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第1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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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还规定，考试后不再公布分数，只是私下通知留级的学生。他这么做是希望学生为了学问而学习，而不是为成绩而学习。
蔡元培在北大内部推广平民教育。1920年1月，北大平民夜校开学，蔡元培发表演说，高兴地称这天“是北京大学准许平民进去的第一日”。
北大建校25周年时，第二院大礼堂举行音乐会，演奏开始前，一些有票的学生的座位被没有票的学生占据了，进不了礼堂。蔡元培请无票的学生自觉退出礼堂，他说：“我们这里是北京大学的礼堂，不是沙场。”据川岛在《十五年前的一个小故事》中记载：“蔡先生说完这些话之后站在台上，只听见台下一阵鼓掌声，有一百多位没有持券的人都站起来，依着次序陆续的出去，大家静悄悄的。蔡先生还站在台上，含着微笑点首。我座位的周围是空虚而且寂静，眼看没有券的人一个个的退去，有券的人一个个的进来，第二院中还是那么静穆和严肃，音乐演奏会还是按时开幕。我鼻子一酸，含在眼眶里的眼泪要跟着蔡先生的微笑一齐出来，我不知道巍然在我前面的是高山呢还是大海。”
蔡元培一直坚持教育上的男女平等，他任教育总长时便颁布法令，宣布男女在教育上平等。不久，初级小学实行了男女同校，但高等学校一直未开放女禁。1919年12月，蔡元培任馆长的法文专修馆经蔡许可，招收了两名女生。之后，蔡决定先斩后奏，率先在北大招收女生，因为“一提议，必不通过。其实学制上并没有专招收男生的明文；如招考时有女生来报名，可即著录；如考试及格，可准其就学；请从北大始”（蔡元培语）。
1920年2月，因考试期已过，蔡元培允许王兰、奚浈、查晓园3位女生（后增加到9人）入校旁听。此事在北大校内外引起轰动，顾颉刚回忆，一日他去取《北大日刊》，发现报纸已经被同学强行买走，原来这天的报纸上登了三名女生的名字照片，大家要先睹为快。而外界舆论更是一片哗然，甚至总统徐世昌都出面警告北大，认为国立学校应该保持“崇高的道德水准”。但当时并无法律明文禁止男女同校，最后不了了之。是年秋，北大正式招收女生。
最早进入北大旁听的女生王兰是北大学生王昆仑的姐姐，当时因病失学在家，很想进北大求学。王昆仑去找蔡元培，蔡问：“她敢来吗？”王答：“她敢。”蔡说：“可以让她来试试。”于是王兰便进入北大读书，并率先剪了头发。
1920年10月，燕京大学男女两校合并，蔡元培应燕大校长司徒雷登之请，作为北京男校代表参加合并联欢会。但他却并不认为自己是男校代表，他说：“与我有关系的学校都不是专收男生的，法文专修馆，我是挂名的馆长，馆中有女生两人；在孔德学校，我是挂名的校长，校内一百多学生，女生比男生还多；我专任的国立北京大学，现在也有九名女生。这几个学校，可以叫作男校吗？”他的话引来台下阵阵掌声。
男女同校引起许多旧势力的不满。1920年夏末秋初，曹锟、张作霖在中央公园宴请各部总次长及军警长官。张作霖突然发问：“诸公可曾听说北京有个姓蔡的闹得很凶吗？”曹锟说：“是不是那个男女同校的姓蔡的？”张说：“可不是。”曹转身对王怀庆说：“老弟何不看管他起来。”
蔡元培的改革使得北洋军阀对他恨之入骨。五四运动爆发后，据说徐树铮竟在景山顶上架炮，炮口对准北大以示威。1923年，教育总长彭允彝更是不客气地下令：“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应免本职！”1927年，五省联军司令孙传芳更是下令通缉已逾花甲的蔡元培，蔡只好从浙江坐木船走海路逃到厦门。他对厦大浙江同乡会报告浙江革命工作，说到革命的不顺利处，竟痛哭失声。
林纾曾发表公开信斥责蔡元培的兼收并蓄，蔡复函谈及其办学主张，第一条为：“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兼收】
蔡元培主张兼容并包，他说：“大学之大，因其无所不包，各种言论思想均可自由，但亦不必出于互相诟骂。如各有主张，尽可各自鼓吹自己主张之长处，不必攻击或排斥他种主张。”
入主北大后，蔡元培大力进行改革。他延聘选拔有真才实学的各方面人才，容纳各种学术和思想流派。北大教员队伍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时学校面貌为之一新。据1918年初的统计，全校共有教授90人，从其中76人来看，35岁以下的43人，占57％，50岁以上仅有6人，占8％。最年轻的文科教授徐宝璜仅25岁，其他如胡適、刘半农等都是二十七八岁，1917年以后，北大30岁左右的青年教员相当多，其中许多是蔡从科学论文中发现而请来的。北大教授平均年龄仅30多岁，而同时期北大本科学生的平均年龄为24岁。
