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第6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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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亏这姗姗来迟的暴雨——以往这可是宋廷最痛恨之事，每到此时，滹沱河泛滥成灾，治河救灾，年复一年。不想此时，却也阻住了辽军深入之步伐。
据前线传回来之情报，大雨开始后，辽军主力便驻扎于莫州、君子馆、肃宁城，一面西掠顺安、永宁二军，一面静等暴雨结束——滹沱河的雨季，不会持续很长时间。耶律信也非常精明，他提前给韩宝增兵之后，即使遇上滹沱河涨洪水，两军隔绝一段时间，宋军轻易也吃不掉韩宝。
如此一来，在暴雨之后，控扼要道的辽军将更有优势，而拱圣军的位置愈加尴尬。而这大雨也影响到了宋朝这一方，赵冀诸州百姓南撤在大雨的天气里，更加困难，速度也变慢许多。更麻烦的是，四五月间，陕西至汴京，也下了几场大雨，虽然西军走的是官道，道路所受影响较小，但是在枢府严令下冒雨行军的西军，行军速度却是大大变慢了。
但稍可安慰的是，在其他次要之战场上，宋军的局面倒还不算太难看。
如今形势已经清晰许多，东线之霸州在燕超的坚守下，仍然没有被攻破，信安军、保定军也全都在宋军手中。而辽军在损兵折将后，也放弃了继续强攻霸州之打算，转而南犯清州。五月十日，一只数千人的辽军渡过黄河北流，进入沧州境内。
枢府于五月四日正式采纳唐康等人的建议，征调虎翼第三军协防东线。但枢府以为黄河东流不足守，改令虎翼第三军北上沧州，配合沧州八寨，在浮水、减水河、御河之间巡弋，而令滨、棣诸州于黄河东流设警，仍然做好随时南撤之准备。
沧州之战略地位相当重要，而且沧州境内河道密布，到处都是塘泊水淀，不利于大股骑兵活动，州境内有名的“沧州八寨”，虽然兵少，而且多以教阅厢军驻守，但也不容易攻破。因此，枢府判断辽军几乎不可能攻下沧州，他们对沧州的最大威胁，是焚掠境内，甚至越过黄河东流，一路南下直至京东路。因为沧州境内之兵，守城寨尚可，但根本不足对犯境之辽军形成实质威胁。
若虎翼第三军协防沧州，虽然虎翼军之海战大船不可能深入沧州境内之河流，他们只能三百料、千料级战船为主，以兵力而言亦不可能防守全部河段，但仍能对辽军起到极大的威慑作用。在虎翼第三军赶到之后，即使这只深入沧州的辽军已经越过浮水南下，但他们一旦得闻后面有宋军水师出现，在归路出现威胁，与后续部队之联系被切断的情况下，他们继续越过黄河东流南犯的可能性就会变小。
但滨、棣诸州与京东路所受之威胁，并未完全解除。而此时，枢府已经不得不开始考虑东线之辽军在无法继续深入后，只留下小部分兵力对霸州、沧州保持压力，转道与主力合兵之可能。
而在西线，则是虽无大败，情报却一片混乱。广信军、安肃军、保州、定州、高阳关、博野、真定府、祈州……各府、州、军传回来的情报，都不相同，而且多有抵牾。前一日才接获段子介战死之消息，后一日就传来段子介的公文，称他在某地又攻击辽军得手。
