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机遇-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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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
张南皮也不解释，只递过去一份文稿：“这是皇上让我拟的罪己诏，你看看有什么意见？”
“香帅文章名动天下，我哪里敢置喙？”说是这么说，陈夔龙还是细细看了下去。越看眉头皱得越紧，越看脸色就越凝重。文笺上圈圈点点，到处都是御批的蓝条——国丧前100日，御批不能用朱色。
“这是什么意思？我觉得写得挺好，恰如其分，不轻不重……难道皇上认为这也过了？”
“不是过了，是不够！”张之洞苦笑一声，“皇上说言辞不够恳切，自责不够深刻，反省不够充分……总而言之，这样的文字塞不了悠悠万民之口。”
“啊！”
“你说，10年前因太后反对而没办成的事情皇上都能如此痛责自己，现在九年筹备大纲势如骑虎，怎么可能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张之洞指了指文稿，“如果不是这样，皇上压根就不用下什么罪己诏，他何罪之有？”
“那也不能刚亲政一个月就把太后定下的东西全给改了——有人一个劲在那鼓噪‘三年无改父之政才是孝道！’”
“迂腐！”张之洞勃然变色，“再说，是父之政！”他特意在“父”字底下加重了语气——慈禧却是女的。
“说实话，皇上的主张我都赞同，可不能这么快，不能全并在一起来，得一样样来。”
“没时间了。”张之洞原本微微闭上的眼睛忽地张得老大，“前两天我到养心殿去，你知道发生什么事？”
“怎么说？”
“皇上指着一帮人臭骂——‘安庆造反，是朕失德么？是因为朕要变法维新么？是因为朕要广行宪政而造反么？都不是！恰恰相反，革命党最怕朕维新变法，最怕朕广行宪政，那样的话他们那一套便不吃香了。你们这也反对、那也阻挠，安的什么心？莫不是革命党的内应？告诉你们，不等革命党打进来，朕先把你们的脑袋全砍了，然后再去煤山。”煤山系明末崇祯皇帝上吊自尽处。后人有挽联——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
“这……”
“溥良、溥颋的下场你看不到么？10年前，京城的兵权掌握在荣中堂手里，荣中堂是听太后的，所以太后说要杀谁就杀谁，现在的兵权呢？那班武将全都赞同皇上，铁宝臣算是最谨慎了，也不反对速开国会！”
“哦……”陈夔龙恍然大悟。
“皇上早打定了主意，把他惹急了对你我有什么好处？真想做第一个试刀的人？”张之洞捻着胡须，一字一顿地说道，“当年谭嗣同说要想变法成功，非得杀几个一二品的大员不可，后来又鼓动袁世凯派兵围园子……那时候皇上手里一个兵都没有就敢这么说，能把荣禄吓得魂不附体，现在康梁复起，再造维新，皇上难道还不会拿几颗人头示威？”
张之洞原本想和陈夔龙提袁世凯之死，想了半天，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只说：“更何况现在有实力的都持赞同，军机里肃亲王、醇王爷、岑云阶的意思就是皇上的意思，庆王爷、徐菊人现在风头一转也是站在皇上一边，外头除了升允明确反对外，其余都不吱声。剩下我一个，你当我真有力挽狂澜的本事？”
“大家只是觉得皇上还信任香帅，想请香帅进进言，没有让您挑头的意思。”
“还进言？”张之洞拿出一堆纸，“这是各省打来的电报，皇上特意誊了一份给我，你先看看吧。”
不看不知道，一看不得了，陈夔龙吓了一大跳——全是各省立宪派打来的电报，言语中分明是完全赞同九年筹备清单、要求尽快召开国会的声援文章。可清单的内容只在朝会上提过，尚未成议，更未公布，这帮人怎么嗅觉这么灵？
