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宋朝-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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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燕京地区的汉官制度,天会四年(1126年),建立三省制,任命辽朝汉人大族韩知古的后裔韩企先为汉官宰相,治理燕云州县。北面官即指本朝旧制,最高政治权力掌握在女真贵族手中。
其三,推行科举南北选制。自天会元年(1123年)起,金太宗即连续两年在原辽朝汉族州县三次考试进士。天会五年,新占河北、河东后,根据辽、宋科举的不同,以“南北选”考取进士。
其四,扶植傀儡政权。金灭北宋,立宋朝降臣张邦昌做皇帝,国号楚,但宋高宗南宋政权一建立,张邦昌就反正被杀,存在仅数月,未起实际作用。天会八年,金军再克汴京,让原宋济南知府刘豫为齐国皇帝,把原北宋中原和陕西地区交给这个儿皇帝去统治,实行的基本上仍是北宋制度。
其五,设立两枢密院。天会三年,金太宗把太祖末年设在广宁的行枢密院迁至燕京,实权掌握在东路军主帅完颜宗望(斡离不)手中。大约在天会二年,完颜宗翰(粘罕)在云中也设立枢密院。金人分别呼以南北朝廷,表明金朝当时统军贵族的势力足以抗衡中央,也埋下了熙宗朝政争的伏线。大约在宗望去世一年以后,天会六年,宗翰乘机扩张自己的势力,将燕京的枢密院并入云中,成为太宗朝最有权势的大臣。
次看经济方面。
其一,在金朝内地推行牛头税制。太宗继续推行女真受田旧制,即奴隶主凡占有耕牛一具(三头),民口(包括奴隶和女真平民)二十五人,受田四顷四亩。与此同时,天会五年规定:“内地诸路,每耕牛一具,纳粟五斗。”这种征税因以牛具为单位,故称牛头税,是国家向奴隶主和部分平民征收税粮。
其二,在燕云和中原地区维持原来的生产方式。金朝征服辽宋的过程中,曾把大批契丹人和汉人迁往金朝内地充当奴隶,但遭到强烈反抗,这些人相继逃亡。金太宗在燕云实行汉官制同时,一再严禁女真贵族在当地俘掠奴隶,女真受田制也未推广到这一地区,封建生产关系依然存在。而齐国统治下的中原和陕西对北宋先进社会经济制度更是未作改动。在经济地理上,金朝也呈现出明显不同的三色板块。
这种不同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经济制度在金朝统一国家内的平行发展,不能不引起不同的政治派别在统治政策上的激烈较量。作为第二代政治领袖,金太宗在灭辽攻宋的战争中勾勒了自己的领袖光环,兼之当时主要关注点集中在金宋战争上,尽管太宗晚年也有建立中央集权制度的意向,但未及着手。熙宗即位,这种较量就再也无法掩盖和调和,终于趋向公开化和白热化。
金熙宗完颜亶,是太祖的嫡孙,本名合剌。金初皇位,兄终弟及,故而太宗即位,其同母弟完颜杲(斜也)即为谙般勃极烈,确立了皇位继承权。不过,他天会八年就死了,尽管太宗有子,但宗翰、宗幹和希尹建议立完颜亶为谙般勃极烈。在没有弱弟的情况下,皇位仍还给长兄的嫡子或嫡孙,似是兄终弟及制的惯例,太宗也只得同意,熙宗就这样继承了皇位。
熙宗即位之初,宗翰的权势炙手可热,朝政他说了算。熙宗借官制改革的机会,以相位易兵柄,任命宗翰为太保,领三省事,把他从中原调回朝廷。同时以尚书令宗磐为太师,宗幹为太傅,与宗翰同领三省事。宗磐是太宗长子,满心指望能继承皇位,太师虽为三公之首,却不再是名分上的皇储。熙宗此举显然意在借助宗磐、宗幹来牵制他们的政敌宗翰。
熙宗还把宗翰的腹心都调入中央,以便控制,以燕京枢密院事韩企先为尚书右丞相,西京留守高庆裔为尚书左丞,平阳尹萧庆为尚书右丞。天会十五年(1137年),在宗磐派的支持下,熙宗以贪赃罪将高庆裔下狱,向宗翰传达了敲山震虎的消息。宗翰愿意免官以赎高庆裔的死罪,熙宗也不允许。
