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宋朝-第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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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引台谏,初战告捷,韩侂胄又让京镗出任签书枢密院事。侂胄打算贬窜汝愚,苦于找不到借口,京镗建议:“他是宗姓,诬以谋危社稷,就可一网打尽!”不久,这方面流言蜚语不胫而走。岁末,宁宗命赵彦逾出知建康府。执政梦断,彦逾殿辞时递上一张名单,说:“老奴今去,不惜为陛下言,此皆汝愚之党。”彦逾与汝愚都是宗室,同为定策者,他的告发是很起作用的。
朱熹借经筵之便上书论御笔之害,宁宗转发了这一奏疏。韩侂胄深感朱熹威胁之大,决定先下手为强。他让优伶刻了一个峨冠大袖的木偶像,在宁宗面前献演傀儡戏,仿照朱熹的举止形态讲说性理,引起宁宗对朱熹道学的厌恶感,接着乘机进谗说:“朱熹迂阔不可用。”
闰十月,宁宗内批朱熹提举宫观,理由是“方此隆冬,恐难立讲”。赵汝愚把御笔袖还,宁宗认为汝愚为助朱熹而不行君命,怒气愈盛。侂胄恐夜长梦多,令内侍缄封了内批面交朱熹。朱熹知道宁宗已彻底转向,便黯然出了临安。这天离他入朝只有四十六天。
朱熹出朝激起了轩然大波,给事中楼钥、中书舍人陈傅良等甚至动用封驳权进行劝谏。宁宗说:“我最初任命他的是经筵之职,现在他事事要过问。”看来朱熹在经筵讲学外,不时施加帝王师的影响匡正朝事,令他很不耐烦。
吏部侍郎彭龟年见韩侂胄用事之势已成,决心背水一战,向宁宗揭发侂胄,指望自己的学生皇帝做出取舍,以决君子小人消长之机。宁宗对汝愚表示,打算双方都罢免。汝愚建议让侂胄留在京城奉内祠,龟年依旧供职,他没能牺牲龟年来换取斥逐侂胄,坐失逐韩的良机。宁宗当场同意,后因侂胄活动,最终的内批却是侂胄与在京宫观,龟年出任地方。汝愚再见宁宗,请留龟年,已经泼水不进了。
自朱熹、彭龟年被罢,赵汝愚自知抱负成空,便递上辞相札子,宁宗还不打算罢汝愚的相。韩党加紧起用李沐为右正言,胡纮为监察御史,作为搏击汝愚的鹰犬。庆元元年(1195年)二月,李沐把各种谣言编织成一篇弹劾状,请罢汝愚相位。
对流言蜚语,宁宗也颇有所闻:内禅前,汝愚说过“只立赵家一块肉便了”,言外之意立许国公赵抦也可以的;太学传言“郎君不令”,即嘉王不聪慧理想,故而太学生上书请尊汝愚为伯父;而受鼎负龙的梦境更被歪曲附会。如今一经煽动,宁宗便将汝愚罢相,出知福州,让他体面去位。
御史中丞谢深甫领着御史合台上言,说应该让赵汝愚奉祠省过。合台论劾是宋代台官加强言事分量的特定方式,宁宗便改命汝愚提举临安洞霄宫。至此,宁宗彻底倒向了韩侂胄。尽管双方首领一是外戚,一是宗室,但这次政争并不代表后族的利益,他们也只是借着汝愚宗室大臣的特殊身份,作为打击的借口而已。
赵汝愚罢相反响激烈,拥赵反韩呼声之强烈,声势之浩大,为韩侂胄始料未及,他决定利用业已驱使如意的台谏和犹如囊中之物的内批,给反对者以打击。进行谏诤的朝臣接二连三被罢免或流放。
太府寺丞吕祖俭上封事直斥韩侂胄,警告宁宗,“政权将归于倖门”。侂胄恚怒,于是有旨送韶州安置。经筵官楼钥借进讲吕公著奏议之机劝谏道:“因言得罪的吕祖俭,就是他的后代。现在流放岭外,万一死了,圣朝就有杀言者的罪名。”宁宗懵懂问:“祖俭所言何事?”原来不仅贬窜祖俭的诏旨御笔,宁宗全然不知,连封事都没到他手里。
