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歌-第4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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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
丘慧荣在追缴“玄青子”的过程中，也意识到情报战的作用，因此反向派出了很多人员，并且与刘茂遐、阮大铖、张缙彦这几个人相互建立了沟通渠道，其中刘茂遐主管政策、阮大铖负责经济、张缙彦则承担了军事情报的递送工作。
通过张缙彦的“努力”金声桓等人对大通君子营的兵力布置，可以说了如指掌。
大通营目前是六大主力战斗营，阎应元的民壮步兵营、曹平安的山陕骑兵营、许尔安的河南旧部、冀乐华统辖的天雄军、申甫率领的车炮营，最后一个就是张缙彦的河南匪帮营。
每一个大营下面是4到6个小营不等，每小营是4000人正式编制。这么算下来，大通兵的战斗群，人员规模已经达到了十五万之众。
由于大通营主官是孙传庭，因此在现有辖区内，施行了一种生产自救形式制度，以棉毛巾为主的定陶工坊安置了很多逃难百姓，这些百姓既可以是经济利益的创造者，也可以成为作战部队的兵源库。
应该说这种军民经济合作体在历史上并不算罕见，由曹操首创的兵屯制，向来是比较成熟的建军方式，现在孙传庭不过是继续向前迈进了几步。
兵屯制以屯田为主，现在的大通营模式，则是集合了农业、商业、手工业等多种经济实体，再配合上国家正规军种，从而搭建了一道涵及山东、河南、山西南线的漫长防守面。因此大通营的兵力布置，可以说非常分散，沿着南北分界线，十五万大军基本算是面粉里掺沙子，怎么也多不到那里去。
尤其山陕军和张缙彦、许尔安这三大营，分别以小营为单位，分散到了河南、陕西、山东等地。
防卫定陶核心区的军队，只有四个小营不到2万人的规模，分别是：阎应元率领一个民壮新兵营；申甫带着车炮营及沧州兵两个小营；冀乐华统辖一营天雄军。
这样的军力布置，本应该属于绝密中的绝密，但就因为张缙彦的存在，金声桓了如指掌。应该说张缙彦充当旧党间谍这件事儿，是得到过孙传庭、朱慈炯首肯的。但大家毕竟都没干过这项事业，所以究竟那些信息应该说，那些信息不应该说，都没经验。
这就造成金声桓在通盘分析这些情报之后，大胆做出纵向穿越，直击定陶的战略决策。只不过金声桓在这里犯了一个小错误，他忽略了双重间谍的危害性，应该说这是这个时代军人的不幸，对情报人员缺乏足够的重视，也就自然容易在这种问题上栽跟头。
这边张缙彦，阮大铖等人早就想通了，留后路没问题，万一将来旧党胜利了，他们还可以称得上有功之臣。但在反叛事业没有成功之前，主流一定要向好。
金兵北侵，直击大通营心脏，这个消息传递给张缙彦之后，要他相应安排并且提供准确信息。以便金声桓一刀致命。
但张缙彦可不傻，小小不言的情报，能传递一定传递，还赚点儿零钱花花。但在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张缙彦可就不干了。
他立刻就通知了自己的主心骨，阮大铖。要不说鱼找鱼，虾找虾，王八找土鳖呢。阮大铖这些政治小强，永远可以敏锐的嗅到政治气息，以力求自保。
金声桓准备在左良玉身故之前，以一场胜仗来为恩帅送行，并且准备孤军奇袭定陶，这个设计本身没有太多的意义，无非是为了表示自己一条道走到黑的立场。
