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极品闲人-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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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是没有办法了，太史公如今都成了一捧黄土，那么剩下就是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了，虽然这事玩起来，杜睿也有不小的心理负担，但是为了能在这个时代更为逍遥的生活下去，他也顾不上那么许多了。
《资治通鉴》，简称“通鉴”，是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告成。它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它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官修史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如今杜睿要写自然不能全抄，他准备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一直写到隋末便停笔，前世对于《资治通鉴》，他也曾通读二十几遍，于其中的文字也是记忆犹新，想来抄起来，也费不了什么时间，但却也不是一时能成。杜睿估算着，如今变开始起笔，等到十六岁成年时，六年的时间，怎么也能写得完。
杜氏的《资治通鉴》，杜睿准备写成《周纪》五卷、《秦纪》十一卷、《汉纪》六十卷、《魏纪》十卷、《晋纪》四十卷、《宋纪》十六卷、《齐纪》十卷、《梁纪》二十二卷、《陈纪》十卷、《隋纪》八卷。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对于《秦纪》描写的并不详实，大概是因为秦以法治国，与儒家相悖的原因，但是在杜睿看来《秦纪》与《汉纪》相比，于治国方面更有参考价值，变将原书中的三卷扩展为了十一卷，准备从河西之战一直写到秦王嬴政统一六国为止。
前世的《资治通鉴》之所以被后世历朝历代的君王都当成治国要典，关键原因便是《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警示后人。
书名的由来，就是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钦赐此名的。由此可见；《资治通鉴》的得名，既是史家治史以资政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也是封建帝王利用史学为政治服务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
《资治通鉴》的价值虽然巨大，但是其中也不免有些瑕疵，陈垣在《胡注通鉴表微》就曾评价说：“《通鉴》书法，不尽关褒贬，故不如《春秋》之严。温公谦不敢法《春秋》，而志在续《左氏传》，有所感触，亦仿左氏设辞‘君子曰’而称‘臣光曰’以发之。余则据事直书，使人随其实地之异而评其得失，以为鉴戒，非有一定不易之书法也。”
从今日来看，“臣光曰”充满封建色彩，黄盛雄将其归纳“诚”与“礼”，“礼之纲纪”这个概念，可谓贯穿《通鉴》之核心。张须在《通鉴学》云：“《春秋》之意，最重名分，名分所在，一字不能相假，封建之世，以此为纲维。名分既坏，则纲维以绝，政权崩溃，恒必由之。温公以此事兆东周之衰，与七国之分立，而又系论以见托始之意。”
可见司马光本人的思想并没有跨越时代，故其论述没有太大价值。例如：司马炎因守三年之丧被司马光称赞是“不世之贤君”。事实上，司马炎在中国历史上并不能与唐太宗，汉武帝等相提并论。
此外《资治通鉴》虽被誉为“体例严谨，脉络清晰，网罗宏大，体大思精，史料充实，考证稽详，叙事详明，繁简得宜”，但《资治通鉴》本身也有不少错误。
如后世的史家严耕望曾指出《资治通鉴》对云台二十八将的排列顺序有误；两《唐书》将“特勤”误为“特勒”，《资治通鉴》对此并无纠正，将错就错，《资治通鉴》卷一64：“土门自号伊利可汗，号其妻为可贺敦，子弟谓之特勒。”
《通鉴考异》：“诸书或作特勤，今从刘昫《旧唐书》及宋祁《新唐书》。”
另外《后出师表》并非出自诸葛亮文笔，而《资治通鉴》却也全文照录。
高安陈汝奇在《陈氏甘露园长书四论》认为《资治通鉴》将只见诸野史的杨贵妃、安禄山之事纳之正史而失之客观。又如唐代宦官鱼弘志，《新唐书》仇士良传作“鱼弘志”，《旧唐书》偶有误为“鱼志弘”，《资治通鉴》卷245大和九年十一月壬戍作鱼志弘，《资治通鉴》卷246作开成五年正月己卯又作鱼弘志，相互混淆。
《晋书》载吕光的第一个年号“太安”，而《资治通鉴》记载为“大安”。
再如《资治通鉴》记年方式多有不当之处，如齐人伐燕的时间（前313年），司马光舍《史记》的编年，未据《纪年》详加考查，只增加齐威王十年，减少齐湣王十年，以求与《孟子》记载齐宣王伐燕的事迹相同，宋朝朱熹经考订认为是齐湣王十年，据今人考证，实际上为齐宣王七年，另乐毅伐齐中也有不少错误。
又如《资治通鉴》在记述隋炀帝西巡行程中均出现诸多失误，六月二十三日以后由张掖前往焉支山的时间提前到高昌王六月十七日到达张掖的当天。《通鉴》卷十五（汉纪七）文帝后二年：“八月，戊戌，丞相张苍免。”但据《二十史朔闰表》文帝后二年八月丁卯朔，月内无戊戌。后人吴玉贵著有《资治通鉴疑年录》归纳出《通鉴》纪时所发生错误，共计得出八百八十八例，可补此方面的缺失。
