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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部分

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公务员版)-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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悍不服”。这种情况下,曾国藩的进士身份就发挥作用了。二月二十日,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他“辰后(8点钟)带(彭简贤)上永丰分司处法禁(给以刑法处罚)”。带人将那个强悍不服的旧佃户抓送到了有关部门。

几天后的三月初五日,曾国藩在日记中提到,朱尧阶写了两张状子,托他到县衙告状。他熟门熟路地告诉朱尧阶,说此刻县令正主持“县考”考试,不太方便,且等考试后再告。

通过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看出二十九岁的新科进士此时已经是地方上的重要角色,开始“判断乡曲”,调节地方纠纷了。此时的新科翰林年轻气盛,连父母官都已经不放在眼里。五月十七日日记记载,曾氏一族与伍姓一族发生纠纷,“彼此殴伤”。他写信给县令宋某,托县令帮曾家说话,然而宋“亦未甚究”,没给他面子。于是新科进士大怒,“是夜又作书让(责备)宋公也”。

绅士在中国基层社会发挥着不可代替的作用,以至于费孝通称中国为“士绅社会”。曾国藩的此类举动在当时并不招物议,盖因乡绅的一个重要社会作用就是“判断乡曲”。一般情况下,地方官视民间普通纠纷为细微之事,不愿意为此开堂审案。县令收到这类诉状和禀呈后,通常会写上简短的批词,批付地方,促使双方调解。在这类调解中,乡绅通常都是主角。当然,做这些工作,绝大多数时候不是无偿的。事实上,“干预公事”是乡绅经济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有了以上这些财源,曾家气焰当然不同。在中举之前,曾国藩衣着朴素,经年不过一件长衫而已。而入京之前,曾国藩统计自己置办的衣服,已有如下内容:

羊皮袍一件,呢皮马褂、灰袍套、呢袍套、珍珠毛袍套、厚绵绸小袄、薄绵布小袄、棉袍套、绵圆袍、绵套裤、棉马褂、绒领、棉小帽、秋帽、秋领、线绉夹马褂……

原来那些和曾家后生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居族人对“曾大老爷”态度也发生巨变。六月初三日曾国藩日记记载,本家曾永兴见到他,居然手足无措,吓得说不出话来。则曾国藩本人的“官派”、“威仪”显然也有可观。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入京为官以前的曾国藩,从气质到观念,与其他庸鄙的乡下读书人并无本质不同。湖南乡下长大的他,想的只是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好友刘蓉说他当时“锐意功名”,他自己也说当时最大的心事不过是“急于科举”。其居身行事,一遵地方陋习。如果不是经过日后的一番脱胎换骨,他不免也是晚清官场一名和光同尘的庸员而已。

第四节 翰林曾国藩的日常支出



道光二十年正月二十八日,曾国藩到达北京,授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他官运极顺,在道光二十三年又因翰林考试成绩突出,连升四级,由从七品授任从五品的翰林院侍讲。

虽然仕途如此顺利,但曾国藩翰林生涯的经济状况始终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窘”。借贷和哭穷一直是他在翰林院中经济生活的主旋律。有两个证据可以很好地说明他的窘迫情状。

一个是在道光二十二年,身为翰林院检讨的曾国藩与仆人陈升发生了一场冲突。因为穷困拮据而脾气又大,曾国藩早已被陈升看不起。在这场口角冲突后,陈升卷铺盖另寻高枝去了。这件事使曾国藩颇受刺激,还写下了一道《傲奴》诗:

……胸中无学手无钱,平生意气自许颇,谁知傲奴乃过我!