但在阮大铖看来，这却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目前来看，旧党还有两张底牌：丘慧荣于南京刑部抢夺的宗业司金银；旧党名下的南方不动产。
宗业司金银可是真金白银，其中本来有一部分应该算在“七王”名下。但毕竟“七王”也伙同谋反了，总要有所忍让，再一个，宗业司的产业主要在南方，左兵拿钱，七王取业，这样的分赃模式，倒也没亏。
宗业司金银一直归丘慧荣所有，要想让他放心将这部分金银贡献出来，兑换成桃花票，有两个前提：
1。桃花票确实坚挺
2。军事胜利，但政治上却愈加被动。
先说第二条，政治上被动很好理解，国家不动边军入内勤王，就是最大的政治。没人可以在这个问题上产生置疑，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在政治就只能更加被动。因此，现在左兵急需一场军事上的胜利。
亦即金声桓此次偷袭，一定要大功告成。
只有军事上取得进展，政治上却依旧被动，丘慧荣又全程参与了惊天骗局，那么当左良玉身故，左梦庚率领三大总兵投诚国家之后，剩下坚守立场的丘慧荣，就会迫切希望这场骗局的成功，以便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因为在旧党算来，只要给他们足够的时间，能够坚持到摊牌的那一刻，收购北方将获得无与伦比的成功。丘慧荣之前能亲自审问张应京，就在于其内心中，也是认可这个骗局的可操作性。
只要军事上的实际领导者丘慧荣产生了这种愿望，那么对于北京方面来说，目的就达到了一大半。握紧两张底牌的手，也就开始松动。
这就涉及到桃花票的坚挺问题。
要想让桃花票坚挺，就需要旧党控制区内的全体精英层，都对桃花票产生信心。
一旦丘慧荣答应将“被其控制的宗业司金银”作为最后的家底儿贡献出来，则必然坚定所有参与反叛的藩王、诸党大佬、皇商。大家同样会把最后的家底儿全押进这个“局”里面。也就是鼓动全体人员“用在手的南方固定资产”做抵押，彻底发行桃花票，来尽量套取民间游资以及这些大佬们的库存现金。
并且这里还有一个很小巧的设计，那就是宗业司金银只作保本之用，并不实际参与到“收购北方”的行动中去。换句话说，宗业司金银更像是一种补偿金留给各位大佬作压兜使用。
这样就可以做出一个假设：
旧党诸大佬以宗业司金银为最后储备，以在手不动产抵押自行发售的桃花票，用套购来的金银去收购北方，这样表面看起来稳赚不赔的“金融骗局”可以称得上完美无缺了。
因此现在，必须保证金声桓的胜利，只有金声桓这次获得大胜，才能让旧党彻底的狠下心放手大干。
这就是今天阮大铖、孙传庭前来游说慈炯，做出“定王北顾”决策的通盘原因。
而慈炯很轻易的认可这个，对于他来说屈辱无比的逃亡战略，其原因也是很复杂的。里面有对孙传庭的尊重，也有对国家的忠诚。甚至，还有一个很奇怪的原因，风水。
这个时候的人们是很讲究风水的，风水学中有个比较重要的门类，就是名不犯冲。
当年庞统先生在落凤坡被乱箭射死，知道是什么原因吗？很简单，庞统先生的外号叫做“凤雏”。凤雏死在落凤坡，这不是很合乎逻辑嘛！
因此，定陶这个地名对慈炯来说，是非常不吉利的，因为他的封诰是定王。虽说他小人家被剥夺王号了，但出于都了解的原因，“定王府”这个机构并没有裁撤，所以到现在民间仍有相当多的人以“定王”来叫慈炯。包括孙传庭在内，一些文官在书写奏折时，偶尔也会以“定藩”来称呼慈炯。
定陶，谐音就是定王逃。无论是战略需要，还是封建迷信，慈炯是可以勉强接受一次倒霉的败仗的。
当然，这场败仗的幕后因素，绝不仅仅是“名不犯冲”，也不完全是为了骗局成功。因为大通营这边的人才确实太多了，而且是各种各样的人才。