临刑前,高庆裔对哭别的宗翰说:“我公早听我言,事岂至于今日?我死后,我公要善自保重。”这话显然是针对宗磐派倾陷而言的,《大金国志》据此认定,高庆裔“常教粘罕之反也明矣”,纯属臆测。熙宗和宗磐派借高庆裔案连坐甚众,狠狠打击了宗翰派势力。
这年七月,宗翰郁愤而死。关于其死因,《金史》回避不载,而据《三朝北盟会编》所载熙宗《下粘罕诏》说他“持吾重权,阴怀异议。国人皆曰可杀,朕躬匪敢私循”,他即便不是赐死,也至少是囚死狱中的。
宗翰一死,被他控制的伪齐政权也寿终正寝。为防止刘豫反侧,熙宗命挞懒和兀术伪称攻宋,大兵抵汴,擒其父子,才宣诏废齐。这个傀儡政权僭号八年,终于被主子一脚踢开。熙宗改伪齐尚书省为行台尚书省,作为朝廷派出机构,金朝至少名义上在全境实现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
宗翰死后,熙宗以完颜昌(挞懒)为左副元帅,以完颜宗弼(兀术)为右副元帅。天眷元年(1138年),完颜希尹被罢左丞相之职,熙宗总怀疑他心存异谋。而宗磐和宗幹成为两大对立势力的领袖,宗磐跋扈专横,不把熙宗放在眼里,当着熙宗的面与宗幹发生争执,持刀要杀宗幹。为制约宗磐,熙宗任命宗幹的同父异母弟宗隽为左丞相。不料,宗隽反与宗磐联手,与挞懒搞在一起,主张把河南陕西地归还给南宋,以换取纳币称臣,熙宗居然也同意了。次年初,宗隽升任太保,领三省事,宗磐派权势大增。此时,希尹又官复原职,宗幹与他结盟,联合了翰林学士韩昉,准备反击。
在这关键时刻,宗弼也有自己的打算,他把挞懒视为主要对手,便密奏熙宗,以为宗磐、挞懒力主还宋河南地,与宋必有勾结。六月,郎君吴十谋反处死,辞连宗磐、宗隽。熙宗倚靠宗幹与希尹的力量,以谋反的罪名诛杀了宗磐、宗隽和依附他们的一大批朝廷达官。当时挞懒因握兵在外,熙宗投鼠忌器,便说他属尊功高,未予追究,降任燕京行台尚书左丞相。但他到燕京后骄肆不法,与太宗子鹘懒谋反。熙宗下诏诛杀,他欲南投宋朝,被宗弼在祁州(今河北安国)追杀。
宗磐派被彻底铲除,宗弼的地位便扶摇直上,他容不得在诛锄宗磐、挞懒斗争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希尹。希尹是开国三朝大臣,智略过人,对金朝制度文化的建设颇有贡献。但他因与宗翰长期在一起,熙宗一直对他放心不下,声称“朕早就要杀这老贼”。天眷三年九月,熙宗杀希尹和尚书右丞萧庆,诏书说:“帅臣密奏,奸状已萌;心在无君,言宣不道”。所谓帅臣密奏,是指宗弼,《金史·宗弼传》以史家笔法记道:“宗弼已启行四日,召还。至日,希尹诛。越五日,宗弼还军。”而所谓言宣不道,是另有僭毁者说希尹明知熙宗这时还未有皇子,却窃议“神器何归”,这也触犯了熙宗的隐痛,于是,希尹和他的儿子们便非死不可。
皇统元年(1141年),重臣宗幹去世。其后几年,金朝军政大权实际上掌握在宗弼手中。他对外采取强硬路线,迫使南宋纳币媾和,促成了绍兴和议;对内继续支持熙宗改革,并趁汉人大臣右丞相韩企先病故,以自己培植的蔡松年为首的汉官集团取代了韩企先为首的汉官集团。皇统七年,宗弼任太师,领三省事,依旧担任都元帅、领行台尚书省事,次年去世。
熙宗一朝,政争酷烈可谓空前。各派领袖和骨干在辈行上几乎都压熙宗一头,而熙宗头上也没有太祖、太宗那样的伟人光环,兼之金朝制度正处于向中央集权制度的转型改革中,因而那些前辈、兄长们谁都试图在这种转型中唱主角,捞一把,你死我活的政争也就不可避免。今人喜欢在各派中划出改革派和保守派,一直众说纷纭(例如希尹究竟属于改革派还是保守派,就莫衷一是),实在大可不必。实际上,未见那一派是彻底反对所有改革的,各派主要还是为自己集团争权力。