西线各军、州各自为战，只有定州段子介力主主动出击，并隐晦的要求整个西线的指挥权，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以他的资历，即使给他指挥权，亦无济于事，反而会更加麻烦。段子介弹劾真定府的武骑军畏敌如虎，辽军一百余骑自府前而过，万余骑精锐骑兵竟然作壁上观，不敢出战。而真定府与祈州之守臣却也指责段子介轻率草莽，轻侮同僚，还弹劾他在各州招集亡命无赖，有非份之想，说他遇敌而不敢战，却常常杀良冒功，部下不守军纪，焚掠乡野，过于辽寇。若非石越对段子介颇为了解，他又得到小皇帝的赏识，段子介只怕已经被两府问罪了。
西线至今都无法准确判断究竟有多少辽军。虽然段子介俘获了萧阿鲁带之养子萧继忠，但此君还在被押送来汴京之路上——两府无人相信段子介此功，甚至不肯让报纸宣扬此事。在对这个萧继忠进行审问之前，枢府只能由各军州之战报进行判断——但若这些战报全都可信的话，西线的辽军至少超过二十万！
惟一可以肯定的是，西线各州皆异口同声表示，五月十日开始，西线出现了为数众多的部族军。
辽军多半是增兵了。
但他们的战略意图无法判断，开始枢府根据各州之战报，判断萧阿鲁带部将在深州提前与辽军主力合兵。然而他们又频频接获辽军在真定府境内活动之情报，甚至还有情报显示辽军逼近井陉——这令得枢府大为紧张，以为辽军竟然是妄图打通与河东之通道，夹击河东……所幸目前这只虚惊一场，很快又有小股辽军出现在赵州境内。
但越是混乱，刘舜卿反而越是坚信通过西线辽军之行动，可以判断全部辽军之作战意图。
前提是，他们能拨开西线情报混乱之迷雾。
辽主已经向天下颁布了他的《讨宋檄文》，在檄文之中，辽主指责了宋朝的“背信弃义”，这笔账一直从辽国内乱算起，斥责宋朝不顾两朝盟好，不顾君臣之义，天理人伦，暗中支持辽国之叛臣，趁火打劫，背弃澶渊之誓，干涉辽国之“家奴”高丽事务，威逼利诱使其背主，在两国贸易中奸诈无信，谋求暴利，压榨辽国百姓，又故伎重施，试图在辽国的“家奴”阻卜、女直中煽动不满。此外，檄文还抨击宋朝“穷兵黩武”，十数年间，就先后在西夏、西南夷、三佛齐用兵……檄文整整罗列了宋朝十八条罪状，宣称辽国以上国之邦，对宋朝屡加容忍，并历数了辽主包括保全西夏等事迹在内恩义仁德，是宋朝不知好歹，再次毁约背誓，并且大修边备，对幽蓟之地有觊觎之心，辽国才不得不先发制人，惩罚赵氏。
这篇檄文写得的确是铿锵有力。一看就知道是出自韩拖古烈之手。这个时代并无国家主权观念，他始终站在信义、君臣、主仆这样天下公认之大义之下，说得辽军倒真似是一只义师了。
而檄文中也提出辽国的三大要求：恢复澶渊之誓；宋朝放弃对山前山后诸州的野心、承认那是辽国之土地人民；宋朝退出高丽，承认辽国对高丽的唯一宗主权，并且立即停止在阻卜、女直诸部中的挑拨离间，保证永远不直接与隶属大辽之诸部进行交往。
这份檄文的确分化了一些宋朝的士大夫，石越也听到一些议论，许多人认为辽国之要求并不过份，尤其在旧党之中，即使主战派也只是认为除了恢复澶渊之誓无法接受外，后两条要求是完全可以让步的。幽蓟诸州虽然无法公开放弃，但至于为了对高丽之宗主权而与辽国打仗，这在宋朝国内，依然还是不被接受的。即使是对辽强硬派，也不敢将此做为战争的理由。
这是宋朝与汉唐之显着区别，士大夫与民众都还没有做好成为“天下共主”之心理准备。
而宋廷对辽国的回应，是由石越与范纯仁一起草写的《讨契丹诏》。
诏书的内容十分简单：
“契丹本匈奴余种，窃据北国，僭称尊号。蠢兹北狄，匪茹其力，屡犯大邦，不遵理道。今又恃牛马之肥、肆蜂虿之毒，忘我大惠、侵我边州。朕闻《春秋》之义，大九世复仇，耻城下之盟。朕已遣上将，大益精兵，诸路齐驱，克期剪戮此贼。天下士民，有能应接王师、纠合徒旅、雪此世仇者，朕当不吝爵赏。凡敌未退出吾土，而有敢言和，使朕负万世之讥、诸夏蒙夷狄之辱者，当斩于东市，以谢天下。布告中外，咸知朕心。”