宋朝的朱熹在《朱子语类》的〈历代一〉中，有直接的批评：“温公不喜权谋，至修书时颇删之，奈当时有此事何？只得与他存在。若每处删去数行，只读著都无血脉意思，何如存之，却别作论说以断之。”又说：“温公修书，凡与己意不合者，即节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鉴》之类多矣。”
明代严衍熟读《资治通鉴》，著有《资治通鉴补》，列举通鉴有七病（漏、复、紊、杂、误、执、诬）。
近人岑仲勉认为《通鉴》对牛僧孺说”失一维州，无害其强“的评价有偏颇之嫌，司马光还不惜歪曲事实，玩弄文字游戏。岑仲勉还写有《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自称纠正《通鉴》的谬误，共670余条。
但是无论如何《资治通鉴》在文学上和政治上的意义却是不容抹杀的，司马光也曾为这部史书耗尽心血，以致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谓，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
司马光为此书付出毕生精力，成书不到2年，他便积劳而逝。《资治通鉴》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司马光实都亲自动笔，不假他人之手。清代学者王鸣盛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
具有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的历史价值，虽有瑕疵，却也瑕不掩瑜。与司马迁的《史记》，可并列为中国史学的两大不朽巨著，正所谓“史学两司马”。
南宋史学家王应麟评价说：“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
宋末元初胡三省评价此书：“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通鉴》不特记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
清代顾炎武也曾在《日知录？著书之难》中高度评价《资治通鉴》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称赞这两部著作“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
杜睿如今要剽窃的便是这部历史鸿篇巨著，虽然他的文学功底与司马光不可同日而语，但毕竟有了后世的经验教训，以及眼光，却也有自信将这部书当中的一些瑕疵抹去，使《资治通鉴》更加完美。
“从今日起，本少爷要闭关修炼了，没有要紧事，谁也不要来打搅我！”
宣布完这件大事，杜睿一转身便进了书房，只剩下一众人等大眼瞪小眼的看了半天，然后各自散去，忙自家的事情去了。
第五十二章 遣唐使
第一篇 蛰居 第五十二章 遣唐使
想要将《资治通鉴》这个大部头写完，绝非一朝一夕的功夫，杜睿虽然能将司马光版的《资治通鉴》大部分都背出来，但是如果照抄的话，杜睿却也不甘心，不提那些在后世引起过广泛争议的瑕疵，便是文中的一些修饰词汇，杜睿便也不甚满意，他要做的不是牵强附会，而是像吕不韦修《吕氏春秋》一般，逐字逐句进行推敲，论证，力争将这部书尽可能完美的著成。
杜睿首先要做的便是搜集史料，而杜平原便成了他的助手，原本整洁的书房，短短几日便变得杂乱不堪，到处都是杜平原搜集来的史书，文献。
如今这书房，除却杜睿与杜平原，和随时侍候的宝钗，黛玉之外，便是李承乾来了，也不能随意出入。
“承明！你这书房到是藏了什么玄机，为何如今连孤也进不得了！？”
杜睿越是不让进，李承乾便越是好奇，也不知道杜睿究竟在搞什么鬼，忍了几日，终究还是忍不住，问了出来。
杜睿卖了个关子，笑道：“此时尚不可说，到时殿下便知道了！”
李承乾见问不出来，也是百爪挠心，不过好在他知道杜睿的脾气，只好不再问了。杜睿见状，也不多说，便开始授课。
授完课，又到了说书的时间，杜云莲等人早在外面候着了，见杜睿招呼，便赶紧拿着各自准备好的小板凳，到了前厅坐好。
这回书说的是三藏法师奉了皇命，到西天取经，不过应有的改动自然是少不了的，如今方是大唐贞观四年，玄奘和尚刚刚出发，还没回来，而且玄奘还是偷渡出去的，见不得光，自然不能用在当今这个时代，所以杜睿便改动了一些，将发生在唐朝的事，改到了两汉时期，虽然牵强附会，但《西游记》本身就是神话故事，倒也说得通。
一直讲到三藏法师在两界山遇虎，杜睿一拍醒木，便不再讲了，像往常一样收拾东西，杜云莲等人知道杜睿的脾气，便是求也求不来更新，只好悻悻的去了，等着明日再来。
“承明！这佛家经义便是如此好，还需万里迢迢去往天竺国去求？”这个问题在李承乾的心中已经憋了好长时间，如今忍不住问了出来。
杜睿闻言，笑道：“先秦时期，华夏有诸子百家，百家争鸣，这佛家说起来，也不过算得上是外来的流派罢了，虽是起源于天竺国，然自汉以来便传入中土，甚是兴盛，佛家的经义导人向善，这一点是好的，然佛家却主张斩断七情六欲，这一点比魏晋时期那些隐士要求避世更加要不得，这人要是连**都没有了，这国还能是国吗？便如当今圣上，如若无欲无求，何时才能北伐血恨？所以无论是何种流派，唯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方是正理！”
李承乾想了想，道：“这便如承明此前所讲的王道，霸道之分一样，唯有选择适合的，方是正途！”
杜睿点头道：“小弟所讲的《西游记》不过是个神鬼故事，殿下切不可当真，这佛家有些地方是好的，但是有些地方确实大恶，便如当今，这佛家寺院不交税，不当役，却占着大片良田，如若任期发展下去，这还了得！”
杜睿可不想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