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色黎明-第107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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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是未知数。”
“呵呵，”游缑笑起来，“文青，你好歹也是编写过社会行为学草纲的人，我看了你关于男性与女性基于生理特点的一些态度，我觉得有一定可取之处。男性做事喜欢刺激，喜欢面子。什么国家的面子啊，什么理性啊。反正脑子里面想出来的东西，你们就觉得这是真的。其实呢肚子饿了就要吃饭，你分析日本革命根源的时候说的理直气壮，日本的经济问题决定了日本的政治斗争。上层争权夺利，可下层的百姓们要有工作，要有收入。统制派和咱们联络的时候，咱们可以说因为日本不够革命，所以把他们给晾一晾，现在有人起来造反了，咱们怎么就不能支持日本一下？”
这思路比较独特，陈克觉得有点意思。他问道：“那为什么不在常委会议上提出？”
游缑笑起来：“说道理从来不是女性的长项，常委会议上大家说起道理来我可是辩不过。只是为何不这么尝试一下，哪怕是真心的目的是为了不让其他派系对革命派痛下杀手，咱们好歹也做出一个表态。以后即便是起事的这些人真的失败了，咱们不也问心无愧么？再说，正好这也有能够拒绝与日本其他派系合作的正当理由。”
如果陈克能够从理论上分析不少事情，在如何把这些工作做的符合人情无疑是陈克的弱项。不仅仅是陈克，人民党中虽然一直不主张采取军管模式，实际上命令型模式也是有些根深蒂固。陈克的作用就是指出道路来，到现在为止陈克的工作还算成功。这直接导致了命令型的工作方式不仅没有弱化，反倒有强化的趋势。
在这么一股男性风格的风气下，游缑的建议无疑就显得很“清新”。这不是因为这个办法多么与众不同，而是游缑的出发点，思维模式的确与陈克他们有极大的不同。陈克他们是用“理性的态度”认为失败是必然的，这不等于他们就认为失败是应该的。而游缑的出发点无疑是，既然很可能会失败，那就不妨以友善的姿态去试试看，至少这也传递了友善。作为女性，这几乎是本能。如果没有这种本能，只怕母亲早就把胡闹的小孩子给打死了。
“那不妨再召开常委会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吧。”陈克已经下了决定。
第二天，常委会再次召开。游缑就把自己的想法对同志们谈了一下，常委里面对游缑的这种态度比较欣赏。日本的地理位置对中国很关键，除非是准备让日本打第一枪，然后中国进入日本。否则的话一个与中国关系不错的日本明显更有益处。
怎么利用日本的局面，推动日本的局面，这就是一个比较有趣的方式。
“我们可以派特使去拜见日本国王。”游缑提出了建议。
“这是摆明了给天皇下不来台么。”陈克笑道。当年他抄袭毛主席，高呼“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些年的安定生活以及对外的一系列胜利之后，中国的确是站起来了，不管什么样的人都不敢挟洋自重，谁敢这么做的下场注定很惨。如果是以己推人的话，日本方面肯定是会感到极大的屈辱。
游缑倒是对此不太在乎，“下不来台也是天皇下不来台，与日本上层有什么关系？我们能够游说日本上层，让他们相信如果对国内政策进行足够的调整，就能够得到巨大的利益，也未必不是一个好机会。我们要的是一个不再整天想着在背后偷袭中国的日本，达到这个目的不就足够了么？”
理论上这个倒是不错的，只是人民党的同志即便是精通阴暗面的东西，那也是与自己内心的阴暗面作斗争，与制度中各种钻漏洞的家伙作斗争。这些同志好歹也是有男性自尊的，权术这种东西大家都清楚，却未必喜欢。
从实事求是的角度来看，游缑的建议倒是颇为不错。毕竟事实永远都凌驾面子之上，常委会议最终同意了“试试看”。那么代表人物就有点难以选择，如果是章瑜这个比较阴暗的家伙当特使，同志们都会感到放心。现在的常委里面实在是“正气凛然”，最阴暗的莫过于陈克，而大家都知道陈克其实最不喜欢的就是此类行动。
外交部长顾维钧虽然精通外交，却是个搞学问的路数，让他干这个只怕被那帮老滑头卖了也未尝可知。现在真的需要一个“奸佞之徒”。所有人都瞅向组织部长齐会深。齐会深沉思的时候会皱眉头，同志们就等着。过了好一阵，齐会深答道：“胡服这位同志或许比较适合这个特使工作。”
成也罢不成也罢，这对中国没多大影响。既然齐会深推荐了同志，大家也就全部相信齐会深同志的眼光。
1937年4月7日，中国方面派出去了特使。事情果然如游缑所预料的那样，日本方面根本没有拒绝，反倒是紧张激动的等待着中国的特使到日本去。
日本人也害怕中国趁火打劫，而且统制派本来的计划中也有与中国暂时全面缓和关系，以扩大日本的进出口贸易。这也不是统制派就真的坚持“中日亲善”的立场。东南亚的原材料开发有限，美国与日本之间又相隔着一个太平洋。从这两地进口原材料与设备都存在成本高昂的问题。如果能从近在咫尺的中国得到原材料，成本可以大大降低。
这次兵变的时间点又恰恰在统制派马上就要完成国内统合，建立起未来日本新秩序的关键时刻。统制派的核心人物已经被一网打尽，其他派别处于群龙无首的地步。而且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个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时期，恰恰群龙无首。那么谁能够当了这个龙首，自然能够把已经完成的工作据为己有的好时机。