与这份《讨契丹诏》一同颁布天下的，是另一份《募天下雄豪杀番贼诏》，御前会议立下的赏格是：生擒契丹一人或获马一匹，赏钱二十千；斩首一级，赏钱十千；十人级以上，即加奖官职。所获财物，赏之。擒斩首领以上，令有司上奏，另加优奖。战后凡愿从军者，优先录用；愿归农者，免赋役三年。
这两份诏书及时的中止了宋朝内部出现的分歧，至少是暂时压制住了各种反战派的声音。
但石越心里也很明白，无论诏书写得多少斩钉截铁，决定战和意志的，仍然是实力。倘若河北战场上节节败退，再如何慷慨激昂的文告，也阻止不了反战派与议和派的声音抬头。
石越与范纯仁已经有了共识，他们不介意在战争之前尽最大的努力避免战争，但是，战争一旦开始，他们就必须带给宋朝一场胜利。除了战胜者的身份外，他们不打算接受任何其他的结局。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也许无论何时都不应该让自己陷入背水一战的境地。过刚则易折，只知战而不知和亦并非明智。但石越与范纯仁选择了破釜沉舟。
因为他们心里都清楚，这个国家缺少的，不是明智。
不过，即便是选择了破釜沉舟，他们要面对的，也不仅仅是契丹。
西夏使馆不断的向宋朝示好，职方馆已经向安插在西夏的细作下令，以期确定李秉常的真实态度。但这需要时间，不过以职方馆对西夏渗透之深，既然迟至此时仍未有不好的消息传回来，而西北诸边州也没有传回西夏军队异动之消息，那么石越便几乎可以断定西夏人是可信的。李秉常在西迁之后，也创立了一个专门的间谍机构“四方察访司”，不过，他的四方察访使本身便是大宋职方馆的间谍，而在西夏，职位比这更高更机要的宋朝间谍，还有三四个。至少目前来说，唯一能阻止宋朝对西夏动静了解的，只有它们之间的距离。
但这些都是极机密之事，无论是为了安抚李秉常，还是巧妙的巩固西夏内部亲宋派之地位，又或者令李秉常对这些间谍少起一点疑心，宋朝都有必要给西夏一点甜头。
然而朝中有许多的强硬派官员对此极为反对。他们认为西夏无论如何都不敢东犯，就算东犯也是自取其辱，这些对李秉常恢复年号之举动耿耿于怀的官员，根本不能接受石越打算送给李秉常的礼物——以市价卖给西夏两门克虏炮。
人人都承认既然辽国已有火炮，西夏拥有火炮也就是迟早之事。也没有人会认为卖给西夏两门火炮会对宋朝造成什么威胁，即使西夏能够仿造，其产量与性能短时间内亦难以与辽国相提并论。但即便如此，他们仍然不能接受这种交易。
石越力主以此为契机，全面开放与西夏之武器贸易，倘若西夏人能从宋朝这里以相对公道的价格买到所需要的火炮，他们便不会有动力去发展自己的火炮工业。
但这个前提是宋朝不再将西夏视为敌人。然而，短时间内，这样的转变连范纯仁都难以适应。对西夏人的猜忌心理，仍然根深蒂固。
高丽人则是另一个问题。
御前会议要求高丽立即出兵，威胁辽国的东京道。但高丽正使虽然言语谦恭，却只表示会立即向高丽国王转达此事，并没有一口应允下来。高丽人既然心存观望，御前会议干脆给秦观下达敕令，令他全权处理此事，务必使高丽人尽快向辽国东京道出兵。
但两府都很清楚，高丽是一定会观望的，在胜负未明之前，他们绝不敢轻易得罪辽国。他们的使节已经开始向两府诉苦，委婉的表达希望宋朝减免其债务之要求——他们尚未派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