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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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着他又往眼前撅得老高的屁股上拍了一巴掌；“别直腰，撅高点。”然后又拍了拍自己的胸脯对大夫说：“这爷们儿在这儿呆腻味了想走就走。”郝大夫说：“吕运隆！你小子小心关你的禁闭。开什么玩笑，越说越没谱儿了！”他为这个小伙子公然暴露有逃跑思想担心，所以故意说他是开玩笑，给他打掩护。
“开玩笑？当着队长我也敢这么说。”谁知吕运隆虽知郝大夫给他打掩护，却不买他的账，“其实队长们心里也明白，你看一到批斗的时候就让我们这号人打头阵，净说好听的。什么你们出身好，和右派反革命不一样，他们是敌我矛盾，你们是人民内部矛盾。可是我批斗再积极，劳动再好，他也不敢让我当班长，这不是明摆着的吗？就怕我们鞋底抹油——溜啦！”
他看到白刚还在一旁站着没走，正在津津有味地听他说话，便说：“我一看这就是一位老右（右派）哥，是班长吧？”白刚笑笑说：“你倒挺自信的！”吕运隆说：“嘿！咱这眼力看问题没错！”
“恰恰你猜错了！”白刚一进来看到这里的情况，心里很厌烦。终究来的日子还短，自尊心太强，知识分子架子还没放下来。再难受也不好意思撅着屁股，当着这么多人随便让人乱掏。他本来要走了，可是一听这小伙子的谈话很有风趣，便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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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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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是老右？”吕运隆有点奇怪。白刚没有直接回答他那个问题，只说他第二个问题说错了：“我不是班长！”吕运隆说：“咳！那不算错，当班长那是早晚的事儿。”他停下了手里的操作，小眼睛一转又说：“你是刚来的吧？”白刚点了点头，笑了。吕运隆得意地说：“嘿！你看咋样？”他又拍了前面光屁股一巴掌，“又直腰了，撅着！”然后对白刚说：“咱这眼力？看问题没错儿，一看你就是当班长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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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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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关虽给人们带来了莫大的痛苦。但是对白刚这种所谓不认罪的知识分子来说，生活关倒不是最难以忍受的，有一个“苦”字也就到头了。最难过的还是改造关中的交心关，这是对人心灵的折磨和摧残，使人丧失理性，泯灭良知。是对人们内心中仅存的一点人格尊严和独立精神的一次彻底扫荡。
交心，曾是多么崇高和美丽的词儿。而且白刚也曾对此坚信不疑身体力行。他认为作为一个心地无私把自己的一切献给苦难祖国的共产党员，是无话不可以和党讲的。不管是地下工作时期还是在解放区以及进城以后那几年，他都是这样做的，得到的是温馨的关怀和真诚的帮助。你的幼稚没人耻笑，你的隐私没人宣扬，对你的错误，得到的是入情入理的分析，不用担心被人用来作为攻击你的箭矢。可是经过几次政治运动之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切都变了，许多美丽崇高的词儿包括交心也突然变了味儿。
白刚在交心上是吃过亏的，在这一点上的体会可以说是刻骨铭心。在“肃反”运动中，白刚被怀疑为“胡风分子”。怀疑不要证据，只要认为可疑就可以关起来，让你交待问题。并且翻箱倒柜把他办公室和宿舍都搜查了一遍，找到的惟一重要罪证，就是笔记本上那句话：“你不能写工农兵，也可以写写学生、教师、青年知识分子。……”全业兴认为可抓住了白刚反对写工农兵的罪证，比胡风还胡风。经白刚反驳后，不但没成白刚的罪证，反成了他的笑柄。但是主持批斗会的人，总会想出新点子来，绝不会就此罢手的。
有一天全业兴在批斗会上突然问白刚：“你和你老婆都议论过领导什么？”“没有啊！”全业兴冷笑了笑：“你还不老实，你老婆都交待了，某一位领导的肚子……这事有没有？”
“有！”白刚笑了，心里说，这算个什么事儿？何必转弯抹角地费这么大的劲？便说：“一天在院里聊天，我看劳常同志的肚子太大了，便拍了拍他的肚子说：你看这大肚，该注点意啦！”全业兴没露声色，只是微微点点头说：“好！还说过别的领导什么？”
白刚觉得现在是搞反革命问题，怎么扯这些鸡毛蒜皮的事？便说：“在这种会议上，说这些干什么？”
“向党交心嘛！什么话都应该向组织上讲嘛！”全业兴微笑着表示出一派真诚的样子。白刚说：“现在又不是党的生活会，说这些有什么意义呢？”全业兴拉着长音慢声慢语地说：“有什么意义你不用管，什么会上都应向党交心嘛！组织让你说什么就说什么，用不着害怕，难道你还不相信党组织吗？”
白刚的毛病就是最怕激将法，觉得这类问题有就是有，有什么可怕的？便又说了某某同志从苏联回来戴了一副大墨镜，他和老婆说过：戴那个干什么？像瞎子一样。还说过某某同志开会时就睡觉，可能有病吧？迷迷糊糊的。全业兴还一再追问，白刚说没有了，他觉得这事说完也就完了。
第二天一开会，又让他交待，白刚不耐烦说没有了。全业兴的脸色马上变了：“那你说说给领导起外号是什么目的？”
“我没有起外号，那只是随便说说，有什么目的？”白刚非常惊讶，他们怎么会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全业兴声色俱厉，完全不是昨天动员交心时那副笑模样了：“能够有没有目的的事情吗？你给所有的领导都起了外号，难道这是偶然的吗？”
