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第8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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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查看人们经过的路线。结果,他真的两次捡到了金戒指。
金岳霖曾对研究生冯契说:“马克思的著作有种理论的美。”但金岳霖瞧不起苏联的教科书,特别对苏联的教科书批判形式逻辑很反感,他说:“形式逻辑怎么好反对?你反对形式逻辑的那些话,也要遵守形式逻辑。”
汝信回忆,50年代,传闻当时某位党的领导人对逻辑讨论发表看法,表示不赞成金岳霖的观点,金听到此传闻后,对汝信等人说,他十分崇敬那位领导人,但他仍然要坚持自己的观点,除非有能说服他的充分理由。大家听后,都为他捏了一把汗。
1952年,由于院系调整,金岳霖到北大哲学系担任系主任。金排课极其严格,对教授的要求极高,如“中国哲学史”课程便由冯友兰、张岱年、周辅成、任继愈等多名教授按照自己的研究成果分段讲授。一次,某教授要求在哲学系开课,金岳霖一口回绝:“谁讲什么课,就像确定菜单一样,先上哪一道,后上哪一道,早已安排就绪。你现在插进来,不是乱套了吗?”气得该教授大骂金学阀。
1974年,金岳霖告诉学生梁志学,他要写文章批判某种哲学错误,梁以为他要批孔,文章写出来后,梁一看,原来金岳霖是批判“左”派理论家摧残逻辑科学。梁怕金惹祸,委婉地告诉他国外对这个话题早有争论,之前《哲学译丛》曾登过两篇文章,并让他看看。两周后,金岳霖对梁说:“那两篇文章我看过了,看来现在还不是允许我讲出自己看法的时候。”
金岳霖回忆胡適时这样评价道:
“我认识的人不多,当中有些还是应该研究研究。胡適就是其中之一。我不大懂他。我想,他总是一个有很多中国历史知识的人,不然的话,他不可能在那时候的北大教‘中国哲学史’。
这位先生我确实不懂。我认识他很早的时候,有一天他来找我,具体的事忘了。我们谈到necessary时,他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必需的或必然的事要做。’我说:‘这才怪,有事实上的必然,有心理上的必然,有理论上的必然……’我确实认为他一定有毛病。他是搞哲学的呀!
还有一次,是在我写了那篇《论手术论》之后。谈到我的文章,他说他不懂抽象的东西。这也是怪事,他是哲学史教授哇!”
【治学】
赴美国留学之前,金岳霖曾就如何选择专业向其兄长征询。其兄建议他学簿计学。金岳霖到美国学习一段时间后,因实在缺乏兴趣,便改学政治学。他写信给兄长说:“簿计学,是雕虫小技。我堂堂七尺男儿,何必学这雕虫技艺。昔日项羽不学剑,就是因为剑乃一人敌,不能当万夫。”
金岳霖留学美国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后来他对逻辑学产生了兴趣。他回国时,正好清华原本教授逻辑学的赵元任准备去教音韵学,清华就聘请金代替赵继续讲授逻辑学,于是,金岳霖就边授课边学习。1931年,金岳霖再次到美国留学一年,师从哈佛大学的谢菲教授学习逻辑学。金岳霖告诉谢菲,他教过逻辑,可是没有学过,谢菲哈哈大笑。
在欧洲游学时,金岳霖和张奚若、秦丽莲在巴黎圣米歇尔大道散步,有几个人在大街上吵了起来,这三个人居然也掺和进去,和他们争论起来。这次争论过后,金岳霖对逻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阅读到新黑格尔主义哲学家T。H。格林的著作时,金岳霖第一次感到情感上的欣赏和认同,从此,他对逻辑学的热情一发而不可收。
在英国剑桥大学时,金岳霖师从罗素和穆尔两位哲学大师,读到了两部对他产生极大影响的哲学著作:罗素的《数学原理》和休谟的《人性论》。这两部著作使金岳霖对哲学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在欧洲游学期间,金岳霖几乎完全沉浸在西方哲学之中,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从洛克、休谟到康德,从布拉德雷到罗素、穆尔、维特根斯坦,他都进行了广泛而又深入的研究,并将他们的思想和理论融会贯通,开始构建自己的哲学、逻辑学体系,这为他以后写作《逻辑》、《论道》、《知识论》等著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6年,回国后的金岳霖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哲学论文《唯物哲学与科学》。他在文中说:“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动物,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做苦工,他们脑子里仍然是满脑子的哲学问题。”
金岳霖早年在清华任教时,每星期到校上课三天,他必须一早就从城里赶到清华园,这样一来,上午的时间便耽搁在路途中。所以他每周只有四个上午可以用于治学,他极为珍惜这四个上午的时间,规定在此期间不会客,不干其他事务,集中精力研读写作。他习惯先冥坐思考,有所得才笔之于纸。朋友们都知道他的这一习惯,所以决不在这四个上午去拜访,以免吃闭门羹。
金岳霖认为胡適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根据当时在美国流行的实验主义的哲学主张写出来的,“我们再看那本书的时候,难免一种奇怪的印象,有的时候简直觉得那本书的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胡先生以不知不觉间流露出来的成见,是多数美国人的成见”。
1935年,金岳霖的《逻辑》一书出版。此书被中国逻辑学界认为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纯粹逻辑”。
在西南联大时,金岳霖同朱自清、陈岱孙、李继侗等教授住在昆明北门街71号唐继尧家花园戏台的大包厢里。几位同人把大包厢最清净的角落划出来安置金岳霖的小床和小书桌,供他写作,并尽量不去干扰。金岳霖的《论道》一书就是在此地写就。
金岳霖在《论道》中将“间”和“时”区别开来,金岳霖说,《论道》的重点是时流,“这表示在那几句话:‘能之即出即入谓之几’。‘能之会出会入谓之数’。‘几与数谓之时’。这就使我回到无极而太极的宇宙洪流上去了”。
有人问金岳霖,为什么书名叫“论道”,金回答:“道有中国味。”他写《论道》时,冯友兰也在写他的《新理学》。两人常互看稿子,也互相影响。冯说自己的书是“旧瓶装新酒”,金的是“新瓶装新酒”,冯认为金对他的影响在于逻辑分析方面,而他对金的影响比较小,如果有的话,则可能在于“发思古之幽情”。
《论道》出版后,令金岳霖耿耿于怀的是,并没有多少人提出意见,唯一提出意见的是林宰平。他颇为寂寥地对冯契说:“《论道》这本书出版后,如石沉大海,一点反应都没有,没有评论……也没有人骂。”
金岳霖曾做过一次演讲,内容是治哲学和文学都要碰到一个“说不得”的问题,说不得当然难以言传,但是还要用语言表达出来,那么这种传达是借助于人的什么能力和工具来做到的呢?演讲过后,金岳霖又写了一篇文章《名言世界与非名言世界》,更加详细深入地探讨了这个问题。冯契听完演讲的第二天,遇到了汤用彤,他向汤介绍了演讲的内容,汤听完后感慨道:“金先生的思想真深刻!”