但令人不解的是,宁宗知晓了此事,却既不纠正对吕祖俭的处理,又不追究韩侂胄的责任,除去庸弱无知,很难有开脱的理由。祖俭后来量移高安(今属江西)。庆元三年,在贬所去世。
尽管韩侂胄发出恫吓,但就在吕祖俭上书被贬的第四天,太学生杨宏中、周端朝、徐范、张道、林仲麟和蒋傅联名付阙上书。上书递进后,如泥牛入海,太学生们就广散副本给各侍从台谏。侂胄恼怒的拟将他们窜逐岭南,最后宁宗下诏,以“妄乱上书,扇摇国事”将六名太学生各送五百里外编管。
封驳官缴还诏旨,以为“国家对上书言事的学生天覆海涵,从不加罪”,宁宗不听。侂胄党羽钱象祖新知临安府,连夜逮捕这些学生,派人强行押送贬所。新任右相余端礼在御榻前叩拜数十次,恳请款待学生,这才改送太平州(今安徽当涂)编管。
自从靖康以后,国有大事,往往有太学生叩阍付阙,犯死直言,虽一时被权奸所抑,却代表了公道人心。这次上书,学生的正气赢得了世人的钦敬,称之为“庆元六君子”。
庆元元年六月,刘德秀上书,重提孝宗朝道学之争,希望宁宗“效法孝宗,考核真伪,以辨邪正”。奏章将孝宗以来思想学术上的所谓“真伪”之辨和目前党争中的所谓“邪正”之分拉扯在一起,为韩党肆无忌惮的排挤异己提供了借口。
何澹这个在绍熙初政中见风使舵的老手,在丁忧三年后入朝任御史中丞,不断向韩侂胄摇尾乞怜,见刘德秀着了先鞭,便在七月上书请禁道学。宁宗将这奏疏张榜朝堂。数日后,吏部侍郎糜师旦再次奏请考核真伪,正式将刘德秀的建议付诸全面而具体的甄别运动。这次清洗,几乎网尽了赵汝愚、朱熹门下的所有知名之士。
刘德秀、何澹之流出于一己的利害恩怨,激成了伪学之禁。他们不但把自己,还把与他们沆瀣一气的士林败类最卑鄙肮脏的报复欲、名利心都鼓荡了起来,酿成了宋代党争史上最黑暗惨烈的一幕。而昏聩的宁宗完全被朝堂上来势汹汹的舆论所左右,认可了伪学之禁。
韩党深知如不远贬重谪汝愚,抗议便不会止歇。十一月,监察御史胡纮诬陷赵汝愚“自称裔出楚王元佐,乃正统所在;还准备挟持太上皇帝赴绍兴,称绍熙皇帝”。孝宗系出太祖,宁宗作为乃孙,对汝愚自称正统的谣言,不能不有所顾忌。宁宗即位时已有“恐负不孝之名”的心理,对汝愚欲使父亲复辟为绍熙皇帝之说,也不会没有猜嫌之心。于是,汝愚被贬永州(今湖南零陵)安置。
贬谪路上,赵汝愚有点病渴,大夫却误投以寒剂。舟过潇湘,风雪漫天,寒气表里交侵,便不能饮食了。年初,行至衡州(今湖南衡阳),州守钱鍪对他百般窘辱。正月十八日,赵汝愚服药暴卒,一说中毒身亡。
关于死因,《宋史·韩侂胄传》说:“虑他日汝愚复用,密谕衡守钱鍪图之。汝愚抵衡,暴薨”,给人以钱鍪加害的印象。而《宋史·赵汝愚传》仅说:“为守臣钱鍪所窘,暴薨。”但侂胄败死后刘光祖所撰汝愚墓志铭,未说其中毒。如确系遇害,光祖完全可借清算韩党的有利时机,要求追究凶手,毫无隐讳必要。故汝愚不是被害,因窘辱自杀的可能性则不能排除。
讣闻传来,人们不顾淫威,私相吊哭。大内宫墙和临安城门下,几乎每天都有匿名的悼念诗文张贴出来,多出自太学生之手。即便在政治高压下,民心向背总是评判是非正邪的最高标准。
赵汝愚执政才两年,入相仅六月,虽缺乏一流政治家应有的洞察能力和权变策略,但敢于担当,不顾祸福,使南宋安然渡过了一次君权嬗递的严重危机;他志在有为,立意改革,朝野人心还是能辨别出他与韩侂胄在从政为人上的根本差异,以为汝愚不死,国事或许不会像后来那么糟糕。
庆元二年,刘德秀要求将道学正式定为“伪学”,进一步将思想罪往政治罪上拉。这年开考,试卷只要稍涉义理就造黜落,连《论语》《孟子》都成了不能引用的禁书。