“我再告诉你两句话。第一句，皇上说了，各省打来的电报不管反对也好，赞成也罢，明天一律见报；第二句，肃王爷明天在民政部大堂接受直隶士绅要求速开国会的请愿书。”
显然这是皇帝已经安排好的双簧。既然朝会还有不同意见，就用在野立宪派的声势给这些冥顽不化的人提个醒，让他们看清楚自己的处境。如果还不就范，非要跳出来指手画脚，那对不起了，过两天全天下20来个省的电报非得把你给骂死——“你说，还有人会冒天下之大不韪么？我还想多活几年呢！”
“这一手厉害！完全是清流的架势，真叫以彼之道还施彼身。”陈夔龙感慨道，“难怪孙老头死活不肯领衔上书，原来为的是这事。”
“所以老夫就认为皇上背后有高人。我只是奇怪，康梁也好、杨度也罢不会出这个主意，岑云阶、几个王爷也绝想不出这个招数，难道是他？……”
第一卷 风起青萍之末
第四十七章 … 华美篇章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
1908年12月17日是中国新闻史上举足轻重的日子，这一天有一张新的报纸宣告诞生——这便是《帝国日报》。
中国虽然不像西方那样很早就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报纸，但也有自己传统的新闻刊载——邸报。自近代以降，随着欧风美雨的日渐侵蚀，租界商埠的纷纷设立，外国报纸逐渐到中国生根发芽，中国近代意义上的本土报纸也日渐兴盛，到20世纪初叶，几乎所有省份都有报馆开办，有的甚至有10余家。
在这样的形势下，为应付日渐活跃的新闻界，帝国也尝试改变，在本年3月14日，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新闻法——《大清报律》宣告出台。在很多历史学家眼里，《报律》所承载的内容是可笑的，如最为人所诟病的那一条即是“不准刊登‘诋毁宫禁之语，淆乱政体之语，扰害公安之语’”，甚至讽刺其为“麒麟皮下露出马脚”。
可是，从无到有，从粗糙到精致，从不完善到完备，从小心翼翼到大大方方，本来就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硬要超脱这个阶段，用所谓的缺陷、弊端、保守、封建残余来进行概括，只能是评述者的无知——你见过有人讽刺学步儿童那跌跌撞撞的脚步么？
不过，《帝国日报》堪称是精品中的极品，常数中的异数——这是由皇帝亲笔题写报头名称，由康有为担任报纸总编、梁启超和杨度担任主笔的报纸，是唯一面向全国发行的报纸，也是唯一不需要新闻审查的报纸——发行前一天的晚7时，皇帝在上书房便能看到明日的稿样，便于及时更改。
报纸的投资背景则更为显赫，创刊号上赫然刊登有报纸的股份说明。本报社总股本100万两，其中：
皇帝50万两；皇后5万两；庆亲王奕劻2万两；醇亲王载沣2万两；肃亲王善耆2万两……几乎所有最显赫、最重要的大臣都列名其上——一句话，如果你没有在这个股份名单中找到某人的名字，那就意味着他还不是核心决策圈的人物。
几乎与此同时，各大列强在华开办的报纸都以醒目的标记祝贺《帝国日报》的开办，认为这昭示了帝国自我革新，顺应潮流的决心，“不独是中国新闻史的划时代里程碑，亦是中国政治发展史的重要基点……”
创刊号的内容同样震慑人心。
头版通栏是帝、后御容照，虽然是因黑白照片再经油墨印刷而显得不十分清晰，但皇帝的神采奕奕，皇后的雍容华贵却第一次深刻地留在中国普通民众的心里——任何一个出得起价格的小民，都可以掏钱买一张这样的报纸回去瞻仰。上面不仅有御书，有御容，甚至还有上谕——99％以上的中国人不曾有过机会进行观瞻，但现在却十分容易。