从此就对白刚追个没完没了。从他这里挤出一点去诈他老婆，从他老婆那里挤出一点又来追他。他真后悔自己太天真，交什么心？说出什么来，只能给他们提供炮弹。他们对问题的分析也不想实事求是，根本没理可讲。想整你你就越说越说不清。反正自己没问题，他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从此白刚沉默了，不管全业兴说什么再也没能撬开他的嘴。
当然他为这种态度付出了代价，搞清他没问题以后，仍然把他看押很长时间，直到1956年，有问题的人早都“解放”了他才“解放”。不过终究没有搞出什么问题不了了之，做了没有问题的结论。
尽管是有惊无险，他在交心问题上，也不得不留个心眼儿了。所以不久以后，1957年上半年的整风“鸣放”中，许多人都热烈响应号召，大胆鸣放，不少人言辞还十分激烈。机关鸣放时，领导又让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让交心，畅所欲言，不发言领导便动员发言。白刚对“肃反”中长期被关押批斗，知道没问题了仍然不给他做结论，在他多次要求下做了没问题的结论，又不按政策规定向群众公布，都很有意见。但是他从机关这一连串的行动来看，知道提意见也没用，领导是不会承认错误的。“肃反”中和领导对立，关系已经很紧张了，再提意见关系只会更加紧张，所以什么也不准备说了。只是一些人一再劝说，“肃反”时斗你那么厉害，你就没意见？为什么不说？他才不得不说：“那时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还说他干啥？”
整风“鸣放”过去以后，便开始了“反右”。
不是号召“鸣放”吗？怎么“鸣放”一完又抓“右派”进行批斗呢？许多人表示惊讶，根本没想到。
其实在“鸣放”开始后不久，毛泽东便察觉到有了问题，认为事情发生了质变。写出了《事情正在发生变化》，在党的高层中传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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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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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说，最近这个时期，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什么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对于右派来说，都是假的。现在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党内党外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
这以后，还在“鸣放”，但目的已经不是为了帮助党整风，而是为了“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为反右作准备了。
反右一开始，积极鸣放的人心里都敲小鼓了，白刚心中却非常宁静。鸣放时自己没说什么，怕什么？他想都没想过自己会和反党联系在一起。
他哪里知道，一张网正在悄悄张起，而且这张网的中心，正罩在他的头顶。令人奇怪的是反右开展很久以后，几十个人的机关已揪斗了好几个人了，但仍然没有他。只是让他坚持日常工作，不让他参加批斗。后来干脆把他抽到省委工作组到农村搞“鸣放”去了。
其实这是一计：这次运动的前线总指挥又是全业兴，他深知白刚这个人是块硬骨头，不好啃。“肃反”运动中被整得那么厉害，他什么问题都没承认，最后竟连个检查也不写，闹得领导十分难堪。这次“鸣放”时又有许多人为他鸣不平，那次鸣放汇报会上自己的尴尬处境他还记忆犹新。就是这个白刚，使领导一次次陷于被动，抓右派他当然首当其冲。
可是全业兴知道，他群众关系好，这次“鸣放”又没有什么过激言论，直接从他身上开刀，肯定又是僵局。可是放过他，领导在群众眼里不是威信扫地吗？而且从“肃反”运动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他和领导一直是对立的，对自己更是仇恨的。他在机关很有影响，留着他对自己来说就是个祸害。而且反右各机关都是有指标的，不抓是不行的，既然如此，不抓他抓谁？所以决心端掉这个顽固堡垒。
机关已经揪出的几个人都是和白刚关系较好又积极为他鸣不平的，包括他的妻子。揪出这些人，就是为解决白刚作准备。他们不会像白刚那样顽固，所以便从“薄弱环节”开始了。白刚被派到农村以后，被批斗的人的主要问题便集中到一点：“鸣放”时为什么你们都为白刚鸣冤叫屈？你们是受人指使的，是有组织有预谋的。问题所指已经很清楚了，这几个人虽涉世未深，心里也明白是说谁。起初还僵持着，经过几个月的激烈批斗终于有人坚持不住了，看到反正是过不去，便承认“鸣放”发言和白刚商量过。就这样机关挖出了“反党集团”的消息马上见报了。
白刚这时还在省委工作组工作。他一看这个消息就明白了。名单里有他的妻子，而且说得很清楚，她受她最亲爱的人主使等等。很明显领导在他不在的情况下，已把他定为“反党集团”的头目。这使他十分气愤。就是判决一个罪犯，也得先问问口供，听听本人的陈述才可以定案吧！怎么能连情况都不问，本人还不知道就定案见报呢？
很快就把白刚调回了机关。全业兴立即找他谈话。昔日这个让他头痛让他讨厌使尽全身的解数不仅没能治服他而且屡屡使自己处于尴尬地位的这个死对头，今日终于成了自己的阶下囚。
“肃反”中自己稳操胜券的事，满可以在众人面前玩一个“瓮中捉鳖”的游戏，结果倒让他的伶牙俐齿转败为胜，使自己闹得很被动。“肃反”中搞了他半年多，竟一无所获，最后想找个台阶让他写份检查便可以恢复他的工作，而且告诉他只随便检查一下个人主义、对领导有些不满就可以。
他就是不写，还说到底谁该检查？是领导搞错了，让我写什么检查？就这样公开和领导对立、叫阵，多关了很多日子，仍然不回头。最后只有让他暂时工作，不了了之，闹得群众对领导意见很大，对他倒很同情。
反右来得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