太皇太后吴氏耳闻外朝的折腾,大不以为然。宁宗便下了一道“纠偏建正”的诏书:“今后台谏论奏,不必更及旧事”。不料韩党强烈反弹,殊死抗辩,宁宗不得不追改为“不必专及旧事”。
赵汝愚已死,朱熹成为韩党进一步搏击邀功的对象。监察御史沈继祖列举了朱熹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恭不谦六大罪状,还捏造了朱熹“诱引尼姑,以为宠妾”的桃色谣言,要求宁宗学孔子诛少正卯。于是,朱熹落职罢祠。
庆元三年,伪学之禁不断升级,韩党规定自今伪学之徒不得担任在京差遣,并清查近年来各科进士和太学优等生是否“伪学之党”。后来连官僚荐举、进士结保也都必须在有关文牍前填上“如是伪学,甘受朝典”的套话。
中国历代党政往往不局限在高层政界的小圈子内,占优势的一方总将其拉进思想之争的轨道,拉出高层小圈子。前者为证明自己在道义上绝对正确,后者为让一般官僚、士大夫乃至平民百姓表态拥戴自己,孤立对手。于是,高层的党争总是带来整个社会的动荡不安。
韩党为政敌戴的帽子也不断加码,监察御史刘三杰鼓噪“前日伪党,今又变为逆党”,把思想政治上的分歧推上正逆之类的最高审判台,使政敌难逃诛心与诛身的双重判决。
这年十二月,韩党请置伪学之籍,名单很快编定,其后续有增补。计有宰执四人:赵汝愚、留正、周必大和王蔺;待制以上十三人,朱熹、陈傅良、彭龟年、楼钥等都在其中;其他官员三十一人,知名的有叶适、刘光祖、吕祖俭、杨简等;武臣有三人,太学生即庆元六君子,士人蔡元定、吕祖泰也榜上有名。名单是胡乱拼凑的,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与道学无关。以曾任宰执四人而言,留正、王蔺与道学了无瓜葛,周必大当时也并不视为道学家。因此,道学家并不是这张名单的共同点,而是这些人都曾经直接间接触怒过韩侂胄或其党徒。
“伪学逆党”名单的出笼既是庆元党禁的高潮,也是强弩之末的开始。其后一年间,双方都没有什么大动作。庆元六年春,朱熹在福建建阳去世,尽管党禁严酷,路近的学生也都来奔丧,路远的弟子则私相祭吊。丧礼定在当年冬季,韩党当心丧礼变为“逆党”的一次大示威。正在心惊肉跳的当口,这年秋天,布衣吕祖泰击登闻鼓上书宁宗请斩韩侂胄,使趋于沉寂的党禁波澜再起。
吕祖泰是祖俭的堂弟,祖俭上书被贬,他前往贬所探视,归语友人:“天下钳口,我必以言报国!”祖泰上书为“伪学逆党”辨诬,请斩侂胄及其党徒苏师旦,以周必大相代。韩党为了逼供出周必大是幕后指使者,将祖泰投入临安府大牢。
审讯时,知临安府赵善坚威胁利诱,祖泰冷笑以对,即便受杖,他仍大喊:“你是宗室,与大宋同休戚。我吕祖泰这是为谁家计安危而受杖辱啊!”祖泰最后被押赴钦州(今属广西)牢城拘管。
专制政体下,历代志士仁人都想吕祖泰这样慷慨从容的做过,但一旦到了志士仁人认定只有以血与死才能使统治者醒悟的时候,往往是血也白流,死也枉死,但他们仍是中国的脊梁。
祖泰上书被流放拘管,朱熹葬礼也没有酿出事变,党禁渐近尾声。有人提醒韩侂胄:再不开党禁,将来不免有报复之祸。侂胄颇有触动,对人说:“这批人难道可以没有吃饭的地方吗?”台谏摸准了侂胄的心思,嘉泰二年(1202年),上奏宁宗说,“真伪已别,人心归正”;侂胄便正式建议宁宗弛伪学之禁。
于是,以赵汝愚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