，“这便是急则相援、缓则相图的道理。”
“皇上圣明。”梁启超佩服地五体投地，这一招王霸之学既没有杨度那样过分，也不像自己那样柔和，却是用了巧妙的方法直刺革命党的软肋。
“可告诉刘申叔，让他联络在日人士反正来归，孙文的脑袋朕没有兴趣，那些误入歧途的才能志士却为朕所需要，如能归来，一概既往不咎，即便回来后反悔，朕亦准其来去自由。”
“远距离革命家”六个字随着梁卓如的如椽之笔成为同盟会领袖们的标志性符号，随着《帝国日报》地发难，海外华人亦掀起批评革命党领袖地风潮。看到文字的日本人平山周、北一辉当即就和中介人宫崎寅藏吵了起来。张继、谭人风、田桐等也议论纷纷。章太炎为保证《民报》的出版经费。最困难时穷得并日而食，两天才吃一块麦饼充饥，此时看到梁启超地文章勾起了新仇旧恨。第一个按耐不住，跳起来公开指斥孙中山贪污——1907年孙中山被驱逐＋＇的两万多日元，而当时普通日本工薪阶层的月薪不过二三十日元。但收到如此巨款的孙中山只给经费极其困难的《民报》留下两千元经费，其全部余自己带走。甚至领着一帮人跑到宋教仁、胡汉民的住处叫骂。
“炳麟兄，你不要太过分！”胡汉民为孙中山辩护，“款子是日本朋友送给孙先生地。自然也该由孙先生全权处理。”
“走便走，要他们钱做什么？活像一条丧家犬。”张继插话，“拿了钱又不声不响，哪有一点革命领袖的风范？”
“胡说，孙先生不是已经给《民报》留了一笔款子么？什么叫做不声不响？”
“好哇，孙文拿了2多元，一转手给了我们2000元，你以为打发叫花子啊？”
“太炎先生说得对。钱是送给革命党的，不是送给孙某人的，孙文公款私用，损害了同盟会的威信。也叫捐款的日本友人看不起。”
宋教仁出来打圆场：“两位火气不要太旺，孙先生将钱都用于购买枪械和供应起义军军需了。《民报》办报不是不重要。但事情总有轻重缓急，起义迫在眉睫，报纸的事情总可以缓一缓。”
“你还有脸说这事，这我还没和孙文算账呢？”章太炎脾气上来后谁也挡不住，“他买的军火我知道，都是村田式，这种落后式样地枪支在日本早就不用了，偏他还出高价购买献多花钱也算了，用这样破旧的武器去发动起义，不是徒然让同志们送命么？哦，我知道了，孙文是所谓的‘远距离革命家’，不用自己上战场的，自然也不在乎落后不落后。”
张继诘难道：“除了这2元，孙文其他花销账目也是一塌糊涂。他岁岁赴南洋筹款，累计不下百万，这几年却花得一干二净，我倒想问个清楚，他还有没有廉耻二字？”
至于孙中山那模糊一片地财政收支，一方面确实不曾公布，另一方面也很难公布——大量的经费开销用于购买军火且不能透露真实姓名，否则下次谁还敢和革命党做生意？但外界一旦查无此人，便认定纯系捏造；另一大笔开销则用于收买国内会党，但会党多系狡诈之徒，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