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戎-第2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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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正汇道：“我尽力而为。”
杨应麒摇头道：“不，不是尽力而为，而是势在必得！”
陈正汇道：“七将军有什么主意么？”
杨应麒道：“当初经营塘沽时，是二哥、四哥和我同时进入，所以那里的势力也是三分天下：陆军将领是二哥的旧部，水师都由四哥统领，文官体系是我一手打造。这几年四哥常驻塘沽，我们之间的势力对比或有消长，但他也没有达到在塘沽一手遮天的地步。二哥离开前关照过他的老部下支持我，所以只要二哥的旧部还能听我指挥，加上我有中枢的名义在，便是在塘沽也能拥有胜过四哥的优势。”
陈正汇问道：“七将军，你要削四将军的权力么？”
“这怎么能够。”杨应麒道：“那样会逼得四哥把精力转到内斗上来的。现在还不能这么做。”
陈正汇道：“七将军的意思是……”
杨应麒道：“四哥大婚，必来津门。我们就趁着这个空档向他施压，逼他把筹码抖出来！”
就在陈正汇出发之时，宗翰己围太原，而宗望更是绕过中山攻破信德府。信德府原为邢州，属河北西路，宣和二年改龙冈为邢台县，属信德府，全府领尧山、巨鹿、内邱、任县、南和、平乡、沙河诸县，北接真定，西傍太行，南逼邯郸。宗望一下信德府，离汴京便只剩下数日之程！
种彦崧闻讯大惊，他略加权衡，觉得河东路关隘名城较多，太原又扼险要，宗翰虽猛一时未必能克；而河北平原则是平川千里，除了黄河再没有能阻挡女真骑兵的屏障了。于是冒险率轻骑三千出击，被宗望败于内邱。种彦崧不得己再次退入太行，宗望迫来，他便率部转移，依山游战。在这里他占着地利，宗望能败他却无法灭他，只好任他离去。
当此之时，中山、河间、太原诸重镇的军民虽能固守，但敢主动出击的便只有忠武军一旅了。所以忠武军虽然屡败，但因能败后再战，故而军中士气并不低迷，两河百姓亦颇壮之。平原百姓家园被破以后往往逃入太行山依附忠武军，主管民事的官员将大部分人编入工、农、牧，体格精壮、动作灵活的则纳入军中，因此种彦崧屡败之下，兵力不减反增。即便如此，他的兵力相对于宗望、宗翰来说仍然处于大劣势，汴粱朝廷又迟迟没有全盘的防守、反击策略，致使忠武军变成一支没有战略目的、只能随机应变的孤军。
宗望、宗翰连连得手的同时，欧阳适也心痒难搔，就想出兵把沧州给纳了。沧州地偏海滨，宋军守之不足以扼女真南进之路，金兵得之无益于南下之途，所以无论大宋朝廷还是宗望把这个无足轻重的地方忽略了。沧州百姓和汉部接触多了，常得汉部经济沾澜，对汉部抵触不大；李应古也不是良将忠臣——欧阳适这时要是动手，沧州多半可以传檄而定。但津门方面己有严命不许一兵一卒入侵大宋，而欧阳适的谋主也劝他不要坏了汉部好容易争取到的名声，这才让欧阳适强忍下来。
但汉部官方不动手，却不禁止汉部的民间势力动手。塘沽发展到今时今日，地方己不够用。一些商人眼见有利可图，早沿着大河南岸开辟了一些农庄、牧庄，雇用因战乱而逃到这里的百姓种植放养，为沧州供应蔬菜、牛奶等物。随着人口的增多，这个地方的商业也有所发展。乱世之中，天下并不是处处都乱、时时都乱，总有些地方因为各种原因而暂保安宁的——此时的沧州就是这样一个所在。宗望攻保定、雄州时沧州西部的百姓都己经听到马蹄声了，但女真兵马就是不到这边来，而是径往西南边去了。