蔡元培初到北大时，北大国文课只有经史子集，外国文只有英文，教员只有旧派学者。蔡增加了戏曲和小说等科目；聘请了陈独秀、胡適、刘半农等新派学人；增开了法文、德文和俄文等外文学科。至此，北大新旧学者学者济济一堂：有主张新文化运动的胡適、陈独秀、鲁迅等人；有尊王、复辟的辜鸿铭、刘师培等；有中国共产主义的先行者李大钊，最早介绍无政府主义的李石曾，还有最早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夏元瑮……此外，他还延聘了钱玄同、俞同奎、沈尹默等一批原有教员，聘用了只有二十三四岁的梁漱溟等一批年轻学者，请来了刚从美国留学归国的女教授陈衡哲，聘请数学系老教授冯祖荀，外籍教授、地质系的葛利普等，以及画家徐悲鸿等。
蔡元培经汤尔和介绍而知陈独秀与《新青年》，就任北大校长后，他便去拜访陈独秀。与陈同住的汪原放回忆，自那日后，蔡“差不多天天要来看仲甫。有时来得很早，我们还没有起来，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之后，蔡聘陈为北大文科学长。黄侃、马裕藻对此颇为不满，抱怨道：“陈独秀不过能写点笔记文，怎么能做文科学长。”蔡说：“仲甫精通训诂音韵之学，如何做不得学长？”
庄森曾发表《蔡元培为陈独秀编造假履历》一文，文中说：蔡元培（孑民）校长为了使当时的教育部批准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造假说陈独秀曾毕业于日本大学，曾在安徽高等学校担任校长。实际上，陈独秀虽然多次到日本，但并未进大学，也没有当过安徽高等学校校长。
蔡元培说：“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在他“兼收”的办学方针指导下，当时的北大常有如此情形：黄侃在教室大骂钱玄同，而钱在对面教室如同未闻，照讲不误；梁漱溟和胡適打哲学对台，同时开讲哲学。
蔡元培的改革使北大的旧派学者颇为不满。北大请吴梅开设元曲课程，有人便造谣说在教室里唱戏；因陈独秀等人提倡白话文，又有谣传说北大用《金瓶梅》作为教科书。守旧学者更是直接在课堂中开骂。周作人就曾写到当时情形：“别的人还隐藏一点，黄季刚最大胆，往往昌言不讳。他骂一般新的教员附和蔡孑民，说他们‘曲学阿世’，所以后来滑稽的人便给蔡孑民起了一个绰号叫作‘世’，如去校长室一趟，自称去‘阿世’去。知道这个名称，而且常常使用的，有马幼渔、钱玄同、刘半农诸人，鲁迅也是其中之一，往往见诸书简中，（“五四”之后，蔡元培辞职，不久又回京主校。鲁迅对此甚为关切，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听说‘世’有可来消息，真的吗？”）成为一个典故。”
而在校外，研究系、安福系等旧派文人也对蔡元培发起了猛攻。林纾更是通过写小说的方式影射攻击蔡元培等人。林还给蔡写公开信，说学校里提倡非孝，要求斥逐陈独秀、胡適诸人。蔡回复道，《新青年》并未非孝，即使有此主张，也是私人的意见，只要在大学里不来宣传，也无法干涉。林深为恼怒，借徐树铮对蔡施加压力。后“五四”风潮勃发，这场新旧之争才平息下来。
旧派学者对蔡元培责难最深的便是对陈独秀的任用。周作人回忆：“北京御用报纸经常攻击仲甫（陈独秀），以彼不谨细行，常作狭斜之游，故报上记载时加渲染，说某日因争风抓伤某妓下部，欲以激起舆论，因北大那时有进德会不嫖不赌不娶妾之禁约也。”但蔡元培却极力维护陈，他还抬出辜鸿铭、刘师培两个旧派学者来保护陈独秀：“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按：指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挟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使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
但即便如此，蔡元培的兼收并包亦取得了很多旧派学者的拥护。在蔡、林之争中，辜鸿铭直接撰文支持蔡元培，称蔡“实为我孔孟旧学大功臣也”。五四运动后的“挽蔡”运动中，辜鸿铭在会上直言：“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而黄侃则说：“余与蔡孑民志不同，道不合，然蔡去余亦决不愿留。因环顾中国，除蔡孑民外，亦无能用余之人。”
1920年，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拟在《北大日刊》上登出启事，正式公开自己的身份。启事写好后，罗章龙和另一个同学一起去找蔡元培，要求登载在日刊上，蔡同意登载。之后，研究会又准备在北大会议厅召开成立大会，蔡元培不仅答应了罗等人的要求，还出席会议并发表了讲话。之后，他又拨给研究会两间房屋，作为办公之用。
蔡元培还请国外知名学者到北大讲学。美国哲学家杜威从1919年5月开始在北大讲学两年。之后，英国哲学家罗素、法国数学家班乐卫、印度诗人泰戈尔、德国学者杜里舒和卫礼贤、法国学者维勃吕尔、日本学者福田德三、美国生物学家柯脱、银行家斯蒂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