另一件证据更有说服力。

曾国藩为人重于感情,对亲戚关系十分重视,稍有余力,必加周济。道光【文】十九年十月【人】曾国藩【书】进京为官【屋】前,曾专门去看望几位母舅。当时他的大舅已年过花甲,却“陶穴而居,种菜而食”,过着半野人的生活。曾国藩不觉“为恻然者久之”。他的二舅江永燕送他走时,向他预约工作说:“外甥做外官,则阿舅来作烧火夫也。”而南五舅一直把他送到长沙,临别握着曾国藩的手说:“明年我亲自送外甥媳妇(曾国藩的妻子)去北京。”那意思是到北京跟曾国藩享两天福。曾国藩说:“京城苦,舅勿来。”南五舅说:“好吧,但是我早晚得找到你当官的地方待两天。”说话间已经泣下。

曾国藩进京为官,使得所有亲戚对他寄予厚望,认为天子脚下的翰林公只要稍一援手,就能使他们的生活天翻地覆。然而,曾国藩当官已经好几年,却没有余力周济他们。五年后江永燕贫病而死,没沾到外甥一点光。大舅也依然没有房住,南五舅也没能到北京享福。

翰林为国家储材之地,地位清要,然而经济待遇却特别低下,以至于被人称为“穷翰林”。解剖曾国藩这个典型,我们对清代京官俸禄之薄可以有一个具体的了解。翰林院检讨等职,其地位略似今天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处级以上各级研究员,成天与皇帝和高级大臣打交道,经常出席各种重大典礼,面子上十分风光。然而与此相对照的是,翰林们的经济待遇却特别低下。在清代俸禄体系中,曾国藩这样的七品京官年俸四十五两。乾隆体恤京官不容易,规定从乾隆元年起,京员例支双俸,也就是开双份工资。加上四十五两“双俸”,不过为九十两。此外还有四十五斛(二十二点五石)“禄米”。这就是他的全部收入来源。以一石粮食值一两五钱四分银子计算,数项相加,不过一百二十四两六钱五分。换成人民币,不过两万四千多元。以这点工资,养活今天的一个“京漂”尚且困难,何况一个拖家带口的京官。

清代京官之穷,今人实难想象。有记载清代京官有人穷到“不能举火”。清李慈铭记载他一个做京官的族弟“屋宇倚漏,人有菜色”。清人笔记中,有翰林曾作诗这样描述自己的悲惨生活:“先裁车马后裁人,裁到师门二两银(师门三节两生日,例馈贺仪银二两)。惟有两餐裁不得,一回典当一伤神。”更为传神的是这样一条谚语:“京谚有云,上街有三厌物,步其后有急事无不误者:一妇人,一骆驼,一翰林也。”因为穷翰林买不起车,只能走路上班,偏偏还要摆架子迈八字步堵住人行道,令后面有事的人心急如焚,有苦难言。

曾国藩进京为官前,他那富有远见的老祖父就对家里人说:“宽一虽点翰林,我家仍靠作田为业,不可靠他吃饭。”这句话一方面说明老人深明大义,不愿以家累拖累曾国藩仕途上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说明翰林之穷是全社会都知道的事实。



那么翰林曾国藩的生活质量如何,一年的支出又需要多少呢?让我们从衣食住行几项来观察一下曾国藩的支出情况。因为《湘乡曾氏文献》中存有辛丑年(道光二十一年)完整账簿,所以我们以道光二十一年为观察重点。

曾国藩在京期间的一个主要支出项目为房租。身为朝廷命官,住宅须配得上官制威仪,因此自然不能蜗居斗室,或者和那些卖大白菜的做豆腐的挤在一个大杂院里。所以京官们虽然穷困潦倒,却多租住大宅,讲求宽敞气派。稍晚于曾国藩的李慈铭在京官期间,租居为保安寺街故闽浙总督旧邸,有屋二十余楹,有轩有圃,花木葱郁。这是当时京官的常态。

道光二十一年八月,曾国藩搬到绳匠胡同,房十八间。曾国藩在八月十七日家书中说:“屋甚好,共十八间,每月房租京钱二十千文。”如此算来,则一年房租就要一百六十两银子,用去全部薪水还不够。总计道光二十一年房租和搬家装修费用,共花去白银七十五两三钱三分。

