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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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都清楚，三人缺了任何一个，都干不成。楚军规模太小，没有湘勇加盟，最好不问。
但问鼎的小打小闹，还没有完。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湘官集团大员曾国荃、彭玉麟、鲍超＇6＇等人密谋，决定拥戴曾国藩自立。
这天夜里，高级将领30多人齐集大厅，打算重演“赵匡胤黄袍加身”。曾国藩早有预料，他赶紧挂出一副对联，以表心迹，劝手下别干傻事。
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
一班湘官大员愣住了，不知道曾大帅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对联含蓄得不能再含蓄，但看着看着，他们明白了。“倚天照海”，背靠着天，照看着海，还得靠老天。谁是天？皇帝。当然没想法自立称帝了。
他们哪里知道，曾国藩一生最怕的事，是别人劝他当皇帝。
早年已经有过两次机会。一次是曾国藩劝石达开降清。石达开说他势力雄大，已经举足轻重，为什么不独立出来，与自己联手干？曾国藩马上派兵打他，再不跟他见面。一次是忠王李秀成被俘，他公开表示：愿以长江两岸数10万余部，拥戴曾国藩称皇帝。曾国藩听得心惊肉跳，第二天就给在安庆的儿子曾纪泽写信说：“伪忠王曾亲讯一次，拟即在此正法。”不但没听进去，反而抓紧将劝自己当皇帝的李秀成杀了，好像要灭口似的。
外人看来，曾国藩既不近人情，更不可理喻。
理学大师将自己的情感、欲望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终于让人越看越模糊。
曾国藩为什么生怕别人来劝他当皇帝？
未可问焉
曾国藩与左宗棠同是湘官集团里举足轻重的人物，一言一行可以兴邦，一言一行可以丧邦。
所以，当胡林翼将左宗棠的对联给到他后，没有当场答复。
过几天后，胡林翼要给左宗棠回音，曾国藩琢磨着改了一个字：“似可问焉”改成了“未可问焉”。
曾国藩改好后迅速给胡林翼瞄了一眼，马上点火烧掉。
他怕留下证据。
这一改，意思就完全反了。他劝左宗棠不要猛狼打起病虎的主意，放弃倒戈夺权。
曾国藩为什么劝阻，还要烧掉？
与朝廷对他早有防备有关。前面述及，曾国藩第一次督湘勇打下武汉，咸丰帝喜出望外，在奏折上批示说：“览奏感慰实深，获此大胜殊非意料所及。”当即发布新的任命，叫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他还对军机大臣们说，军兴以来，出征将帅连战皆败，而曾国藩以一书生，竟能建此奇功。军机大臣出来提醒，咸丰皇帝马上收回任命，而改授“兵部侍郎”空衔。
朝廷对湘勇的态度，一直矛盾加犹豫。一方面，恨不得湘勇强大，可以一夜间剿灭太平军；另一方面，又非常担心它强大起来，某天拥兵自重，挥师北上，将刀架上自己的脖子。
湘勇不是“经制兵”，非国家正式军队，他们跟太平军一样，起于陇亩，经费自理，唯一的不同，是枪口对谁的问题；太平军专心来消灭朝廷，湘勇在帮朝廷作战。
只要湘勇调转枪口，就成了“湘勇天国”。而朝廷在军费、粮饷、编制上，对它根本无法管制，这正是担心的根源。
曾国藩不能说对倒戈夺权之计全无想法。他考虑后，发现不行。根本的原因，（W//RS/HU）首先在自己的旗子上。
1853年，曾国藩一介书生领兵，起兵之时，就在出征檄文道出了他兴师的理由，是太平天国引进“拜上帝教”，根本是个邪教，将中国传统的道统全部破坏了，弄得“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道统既坏，曾国藩要以捍卫文化的名义，来驱邪立正。
