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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部分

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公务员版)-第46部分

小说: 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公务员版)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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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者未必加劝,而劣者几无以自处”。



曾国藩在旧有体系中成长,但他能够赞赏西方文明优异之处,“所以卓越古今者,由其每治一事,处心积虑,不达目的决不止”。

他平生以不懂天文算学为三耻之一,不过他有朴素而近科学的“晓事”方式,“一是剖析,二是简要,三是综核”。

“剖析者,如治骨角者之切,如治玉石者之琢。每一事来,先须剖成两片,由两片而剖成四片,四片而剖成八片,愈剖愈悬绝,愈剖愈细密,如纪昌之视虱如轮,如庖丁之批隙导,总不使有一处之颟顸,一丝之含混。”

这就是他“试图寻找事物原由”的推理线索,事物的认识越细密,拆解得越精微,精确就是除邪,这也是科学精神的源头。

这种精神本来就是一种不安的精神,它并不确信现有的答案,不服从于表面的统一,在同质的体系中,一旦遇到障碍,会迅速提出问题,并且试图得到更新的答案。

老曾没有推翻旧有体系的愿望,只是从内部硬硬地另生一枝,让新的力量尽快生长起来。他在义理、考据、词章的孔学三门之外,又加上了“经济”一门,“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昏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

这些多是现实政治的治理科学。

可以看到,这个深嵌在体制核心中的职业官员,要以一种穷根究底的笨拙憨态,扎硬寨,打死仗,从皇家文化中解放出来,从道德诫命中解放出来,开始松绑挣脱,使这一阶层开始拥有自己的独立身份。

曾国藩能成为曾国藩,靠的不是道德勇气,而是精神上不断地自我更新,“前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



宏杰写曾国藩的笨,他确实不算天分多高明,但也是少年成名,雄心很大,这样的心志,往往难以耐住琐屑,做事不能精细如发。

他转学朱子,“立乎大者,如果没有辅以朱子铢积寸累工夫,则下梢全无把握”。

对朱子,胡适有过一个评价,说朱子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十五六岁时就研究禅学,中年以后才改邪归正”。他说的改邪归正,是从追求灵光乍现的绝对智慧,转向“宁详勿略,宁近勿远,宁下勿高,宁拙勿巧”的世俗学问。

这就是胡适说的“有绝顶聪明而肯作笨功夫的人才有大成就”。

老曾对“笨”字有种言若有憾、实则喜之的看法,“吾辈读书人,大约失之笨拙,即当自安于拙,而以勤补之,以慎出之,不可弄巧卖智,而所误更甚”。

他一辈子强调勤与恒。说天下事,无论什么,要做成样子,必须有两样,一是规模,一是精熟,两样都从勤与恒中来。

这两个字我小时候一听就要打瞌睡,上学后天天都得抄类似的格言交作业,到后来很多年都讨厌别人的道德教训,觉得头巾气重。

因为在我当时理解里,勤与恒无非是一种外界加诸于身的教训,要磨掉一个人所有趣味的规范。

后来才理解没什么灵心一动、当下了悟的真理,甚至在艺术上,也是费里尼所说,“为了逾越常规,才需要严格的秩序”。

这个秩序都从勤与恒中来。

但我一开始看老曾给的通道,实在是觉得没劲,他说过高的道理都近于矫或伪。所以要想勤与恒,就从两点做起,“不讥笑人,不晚起”,这两点真是平实近于迂。

他说一辈子从这两句中受益良多,可去一切骄慢虚妄。这话谁都懂,觉得也不怎么高明,后来才觉得,他的厉害之处在于践行终身。

学英文时,老师说过一句话,什么是天才,天才就是持久不断地忍耐,当时大家笑。看老曾谈他运笔之道,才理解人的心性必须这样如磋如磨,像粗糙之米,再舂则粗糠全去,三舂四舂则精白绝伦。

“往年苦思力索,几于困心横虑,但胸中有字,手下无字,近年在军中不甚思索,但每日笔不停挥,除写字及办公事外,写字一张,不甚至间装饰,从结构上用心,而笔意笔力,与之俱进,十年前胸中之字,今竟能达于腕下。”

我和宏杰两年间也常常以“恒”相勉,一起学这个学那个,想着能像老曾说的,朋友之间互相箴规彼此挟持,甚至开个专门的学习博客相互监督,一上来都很兴奋,恨不得大步往前,到现在相当一部分都放弃了,这个字是真难,难怪老曾说:“用功所以无恒者,皆助长之念害之也,此事绝不是疲软人所能胜,须是刚猛,用血战功夫,断不可弱。”

没有这个,靠强烈的目的性,靠一时兴起,很快就放弃了。

惭愧中理解老曾说的,决定成败的,不在高处,在洼处,不在隆处,在平处。全看人能不能在棘手之处,耐得住烦。

除此无他途。



看完宏杰的书稿,我问他:“你想过吗?为什么你从朱元璋写到了曾国藩?”

他想想说:“没有。”

我说:“也许岁月让人从批判走向了建设。”

一旦走上这条道路,路就永远没有尽头。在这条路上,种下的每一棵树,也许深深植下,却被连根拔起,但是也没有别的办法,就像老曾一直说人想要有所树立,必须从不妄求人知开始,“但问耕耘,莫问收获”,至于结果如何,他写信给好友郭嵩焘,说:我曾经把功业之成败,名誉之优劣,文章之工拙,都放在“运气”这一“囊”之中,久而弥信。

这也算是命吧,以至于他半玩笑半认真地让人在他死后,在墓前刻上“不信书,信运气”。

这话里有无限心酸。

老曾当年是好名之人,把自己的清誉放在性命之上,爱惜之极,后来明白“大抵任事之人,断不能有誉而无毁,有恩而无怨”。

体制内的改良者,大都经历过这样的处境,像蔡元培说的锅里的小鱼,“两边煎”,政府觉得你不忠诚,老百姓觉得你是走狗,保守者觉得你动摇根基,激进者觉得你迟滞迂缓,总是两边都骂你,什么好也落不着。

临终前两年,处理天津教案,原本以他为荣的湖南同乡,视他为奇耻大辱。在北京的湖南会馆,不仅他的“官爵匾额……悉被击毁”,就连他的名籍也被削去。一个举子写了一副对联:“杀贼功高,百战余生真福将;和戎罪大,早死三年是完人。”

老曾只能横下一条心:“但令大局不致从此决裂,即为厚幸;一身丛毁,实由智浅不能两全,亦遂不复置辩。”

百年来,对他的毁誉都很极端,他被认为是完人,也被认为是卖国贼,被认为是圣徒,也被认为是刽子手。

真与伪是大敌,真却永远两拳空空,无所依恃。

但这个湖南人明知不可,仍以一身霸蛮之气而为之。“吾辈自尽之道,则与‘运气’血战一博,赌乾坤于俄顷,校殿最于锱铢。终不令‘囊’独胜而吾独败”。

老头儿长相朴拙如农夫,一辈子俭苦无已,随手一只青藤箱子,身上的长袍上有油渍,没有任何精英面目,视之甚至让时人轻贱。但就靠一根穷骨头,养活的这一点春意思,却能在中国大地上渐流渐广,代代都有中国人,如梁启超那样,从他身上得到建设之力,“为之不已,将有可时,若其不为,则天下事固无一可也”。

曾国藩形容过这种力量,“风之为物”,试图把握它时,像是空无一物,试图钳制它时,像是很容易衰落,但是“及其既成,发大木,拔大屋,一动而万里应,穷天下之力而莫之能御”。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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