熙宗利用各种矛盾,制衡和消除那些威胁君权的政治派别,而整个改革就在这种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逐步推进。这也不是熙宗有雄才大略,他还担不起这一评价,关键还是改革已成为时代的需要,各种政治派别都不可能阻挡这一进程,而一个看似平常的帝王也可以成为金朝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开创者。
现在来说说金熙宗的改革。熙宗改制主要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三方面进行,时间跨度从继位到皇统初年。
先说政治。
首先,废除女真旧制,推行汉官制度。天会十三年(1135年),熙宗宣布废除传统的勃极烈辅政制度。仿辽、宋官制,兼采唐制,设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并领尚书省事;朝中设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尚书省设尚书令,专管大政事,下设管理政务的左右丞相和副相左右丞;门下省长官侍中和中书省长官中书令皆在丞相之下,分别由左右丞相兼任。地方仍一国两制,既有依辽、宋旧制设立的路府、州、县,女真族所在各地仍置猛安谋克,猛安比照州,谋克比照县。
其次,颁布天眷新制,深化官制改革。天眷元年(1138年),颁布的新制,一是增设平章政事和参知政事,作为宰相和副相的助手,以加强相权;二是设立御史台,监督百官,以强化皇权;三是规定了新制和原女真或辽、宋旧职的换授等第,以统一官制;四是颁布封国制度,强调贵族大臣封王授号,只是荣誉勋爵,并不拥有封地,以削弱分裂势力。
再次,加强法制建设,颁行统一法规。天眷三年,复取河南地,诏所用刑法皆依律文。皇统时,根据本朝旧制,兼采隋唐之制,参考辽宋之法,制成《皇统制》,统一了全国法律。
次说经济。
最重大的是改革猛安谋克制。一是皇统五年废除辽东汉人、渤海人猛安谋克承袭制度,既保证了“兵柄归其内族”,也使渤海、汉人的封建生产关系得以继续保存和发展。一是皇统元年绍兴和议以后令大批猛安谋克户南徙中原,与汉人杂处,计其户口,给以官田,标志着猛安谋克制内部土地经营方式的重大变化,推动了女真民族的封建化进程。
另一方面,废除伪齐以后,在中原也实行了新政策。一是放伪齐军士悉令归农;二是因岁饥而典雇为奴婢者,官赎为良,放归还乡;三是减伪齐旧税三分之一。这些都有利中原经济的恢复。
再说文化。
其一,扩建上京。太宗时,虽在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南)建造乾元殿,成为金朝初期的政治中心,但十分简陋。熙宗时,改乾元殿为皇极殿,还仿照汉制,建敷德殿为朝殿,以供百官陛见;建庆元宫为原庙,以安放太祖以下遗像;又修建太庙、社稷。至此,上京始有皇都气象,金世宗时与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北京(今辽宁宁城西)、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和南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并为金五京。
其二,详定礼仪。具体包括定法驾仪卫之制和宗社朝会之礼。
其三,创制新字。天眷元年,熙宗颁行自己改制的女真小字,这是一种比女真大字笔画更为简省的新字。熙宗下诏,规定女真字与契丹字、汉字同为官方通用文字。
熙宗改制显示出女真社会接受汉文化的历史趋势,也反映了金朝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迫切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