为了说明起兵的合法性，他将正义性进一步扩大化，说：“将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天下凡是读书识字的人，都不能再袖手旁观，而应该站出来捍卫道统、文化。而我曾国藩不过是这千百个读书识字人中的一个。
中国古代有名教，名教崇拜文字，认为字有灵性。出师的名义，落纸成文字，既是号令部队的旗帜，也是对外宣传的文告，还是百年后的墓志铭。既不好改，也不能改。
比较三国，蜀国的政治纲领是“兴复汉室”，刘备早期一直打中山靖王刘胜的牌子。但刘备骨子里的目的，并不是要“兴复汉室”，而是要先“三分汉室”，再“自创汉室”。
但口号既然弄得天下皆知，道德正义就成了他的立国之本。为了这个口号，诸葛亮明明知道“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迫于道德前后要保持一致的压力，不得不六出祁山，穷兵黩武，霸蛮去“兴复汉室”，最后将自己弄成个军事实力跟不上个人能力的好战分子似的。
蜀国是被立国之前这个政治纲领拖累亡国的。
曾国藩熟读“三国”，看清了这点。他是文人，通历史，重伦常，内心顾忌感很大，不可能像五代后周武夫赵匡胤上演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自立为帝。
左宗棠极力主荐湘勇倒戈夺权，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对左宗棠来说，则没有任何道德的压力。
他既非进士出身，也非体制内成长起来的高官。他的民间独立身份一直明显：跟张亮基合作，他是打酱油的；跟骆秉章合作，他是帮忙的。相见则同欢，不欢各分散。他没有发布任何檄文，也没有以任何口号，来号令属下卫道。他所以出山打天平军，目的是“保卫桑梓”，热爱家乡跟保卫政府，没有多少关系。
曾国藩的道，是程朱理学，“存天理，去人欲”。曾国藩将人所有自然的、本能的、真实的一面，全部按照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而刻意地扭曲、改变、掩盖，真实的曾国藩，云遮雾罩，云深不知处。
左宗棠的道，是孔孟儒学，“求真理，立功业”。
信奉“经世致用”，是“求真理”的理论基础，一心梦想做当代诸葛亮，是“立功业”的行动基础。这些都不可能被集权的意识形态所桎梏住。
但曾国藩即使夺权成功，只会被后人归为王莽一类。已经位极人臣，权力的诱惑，无法激发他再生出巨大的贪婪心。而夺权的目的，无非想名垂青史。现在湘勇已经功勋卓著，顺其自然做下去就可以名垂青史，倒戈夺权反倒可能遗臭万年，不如不动。
“不为圣贤，便为禽兽”，就是曾国藩反复权衡倒戈利弊后，得出来的坚定结论。
即使这些顾虑用“打落牙齿和血吞”的莽撞与冒险可以全部消除，就曾国藩本人受到的教育，也决定他做不出来。
曾国藩受教育路径与左宗棠完全不一样。曾国藩一直是体制内熏陶出来的，儒家文化的孝臣忠君思想，在日夜的跪拜与磕头中，几乎已经沉淀为他的基因螺旋。“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封建官僚的规矩、保守、固化程序，让他瞻前顾后，丧失了“豪雄盖代”的气概。
以曾国藩谨慎的性格，对夺权成功后，能不能稳住阵脚，维系长久，也没有多少把握。湘勇内部有分裂的可能性，淮军势力脱离出去也会对自己造成威胁，八旗骑兵主力在北方依然存在，捻军起义、回民叛乱，西方列强的眈眈虎视，曾国藩都会将它考虑成政治与军事风险。
而且事前他没有这个打算。事非预不立，曾国藩办团练时理想就是卫道，而没有想过倒戈，中途也就没有夹带挂羊头卖狗肉的事，比方暗地囤积军队，专留作推翻朝廷用。临时变动计划，会多么粗糙难成啊。
作为湘勇统帅，周全考虑下来，还有一个深层的问题，就是真正的政治纲领，他们没有。
