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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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对于朝廷内的官员，左宗棠无疑替他们说出了心里话，做出了想做的事，叫人拍手称快。在今天，我们仍呼吁、渴望出现这样的官员，并希望有更多这样的官员，就可以全面杜绝腐败现象。
＇7＇ 雍正改革可以概括为“新8条”：一是实行“耗羡归公”，建立“养廉银”制度；二是“摊丁入亩，地丁合一”，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三是清理国家财政钱粮亏空，以铁的手腕把侵吞的库银收回来；四是建立“会考府”，审核钱粮奏销；五是开放洋禁，发展海外贸易；六是“改土归流”，进行民族区域的地方行政改革；七是废除贱籍、酷刑，实行社会改革；八是创立军机处，加快改革步伐。
＇8＇ 因为帝国制度下的集权，国家一旦有钱，除了穷兵黩武，对外搞权力扩张，还真不知道怎么花。因为对内为民生谋幸福，从来就不是帝国目标。这正是“君主政治”与“民主政治”的分水岭：君主政权里，天下人都是皇帝个人的私人财产；民主政权中，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神圣不可侵犯的私产。在前一种政权里，没有基本人权的老百姓，事实都是皇帝用来享乐的工具，皇帝当然不会牺牲享乐，为自己的“工具”谋幸福。所以到了乾隆一朝，尽管反腐的条条框框，限制了官僚集团的手脚，但国家赚来的钱又锁着发霉，弄得官僚集团贪欲被禁，节衣缩食，“幸福指数”直线下降，终于全体反对，搞不下去了。
＇9＇ 左宗棠娶了周诒端，关系毕生不错。也许他太爱又太尊重妻子，甚至始终没有娶小老婆的想法，娶张夫人是因周夫人没生下男孩子，怕断绝香火才建议促成。如今，章夫人又是在前两位夫人亡故的情况下，才许配的。
左宗棠这就叫“君子爱色，爱之有道”。早年在陶家开馆设徒，陶澍还有6个年轻漂亮的小老婆在守节，有细心的研究者指出，左宗棠并没有跟他的“女亲家”们闹出绯闻来，他坚定地守住了道德底线，超越底线的事情绝对不做。
第十六章 粪土千金
商督商办
1882年1月27日，左宗棠从柳庄出发，14天后，到达南京市江宁区，正式出任两江总督。
在古稀之年，终于可以来放手建设，左宗棠一上任就全身心投入进去。2月阅兵过后，他就开始考察南运河堤工。
亲身调查运河堤工、民堰、礼河大坝、淮河水利，他发现两江的开发建设，最重要的就是朱家山、赤山湖两处工程。
朱家山地处滁州、来安、全椒、江浦、六合5个地方的中心，漂水、上元、江宁三线贯通，修好了它，干旱水溢之地“圩田均受其利，亦可免漂没人畜庐舍之惨，而粮船、货船可由内河而行，不必再犯大江风涛，尤属民商两便”。
在朱家山兴修水利，是块难啃的硬骨头。雍正、乾隆、嘉庆三代，总督专门讨论过开发，都因工程过大、预算过巨，中途而废。
左宗棠喜欢挑战难事，也不管自己已是古稀老人，铁下心来，霸蛮也要办成。他确定项目后，多次亲临现场勘验，找到了打通的方法，“计朱家山自开工以来，届今两易寒暑，乃得以告竣，统计各处工程，以言里数，朱家山工程绵延一百二十余里。”
从1882年2月上任，到1884年3月卸任，左宗棠担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两年。两年内，他集中精力做了四个方面的事：兴修水利、整顿海防、开发矿业、兴办洋务。＇1＇
从1866年筹划福州船政局起，左宗棠办洋务已经有16个年头了。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发展，弊病这时开始显露出来：国家所有制与私人产权发生激烈的冲突。
16年来，洋务运动在全国陆续兴起，模式一直是“官办”。用今天话说，政府办企业。这个模式利少弊多，左宗棠发现弊病主要是“所铸之器不精，而费不可得”。
怎么克服“国办企业”产品毛糙、生产出来还要赔本的弊端呢？
左宗棠找原因，发现是产权不清所致。他从理论上先分清国家、私人、洋人三者之间的利益，结论是：“与民争利，不若教民兴利”，“不夺民间固有之利，收回洋人夺取之利，更尽民间未尽之利”，“民利仍还之民”。左宗棠下令放权：商业的事情，商人自己说了算。
在实施中怎么保证商人独立自主，商人利益归商人，而不被国家剥夺？左宗棠的方法，是在体制中做变通。1882年，他奏请朝廷批准创办利国驿煤矿，该矿名义上仍是“官督商办”，实际上已是“商督商办”，股东有了基本的独立自主权。＇2＇
利国驿煤矿办后赢利，左宗棠将成功的经验推广。
1885年，左宗棠在督办福建军务期间，还向朝廷上折，建议中国学习西方制糖技术建厂，左宗棠建议，将企业全部由“官办”转轨成“商办”。
他鼓励民间自己开办新式企业，从这里尝到了甜头，也看到了振兴国家经济的希望：如果政府不去自己办企业，只负责鼓励老百姓多赚钱，老百姓必然对有钱的商人心生羡慕（“如官倡其利，民必羡之。”），老百姓纷纷去从事经商活动，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发家致富了，政府通过税收杠杆，不要搭进成本，还可以收取商业税。这大大节省了“官督商办”模式中政府派官员去企业支付的管理成本。（“官本既还，只收税课，不必派员管厂。”）
左宗棠从18岁自学经世致用学问，又没有任何体制内教育经验束缚思维，以旁观者的眼光，对比中西差别，他一眼就看出导致中国落后的根源，出在中国文化身上：