另一项最重大的花费就是社交应酬。京官的工作很轻闲,他们的主要生活内容,就是日日聚宴,因为这是他们建立人际网络的最重要方式。每天晚上,北京著名的馆子门口,停的都是官员们的车马。清人张宸的《平圃遗稿》说,京官聚宴习以为常,“若不赴席、不宴客,即不列于人数”。也就是说,别人请客你不能不去,别人请客你也不能不回请,否则你就不是圈子里的人。清人李慈铭的日记中载,自己一年支付各个酒店的饭钱就达百余两,而据他自己说,因为不喜交往,他的朋友圈子并不算大。

曾国藩生性喜交游,我们根据《湘乡曾氏文献》中道光二十一年的数据,对曾国藩这一年社交花费进行一个不完全的统计:

正月,团拜分赀二千文。黄矩卿赀分二千五百文。

二月,某友祖母去世,奠份一千文。

三月,吴子宾处寿礼一两。湖广会馆公请乔见斋,分赀二千五百文。请吴世伯朱世兄,分赀一千文。

四月,穆中堂、卓中堂两处祝敬,各一两八钱八厘。致其他处节敬、寿敬、门包共十一两九钱四分。某朋友寿分一千文,朱世兄嫁妹随礼及送卓中堂寿屏共二千四百文。

……

合计这一年曾国藩人情来往花费七十九两一钱六分。这其中并不包括自己单独请客吃饭的花费。这类花费在曾氏账本中随处可见,比如:

二月,东麟堂请客八千文。三月,东麟堂请客十千文,便宜坊差役五百文。四月,付东麟堂十六两七钱七分。七月十二日,付厨子二千五百文,准备十三日在家请客。十月,请客预付菜钱一千文。

仅以上数项,就合计白银三十一两四钱四分。

算上请客吃饭,社交开支当年至少一百一十两六钱。

第三项较大的花销是买衣服。

曾国藩家书之中多次提及衣服。晚年他说自己“忝为将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多次要求子女“衣服不可多制,尤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由此引出后世的种种渲染,比如说他最好的衣服是一件天青缎马褂,只在新年和重大庆典时才拿出来用,平素便放在衣橱里,因此用了三十年依然犹如新衣云云。

其实翰林们经常需要出入宫廷,衣服必须体面,方符国家体制。曾国藩为人固然节俭,但是在官派威仪上却绝不含糊,因为穿得体面,代表的是对上司、对官场规则的尊重。道光二十九年,曾国藩在写给弟弟们的信中说:

我仕宦十余年,现在京寓所有惟书籍、衣服二者。衣服则当差者必不可少,书籍则我生平嗜好在此,是以二物略多。将来我罢官归家,我夫妻所有之衣服,则与五兄弟拈阄均分。

确实,入都为官后,曾国藩的个人财物中最值钱者就是衣服了。《湘乡曾氏文献》中有一篇账单,记载他入京之初拥有的部分衣服:

芝麻纱袍套一付,线绉绵袍褂一付,宁绸单袍线纵套一付,呢袍褂一付……湖绉棉袍一件,大呢皮马褂一件,湖绉皮军机马褂一件,珍珠小毛袍褂一付,羊皮海虎绸袍一件,大呢绵马褂一件,皮圆袍一件,紫毛褂一件,沉香茧袍一件,灰鼠袍褂一付……

衣服档次较入京前明显上升一大级。

仅帽子一项他就有大毛冬帽,小毛冬帽,大呢风帽,小毛小帽,皮风帽等十一顶。这些衣服的购置都不便宜,通常在数两至数十两银子之间。

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所添制衣服不多。因为上一年刚入都时已经基本置齐。在辛丑年用银数和用钱票数这两本账簿中,这一年这方面花费二十八两二钱七分。

而在以后,随着官职上升,曾国藩又陆续大量添制衣服。特别是道光二十三年,曾国藩赴四川主持乡试,将所带的衣服列成单据,更可以让我们领略前清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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