太平天国往小处说有“天朝田亩制度”，往中处说有“资政新篇”，往大处说有人人平等的“天国理想”。
湘勇如果夺权成功，也不过是改朝换代，甚至只是朝代的中期过渡，也就是打倒老皇帝，自立新皇帝，弄出个“后清”政权。这在当时可以过把皇帝瘾。除了叠床架屋瞎折腾，历史进步作用，几乎没有。
不错，曾国藩与左宗棠发起的洋务运动，是经世致用的科学与技术思想的实践，属于新鲜血液，正能量，能引领未来。但纯粹的科学与技术，不能当作引领政权的意识形态。
何况，曾国藩创办洋务运动，目的只在维护政权稳定。1861年，他创办安庆内军械所，是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的第一个军事工业企业，只生产子弹、火药、枪炮。这与左宗棠创办甘肃呢织总局，专注民生大异其趣。而不着眼民生，先军政治，这样的政权没有未来。
事实上，慈禧发动辛酉政变后，之所以垂帘听政成功，正在于对政权制度有创新，她的权力结构，有内阁责任制的特点：皇帝保留问责权，办事实权在宰相手中，五个军机大臣，行使宰相职权，已经打破了皇权独裁。
历史的潮流，天下的大势，逼得皇权现在必须下放分权。19世纪60年代的中国，洋务运动带来新的市场经济初步形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民主共和开始萌芽。谁能在意识形态上引领未来，谁就能掌握主动权。
显然，精通传统儒学的曾国藩不懂得这些。他所以办洋务，因为在技术上他信奉经世致用，但作为整个满清王朝第一号的理学大师，在意识形态上，他是集权政治的忠实拥护者。这一点《讨粤匪檄》已经说得很明白。太平天国即使被他定义的邪教，但多少有资本主义的内容。而曾国藩刚好对这些资本主义的新东西最排斥，他用三千年前周朝的“华夷之辨”，来处理中西文化的冲突。用“东夷、南蛮、西戎、北狄”，拱立一个睥睨天下的天朝上国，这种极度保守的观念，与国门已经洞开，时代需要平等、民主、自由的改革开放意识，完全在反其道而行！
所以，湘勇无论是否夺权，无论夺权是否成功，意义都不大。
湘官们密谋问鼎，只能心中想想，变不成行动。
这也注定了，左宗棠还要与朝廷合作。通过政府这个平台，继续去实现自己的抱负。
在国家与社会完全混同的19世纪的中国，官职与爵位，让左宗棠与普通官僚无异。诸葛亮是一个国家理想主义者，现在的官员左宗棠，最醒目的价值，在于他朴素的国家理想主义追求。
左宗棠心忧天下，忧的是天下苍生的幸福，这种政治理想，是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发展。
清朝这座大房子，在迎风摇晃。忧心的左宗棠要马上赶过去，打下地基，建造梁柱，支撑这座将倾的大屋。
一个擅长打地基、造梁柱的“建筑工”，声称必须多造顶梁柱才能救朝廷，这时碰到一个专门搞粉刷的“裱糊匠”，此人声称给腐朽木刷红漆、粉饰太平才能救朝廷。
“建筑工”碰到“裱糊匠”，狭路相逢，都要对这座房屋来做修理，之间会发生怎样的激烈争斗？
中国边防保卫战，即将打响。
＇1＇ 清朝皇帝在承德时的寝宫。建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康熙皇帝曾说这里“四围秀岭，十里澄湖，致有爽气”，题名“烟波致爽”，将它列为三十六景的第一景。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咸丰皇帝携东、西等后妃出北京至热河避难，居于此殿。
＇2＇这次政变，因同治热河登极后拟定年号为“祺祥”，故史称“祺祥政变”；这年为辛酉年，又称“辛酉政变”；因政变发生在北京，又称为“北京政变”。
“辛酉政变”是君权与相权的一次大的冲突，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訢表现了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