阮大铖、张缙彦属于黑暗系人才，孙传庭则属于光明系。他们这黑白两道共同做出一致决策，在事先已经侦知敌人动作的前提下，共同设这么一个局，白白送给金声桓一份大礼：武功彪炳、外加50万两童子票。
这其中除了上述已知的原因之外，还有孙传庭的一点点私心。
……
第五十章：动与不动
杨二老婆杨二婶
买糖买了盐二两
脆巴脆巴咬盐巴
吃渴了，气哭了，二婶去打水
井里的月亮，缺了角
……
在某些“词人”看来，这样既不合辙也不押韵的童谣，是难登大雅的，甚至连听见，都是对他们的亵渎。然而管你个酸丁冬烘，孩子们愿意唱，阿婆们愿意听。这就够了。
今晚的月亮就挂在廊前，枝头弯弯，月儿弯弯，好像两个小孩在勾手。夜色下青石铺就的小径，泛着白净的光斑，从窗前一直蜿蜒到院子尽头，两旁是低垂的槐树，现在刚好是槐花开放时节，因此石径两旁的枝桠中，不时闪现一簇簇淡黄色的小花，借着月光，还可以看到几只蜻蜓在飞来飞去，振颤的翅膀，偶尔会带给人毛茸茸的感觉。
坐在黑暗中，望着窗外，耳畔还传来阵阵蝉鸣。这本该是徜徉诗意中的美丽，然而他的心中，却泠沥着滂沱泪雨。
义父在一个时辰前闭上了双目，这么一位叱诧风云的大帅，临死前和那些普通的农夫没有任何区别，挣扎着，握紧他的双手：
“伏章，就拜托给你了。”
“…”
从懂事起，他就在义父的督导之下，习武学文，因为义父说了，
“好男儿顶天立地，就应该当兵打仗。将来登坛拜将，不负大好头颅。”
要想封侯拜将，首先要武艺高强，其次要熟读兵书。因此能够文武双全，受人敬仰，都是义父的教诲。
然而这样的记忆，说起来简单，却饱含着艰辛与苦难。从小到大他只听过《杨二婶》这一首儿歌，那是少年时一次骨折之后，由于伤痛睡不着觉，他将被子蒙住头，闷声痛哭。于是义母在床头哼唱了这首曲子，让他哭着、笑着，昏昏睡去。
后来义母早亡，义父没再续弦。他在这个世界上的亲人，就只剩下两个：义父左良玉、义弟左梦庚。
没错，此时一个人坐在黑暗中静静品味伤痛的他，正是丘慧荣。
丘慧荣的生身父亲丘磊与左良玉是自幼的玩伴，同为军户，同袍当兵。几十年前的大明军界，早已经被贪官、弊政、天灾而折腾得几近崩溃。丘磊及左良玉为了养活一家老小，万般无奈之下，两个人搭伴去抢粮食，结果粮食没抢到，却抢到了祖承训（祖大寿他爹）的军服，一番拷打审判之后，丘、左两家的人也都差不多饿死了。如若两人都死，则牙牙学语的丘慧荣、尚在襁褓中的左梦庚也都活不下去了，于是丘磊和左良玉决定抽签分生死，最后是丘磊出面扛下所有的罪责，以尽最大可能保全剩余亲人的性命。
就这样，丘慧荣成为了左良玉的义子。这是他的命，命运的命。
义父的遗言“伏章，就拜托给你了”同样是他的命，命令的命。
“伏章”是左梦庚的字，三天前就已经传来消息，在准确获悉左良玉“病重弥留，即日长辞”的消息后，皇帝、内阁、六部等代表国家的机构并没有公开表态，却由钱谦益、刘茂遐等赋闲或基层文官出面，以私人名义赠送了一些挽联和问候的信件。
如果不是内阁或者皇帝首肯，借钱谦益们再多的胆子，他们也不敢写挽联。这足以表明国家的态度：左大帅终究是剿匪、抗清的英雄，即便在死前反叛了，国家也并没有否认他曾经的功绩。但功过是否相抵，还要再等等看。
应该说中国的老百姓对“温情政府”是情有独钟的。当然，前提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体制。
独裁的体制意味着极端的暴力，在极端暴力之下所展现出来的温情，就是极端的温柔。这种哲学问题，其实不难理解。
这种极端暴力与极端温柔结合体所表达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