内务府和民政部曾担心有人会买回去对报纸大加损毁，会有大不敬行为，曾数次上书制止，但均为皇帝爽朗的笑声所拒绝：“即便是刊登朕照片的报纸，亦只是报纸罢了，小民阅后如觉不甚满意，可擦桌子，可包杂物，即便扔地上踩几脚也没什么了不起。”
皇帝显然低估了他在民众中的影响力，除了极少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人群外，大多数人对报纸以及报纸刊载的内容持有异常恭敬的态度，甚至还有士绅专门在家里成立了供堂，将报纸头版装裱在镜框里，以便每日瞻仰、请安。报纸的售价并不便宜，标明售价为大洋5分（相当于2。5斤大米），但除了最初几张因报童不识货而原价卖出外，其余几乎每一张报纸都是溢价的。从1角，3角，乃至于喊到了1元都不愁销售。甚至几个月以后还有人从外埠赶来，不惜用30个大洋交换这样一份创刊号。
通栏以下，却是比御容更为震撼的内容——由张之洞拟稿，以皇帝名义刊发的《罪己诏》。
这是皇帝向天下认错的文字记载，就这样堂而皇之的展现在众人之前，取代了原先遮遮掩掩、欲说还休的姿态。皇帝的态度很诚恳，一方面回顾了过去34年来的治国历程，痛陈“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殇气运者在一莽字，害百姓者在一躁字”的严酷事实，对34年来帝国的大政方针进行了根本性检讨与道歉——虽然明眼人都知道绝大多数方针并不是皇帝所做出的，但他依然大度地将所有责任揽在自己身上——“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另一方面，《罪己诏》再一次宣示了“大权统于朝廷，万机决于众议，庶政公诸舆论”的决心，重申了“世有万古不变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的认识，明确表示要根本上“改弦易辙”，“与陈腐弊惰病截然断绝”，特别注意“广行新政，加紧立宪”，号召“广开言路，踊跃献策”——允许官民通过信件或电报向报社自由表达意见且不受追究（但诋毁朝政，诽谤他人，阴谋颠覆者不在其列）。
《罪己诏》之下，却是上谕九条，同样举世震惊，大意如下：
第一条：明岁改元，称维新元年，大赦天下；
第二条：发辫藏污纳垢、妨害卫生，有碍健康，去留与否由人民自主决定，巡警、新建陆军一律留短发——众人这才愕然发觉，御容中皇帝脑后的辫子早已不翼而飞；
第三条：编练禁卫军，以荫昌为总办大臣，冯国璋为会办大臣领总教习，良弼为会办大臣领御前统领，载涛为考察大臣，领军、皇双俸，军俸同新建陆军，皇俸由内帑开支；
第四条：新建陆军内部但以军礼为最高礼节，全甲胄之礼，准废除跪拜；
第五条：皇室用度务必从简，暂以2000万两为常数，10年不变，10年后若国家财政仍未好转，仍然不变，今后但有赏赐恩封，概出内帑；
第六条：今后内帑每年赞助海军军费150万两，用于巩固海防；
第七条：为奖掖学术，特将京师大学堂改名帝国大学，内帑出资50万两设立奖学金，用于资助品学兼优之学生，专设“游美学务处”，拨皇室赐园清华园为办学馆址；
第八条：苏州、江宁、杭州三大织造局划归地方办理，准予商办，大内今后但有购置，一律公平交易——划拨地方后，内务府可以精简大量与织造事务有关的人员，而织造局所制造之精美织品亦可予民用；
第九条：自维新元年始，但按内务府条例，各地原有进贡物品一律依减、免、停原则分别办理，切实减轻民众负担，皇室今后但有所需，一律公平购买——进贡制度的废除使得地方除一大害，上下其手之弊病亦为之大大减轻。
创刊号第二版为重要政闻，大量的官员任免与施政方针刊载其上，择要叙之：
着免去溥颋礼部尚书、荣庆学部尚书、于式枚法部侍郎之职；
任命荣庆为礼部尚书，原学部侍郎严修升任学部尚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