清华哲学系常组织师生进行讨论和辩论,尤以逻辑组的辩论最为热烈。组内教师都是金岳霖的学生或者学生的学生,遇到问题常各执己见,争得面红耳赤。不论是老师还是学生,只要认为对方讲得不对,便进行反驳,今天驳不倒,下次准备好再来。
金岳霖的好友沈性仁(陶孟和的夫人)告诉其弟沈性元,金岳霖对他自己要求极为严格,常常费了不少功夫写了厚厚的一叠稿子,当发现其中有不满意处,他便把全部稿子毁弃,重新开始写,有疑义就再作废而不惜,绝不将自己不满意的东西示人。
金岳霖一生写了三部著作,他自评:“比较满意的是《论道》,花功夫最多的是《知识论》,写得最糟的是大学《逻辑》。”
《知识论》原本于抗战时期就已经完稿,全文六七十万字。当时金岳霖害怕稿子毁于日机的轰炸,便时常带着稿子跑警报。到了山边上,他就坐在稿子上。一次,日机轰炸的时间太长,等轰炸结束时,天已经黑了,他站起来就走,忘了拿稿子。等他记起急忙回去寻找时,稿子已经不见了。金岳霖只好重新撰写,到1948年12月,重新写就的《知识论》终于完稿。
金岳霖两次撰写《知识论》,耗时十余年,从完稿到正式出版又用了35年之久。新中国成立后,张岱年碰见金岳霖,问金的《知识论》可曾写好。金答曰:“已经写好了,我写了这本书,我可以死矣。”1983年,即金岳霖去世前一年,《知识论》终于得以由商务印书馆刊行,金在序中说:“《知识论》是一本多灾多难的书……是我花精力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本书,它今天能够正式出版,我非常非常之高兴。”
【授业】
金岳霖留学回国后,受清华的委托创办了清华哲学系,并担任系主任。当时的哲学系只有金岳霖一名教师,只招到沈有鼎一个学生,一师一生,号称一系,成为美谈。而后的三十多年中,金岳霖培养了许多哲学人才,桃李满天下。金的同事汪子嵩说:“一直到1952年,清华哲学系的学生都是金先生的学生,或是学生的学生。”
胡乔木回忆老师金岳霖讲课,他“年轻力壮,讲课生动,很有吸引力,他旁征博引,上下古今无所不谈,学生非常爱听”。
金岳霖上课,先问学生们有没有书(英文本),然后请大家看第一章第一页。看完后,他问:“看了这页,你们认为有什么问题没有?”全班五十几名学生鸦雀无声。金说:“大家是不是认为这一页的话都是对的呢?”还是没人应声。金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怎么不讲话?这本书的第一章开头的地方,用词这么多,大体的意思是说那是很明显的,人类的知识是从感性来的。他说是‘很明显的’,你们说是很明显的吗?你们想一想是不是?人类的知识是不是从感性来的呢?比如说2+2=4这是从感性来的吗?”他接着说:“我希望同学们注意,以后在看书的时候,特别是当作者说那是很明显的什么、什么等等,你要动脑筋想一想,是不是很明显,问题往往错在这里。”金岳霖的这一席话对乔冠华触动极大,乔说:“在某种意义上,是他教会了我对任何事物要好好地想一想,不要相信书上的话,也不要听旁人的话的道理。”
季羡林虽然在高中学过逻辑,但是金岳霖讲的逻辑跟他学的不同,所以考不好。后来他才知道,金岳霖讲的形式逻辑跟自己学过的不是一个体系。金岳霖有一次讲到“我吃饭”一句话,说重读“我”,就表示:“我”吃饭,不是“你”吃饭。重读“吃”,就表示:我“吃”饭,不是我“拉”饭。
学生钱耕森回忆,金岳霖备课极为认真,每堂课前都写好详细的讲授提纲,提纲用钢笔写在没有格子的白纸上。天冷的时候,金走进教室坐定,从大衣袖筒子里拿出提纲来。到期末考试时,他打破传统的当堂闭卷笔试的方式,出一些哲学范围内的考题,让学生们到图书馆去查询资料,做好了再交卷。
金岳霖讲授“知识论”课程,许多学生叫成“认识论”,为此,金上课时专门解释“知识”和“认识”的区别,他举了很多例子加以说明:“对于桌、椅、木、石等死的东西,哲学家可以通过分析,论证其不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