兵变后的部队并没有大开杀戒，只是在日本东京实施了军管。中国特使前来的消息，让北一辉感到极为高兴。他立刻把这消息通知了被囚禁的高官，这消息给这些心怀各种想法的日本人带来了相当的冲击。
对日本来说，“谁牵头”召开重要会议可是一大问题。这决定了会议召集者的地位，至少以日本的历史传统而言，天皇从来都是在幕后，甚至是被下面的头子们所控制。召集会议基本上没有天皇什么事。以现在的局面，召集会议的无疑是掌握了东京的这帮兵变派。
胡服同志以敏锐的观察能力迅速发现了问题，而且在东京以惊人的体力与精力连续拜访了各个派系的头子之后，就理顺了当下日本的情况。
被起事部队扣住的铃木贯太郎获得了许可，前去见天皇。他把加藤辉三中佐已经向天皇提出过的要求再给讲述了一遍。起事部队的要求比较简单。
必须恢复天皇亲政的权力；逮捕反皇道派的南次郎、小矶国昭、建川美次和宇垣一成等“元凶逆臣”；为威慑俄国，立即罢免林铣十郎。以及在日本实施“昭和维新”，开战土地改革，重建国有企业，以及完成国家对经济宏观调控的手段。
前来劝告的不仅仅是铃木贯太郎这位海军重臣，川岛陆相也得到前来劝说天皇的机会，川岛介绍完了兵变部队的要求之后趁势建议说，请陛下姑念起事者系奉陛下之名、秉承统帅之意去行动，完全是一片为国尽忠的赤诚，请陛下予以谅解。
川岛的话还没说完，裕仁便以盛怒的口气说：“先不论他们的精神何在，他们之所为首先就有伤国体的精华。杀害朕的股肱老臣，如此残暴的军官，无论其‘精神’如何，也不应予以任何宽恕。我绝不允许凶暴的将校胡作非为。要尽快将这一事件镇压下去！尽快！”见天皇震怒，川岛只好咋舌而退。裕仁犹余怒未消地自语道：“陆军的无法无天难以想象，简直是在掐朕的脖子！”
对于皇道派的叛乱，统制派的幕僚军官们当然恨不得立即镇压而后快，但是由于无法直接调动部队，他们只得求助于天皇的最高权威。4日下午，在外地的第二师团长梅津美治郎和第六师团的谷寿夫、东条英机等人明确表示了坚决镇压的态度。
天皇自然是要负隅顽抗，不肯向兵变人员屈服，其他势力可就未必如此了。
兵变部队提出的要求在与统制派达成共识的那帮人听来就显得很合胃口了，除了土改这件事比较有歧义之外，其他的要求在上层看来非常熟悉非常有道理。
北一辉当然对此也有自己的计划，没有必要把所有人都逼到对立的立场上。他趁着这个时机，开始发动在乡间的那些日本反封建同盟的基层力量，开始组织起了“觐见天皇”的行动。各地对现有秩序不满的各地百姓们，都选出了自己的代表，这些代表们都带着家乡父老的嘱托，带着满满的悲愤与希望，亲自到东京向天皇倾诉。
日本反封建同盟的基层人员向这些人保证，到了东京之后一定可以亲自见到的天皇，并且向天皇亲自转述这些发生在日本的悲惨事实。
胡服同志经过这么一系列的拜访之后，4月14日向人民党中央发了一封长信。开头直截了当的写到，“日本兵变正在向革命方向转化”。
北一辉的想法倒是真的符合了日本的国情，日本的问题在于权力全部把持在层层的统治阶级手中，人民的声音是根本无法“直达天听”。当然，直达天听其实也没多大意义。天皇从来不是代表日本人民的。
但是这种做法的目的可是要大洗牌，一旦这种直达天听的行动得以实现，那么保守压迫的日本人民当然希望这种局面能够维持下去。这就跟中国老百姓告御状一样，其实大家都希望能够直接与最高统治者接触，哪怕是这种告御状其实就是个玩笑，但是有没有这种想法可真的大大不同。这是人民在起来反抗。
1922年10月28日，贝尼托？？墨索里尼因为不满法西斯党在1921年的意大利国会选举中的535席只取得105个议席而号召3万名支持者进入罗马的事件。成功令当时的意大利国王伊曼纽三世任命墨索里尼为首相。也是向外界展示法西斯党的势力。意大利国王能够屈服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因为害怕内战。
几万饱含着冤屈的日本人民进军东京，日本天皇不可能不怕。至于日本陆军中的士兵们的想法也会大大不同。发动兵变的这帮人无疑会被底层看成自己人。
不过现在最紧要的问题不是日本陆军，陆军那帮老家伙很明显没有看出北一辉采取的手段到底有多厉害。皇道派一直吆喝着要接触底层百姓的痛苦，这是陆军老家伙们用来忽悠少壮派军人替他们去死的旗帜。相当的中低级军人都是真心支持这种观点的。哪怕是曾经巴登巴登三羽乌之一，也是现在巴登巴登三羽乌唯一在世的小畑敏四郎也是这么认为的。
问题出在海军上。
海军军令部总长伏见宫博恭王当天就召集幕僚，明确说明了镇压的态度。3日中午12时，联合舰队司令高桥三吉向正在土佐冲演习的舰队发布命令，要第一舰队进入东京湾，第二舰队进入大阪湾。当时任海军军务局局长的丰田副武咆哮“陆军没这个意思的话，就由我们来动手！”。5日下午，横须贺镇守府司令米内光政的第一水雷战队把陆战队经芝浦送上岸，堆起了沙包工事，摆出准备战斗的态势。
6日一整天，裕仁天皇都是在焦急不安中度过的。因为铃木贯太郎已经告知裕仁，此时第一舰队已经在旗舰“雾岛号”号战列舰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地开进东京湾，各舰都将炮口对准了陆上的叛军阵地。“雾岛号”号瞄准的是被叛军占领的国会议事堂，负责测定标的的第九分队分队长长光大尉用测距仪很细心地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