中国人将智慧都消耗在四书、五经、八股这些大而无当的虚空学问上，外国人的聪明都落到了科学与技术构建起来的经济实体方面（“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人将伦理道德作为立国的根本，把科学技术看成是末等小事，外国人则不然，他们推崇科学技术，看轻伦理道德。（“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中国文化一味追求务虚，导致近代工业完全落后。
左宗棠决定通过办洋务来改造中国文化。作为一个受中华文化哺育成长起来的读书人，他有着很强的文化本位心理，看清楚了中国的短处，但接受不了这种文化自卑：虽然中国人的长处不如外国人，但也没什么了不起，我们跟着他们学习就可以了，让西方独霸科学技术专长，那是不行的。（“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藉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
左宗棠读过魏源的《海国图志》，接受了“师夷长技以制夷”观点。大权在握的总督，接受了就要顶着责骂与非难，毅然去实践推行。他给二哥左宗植写信说，湖南本土的老乡们顽固保守，如果在家乡听你说起我要学习洋人，一定怕污染了耳朵，骂我被外国人洗脑叛变了。（“湘人固闭，殆必闻而掩耳，谓我变于夷矣。”）他希望二哥帮自己向乡亲解释清楚。
为了大力扶持民营企业，与西方列强在国际市场竞争中争得一席之地，1882年，左宗棠推荐胡雪岩到上海开办蚕丝厂。
眼下，胡雪岩已经成了左宗棠扶持起来的中国首富了。
1862年，胡雪岩借助王有龄开办阜康钱庄，做上了商人；1874年，他依靠左宗棠的支持，创办胡庆馀堂，做成了大商人。
胡雪岩的商业才华，因与左宗棠合作而找到舞台。左宗棠发现，胡雪岩是个商业奇才，完全可以胜任“后勤部长”。
早在1864年，楚军攻陷杭州，左宗棠出面支持，将领们在战争中获得的数百万两银子都存进阜康钱庄，胡雪岩用这些钱做资本，从事投资，“岁获利数倍，不数年，家资逾千万，富甲天下”。
后来，西征军的粮草、枪炮、子弹，左宗棠都放心交给他去办。
胡雪岩积极帮左宗棠从国外贩来军火，而且都是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武器。1875年，左宗棠在兰州前线，胡雪岩从上海贩到“来复枪”1万多支。他还帮左宗棠为前线指挥官每人配备了一个双筒望远镜。
胡雪岩利用官商结合，一方面通过贩卖军火，大发战争财，另一方面也为西征胜利立了大功，清廷不吝奖励：御赐二品顶戴，赏穿黄马褂。
自秦始皇统一天下以来，商人属于四民之末，“商而优则仕”实属破天荒。亦官亦商，官商结合，胡雪岩暴富，总资产接近4000万两白银，是清政府一年财政总收入的一半。
但就在他官位显赫发达，商业如日中天之时，事业面临灭顶之灾。
李鸿章正在密谋怎么一手将胡雪岩推上绝路。
这事当然因左宗棠引起的。多年来，李鸿章与左宗棠个性不同，政见也始终不同。左宗棠主张对外国人战斗，李鸿章主张“和戎”。左宗棠在洋务运动中扶持民营企业，李鸿章主张洋务只办国家垄断企业。
李鸿章与左宗棠一直摩擦不断，个人私怨，政见矛盾积压30多年，终于到了有你无我的地步。
左宗棠先下手，趁李鸿章回老家“丁忧”，将他体系内的官员都打击了一遍，开除的开除，贬谪的贬谪。李鸿章回到北京后，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他决定报复，而报复的首选对象，是胡雪岩。
胡雪岩作为中国第一成功的民营企业家，用富可敌国的财富，做了左宗棠主战政策的最有力的支撑。要扳倒左宗棠，先要扳倒胡雪岩。扳倒了胡雪岩，左宗棠就失去了经济基础，不攻自倒。李鸿章今后还可以拿胡雪岩到处做反面教材，证明左宗棠主战必败，胡雪岩民营必垮，朝廷就会反过来支持他：外交政策专一于“和戎”；洋务运动只办国家垄断企业。
李鸿章细致制定了“倒左必先倒胡”的详细战略规划。
胡雪岩当然蒙在鼓里，大业恰好在这时启动。1882年，他花掉2000万两白银，办成上海蚕丝厂。
蚕丝生意是一场国际贸易。胡雪岩发现，华商当时各自为战，洋商背后操纵了价格权，弄得生丝价格日跌。胡雪岩高调坐庄，对抗洋人商战。洋人收价4两，他以每担5两的价格，尽收国内新丝数百万担，独家垄断了市场，导致洋人无丝可买，国际价格暴涨。
就在胡雪岩垄断国际市场，眼看着要做成世界首富，却突然传来坏消息：一是意大利生丝当年突然大获丰收；二是中法战争爆发，国际金融危机袭来。
怎么办？收生蚕丝已经投入了2000多万两白银，现金大部分套进去了。但这时如果降低价格迅速抛售，不至于亏本。
不幸的是，对国际资本运营半生不熟的胡雪岩，自己的商业判断与决策这时已经出现了失误。更要命的是，当口上，李鸿章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授意商人盛宣怀向洋行放风，造谣说胡雪岩资金即将清空。赊款的洋行宁可信其有，纷纷跑来向胡雪岩催款。胡雪岩只好从阜康钱庄调来80万两银子还账。
商战有如兵战，属于“阴事、诡道”，阴谋与算计是常事。盛宣怀通过电报间谍，对阜康钱庄调款数目了如指掌。他预估胡雪岩的现金差不多都调出了钱庄，马上派一些大户到银行提款挤兑；同时让人四处放出风，说胡雪岩积囤生丝已经血本无归。
经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