不过，由于战乱引起的治安问题——特别是流寇问题仍然让沧州的民生受到威胁。为此一些商人便与本地的士绅联合起来，模仿塘沽的警卫制度雇人自卫。随着流寇威胁越来越越严重，商人和士绅们又在得到李应古默许的情况下，建立起了类似于登州的民兵寨子，这些寨子以沧州部沿河靠海的东北角落为核心依地势高低分布，在此后的几年里慢慢形成了一个与北岸的塘沽城规模相当的定居点。这个定居点一开始被塘沽人称为塘南，后来慢慢的本地人也接受了这种叫法。
塘南在名义上仍然属于大宋，每年也仍然向大宋朝廷缴纳一定的赋税——但由于大宋在河北的赋税转运体系因战争实际上己经作废，所以这部分钱便被截留了下来，由这个地区的士绅自治会议分摊了用于塘南的民政建设、水利工程和安置流民。
到了整个河北的局面完全糜烂的时候，李应古觉得沧州州城也没塘南安全，干脆带了细软逃到这里来，并下令修筑城墙——那时大宋己经全乱了，谁也没功夫来指责李应古僭越。相反由于李应古还能挂上大宋旗号表示拥护赵氏，着实得到不少士人的赞赏。
于是塘南便正式成为沧州的经济中心和行政中心，其影响力所及，甚至到达临近的州府，乃至整个河北东路。
第一九八章 五论
杨应麒、欧阳适在外围大显神通之时，曹广弼却在汴粱坐困愁城。他虽然有一肚子的计议，但朝廷不召不用，却又能如何？其实大宋要抗战，也不一定需要起用曹广弼这个来归的布衣，大宋朝廷内也不知有多少有见识、有能酎的豪杰，然而赵佶赵桓既全无抗战之心，麾下人才便无所用其长！
一直到金兵越逼越近，宋廷才慌忙诏遣节度使粱方平将骑七千守藩州，步军都指挥使何灌将兵二万扼河津。
战报传来无不失利，李纲忧心如焚，再次来见曹广弼，问金人进兵策略。曹广弼人在开封，但消息网络却仍遍布北国，因道：“宗翰图宋之谋早定，间谍密探多有南来，颇知大宋虚实。他与宗望互通消息，知道我大宋如今以西兵（陕西兵）最堪用，故分兵之略颇可预见：宗翰一军下太原，取洛阳，以绝西兵援路，且防皇帝幸蜀；宗望一军下取道真定，渡黄河，直掩汴粱。若二军相会于中原，则我华夏有覆灭之忧。”
李纲大急，翌日上奏，请新主“上应天心，下顺人欲，攘除外患，使中国之势尊，诛锄内奸，使君子之道长，以副太上皇帝付托之意”。
赵桓召李纲对于延和殿。李纲跪拜后抬头窃观赵桓风仪，但见这个才二十几岁的年轻皇帝形貌清雅，不比乃父雍容胖体，心中感念，切盼新主能有奋勇之心！
赵桓初立，根基未稳，正要遍收人心，见到李纲后道：“昔日卿论水灾章疏，朕在东宫见之，至今犹能诵忆。”君王要收买臣子人心，往往讲论点这个臣子的旧事，背诵一点这个臣子的旧文，表示我从很久很久以前就注意你了这是千百年来帝王家常用的手段，半点也不出奇。吴敏是辅他上位的大功臣，李纲又是吴敏的臂膀，在扶自己上位一事也颇有用心，不能不加以笼络。
李纲听得一呆，随即明白皇帝在搞什么鬼，但面子上也只好叙谢以表感念，话锋一转，又奏金兵之事。
赵桓一听金兵二字便感郁闷，小肠不遁，大肠不夷，但刚刚即位，不好在臣子面前展示怯懦，咳了一声问道：“如今国势危急，卿有何策，便可奏来。”
李纲大喜，慨然而论道：“今金兵先声虽若可畏，然闻有内禅之意，事势必消缩请和，且厚有所邀以求于朝廷。”李纲是个明白人，知道以当前局势大宋断难全胜。能争取到的最好局面，便是如澶渊之盟般以一些不伤国本的条件换取和平的缓冲，稳住了大宋国势，然后才能渐图恢复。
赵桓因问道：“金人将有何求？”
李纲道：“臣窃料之，大概有五：欲称尊号，一也；欲得北国归我大宋逃人，二也；欲增岁币，三也；欲求犒师之物，四也；欲割疆土，五也。”
赵桓听他所言如此条理，颇为信服，心想身边那些人可没一个说得这样清楚的，便问道：“若如此，当何以应之？”
李纲道：“金人欲称尊号，如契丹故事，当法以大事小之意，不足惜；欲得逃人，当尽以与之，以示大信，不足惜唯汉部所来之人，彼可作为我大宋异日之奥援，且防汉部一怒而与金人联手，不可不护；欲增岁币，可告以旧约全归燕、云，故岁币视辽增两倍，今既背约自取之，则岁币当减，国家敦示旧好，不较货财，姑如原数可也；欲求犒师之物，当量力以与之；至于疆土，则祖宗之地，子孙当以死守，不得以尺寸与人！”
赵桓心虚胆怯，说道：“日前金使南来，言缓师之策唯有割地求和。若尺寸不与，恐他不肯退去。再则金人己得救州，我师恐怕急切难以恢复。”
李纲道：“金使之言，大言也！不足为虑！至于所失之州，且让金人占据，我却不可以约实之！何也？以战失之，他日以战得之则理直；若署于和约，则他日纵战胜取之理亦曲！愿陛下留神于此数者，执之至坚，勿为浮议所摇，可无后艰也。”
赵桓干笑道：“卿言甚是。”
李纲又陈所以御敌固守之策，赵桓表面无不嘉纳，而心中并无当真施行之意，只是以此慰抚臣僚罢了。又除李纲为兵部侍郎，以收其心。
李纲又荐曹广弼，赵桓道：“彼是来归之人，恐怕难以推心置腹。”
李纲道：“令其独自领兵则不可，以为参谋则无妨。”
赵桓道：“听说这曹二在北国爵位甚高，仅次于汉王。若爵位封得他低了，恐他不服。若封得高了，又与本朝律例不合。不如便且命他以布衣待诏，给节度使俸，一切花费从内帑支取。朝廷若要询问北边之事，自会召见。”
李纲叹服道：“天子圣明，所虑周远。”从宫中出来后便来见曹广弼，说知皇帝恩典，曹广弼却无高兴之意，但叹道：“原望得为一偏将，但领得三五千人马也能上阵厮杀。”
李纲道：“曹先生来归日浅，这事急不得！”
曹广弼道：“我刚听闻北面消息：宗望己命郭药师为前锋，轻骑二千，日行数百里而来。郭药师曾到汴粱，深知河北道路虚实。如今真定、河间诸府己不可恃，若北兵渡河，则兵祸难了！”
李纲颜色微变，说道：“四方勤王之师未到，如何是好！”
曹广弼又道：“可速设巡河之兵，破桥梁，尽收渡河之船，则金人渡河难。汴粱战备亦宜修整，莫等兵临城下才临阵造兵，那时可就迟了！”
李纲与曹广弼议论战守之时，太上皇赵佶正忙着收拾东西准备随时撤，皇帝赵桓则在宫中暗暗恼怒他老子自己逃跑却要把自己留在这里喂虎狼，而在塘沽，陈正汇的座船刚刚入港
瑞雪中，欧阳适亲到码头迎接，陈正汇望见赶紧下甲板，行礼道：“敢烦四将军移步来迎。”
欧阳适笑道：“什么话！且不说你是奉了大嫂的话来，就凭咱们的交情，我也非来接你不可。”
陈正汇微笑道：“虎公主的意思四将军知道了？”
欧阳适笑道：“早有多事的人来与我说了。”
陈正汇笑道：“那我便不用多费口舌了，总之恭喜四将军了！”
欧阳适牵了陈正汇手，领他入府，陈正汇见到塘沽城内那座刚刚修建的四将军府，微感讶异道：“四将军你不是喜欢住在船上么？怎么忽然改变主意了？”
欧阳适笑道：“船上颠簸，毕竟不如陆上。再说如今大哥危急，天下大事全在这两河中原之地。我在此立府，一来是安抚人心，二来也是向宗望示我决心：塘沽一地我是守定了！
陈正汇赞叹道：“四将军心胸远见，非常人能及！”
大宋靖康元年，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