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第1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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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定自若，聊天如常”。
香港沦陷时，梁漱溟在敌机弹雨之中安然打坐，人问其故，他说：“我尚有大业未成，不会遽死！”
在港的文化人乘船撤离，天空有日机轰炸，水中有水雷骚扰，满船的人都惴惴不安，彻夜难眠，唯有梁漱溟鼾声如雷，睡得很香。有人问：“先生不害怕吗？”梁答：“怕什么，我是死不了的，我死了，中国怎么办？”
新中国成立后，袁鸿寿每受委屈，便愤不欲生。梁漱溟来劝说，不谈客观原因，最后总是对袁说：“不要对自己过不去。”袁听罢如醍醐灌顶，信中积怒顿消。
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北京人人都住到户外避险，梁漱溟却安居不动。家人再三劝说后，才在寓所后门的草地上露宿了几个晚上。
晚年，梁漱溟对艾恺谈及“文革”的遭遇时，只是说，当时“心里有点不愉快，几天我就过去了”。
94岁的梁漱溟谈及“文革”时又说：“行云流水，不足挂齿。”“‘文化大革命’是突如其来的，很突然，思想上没有准备。物质上受了点损失，也不是我一家一户，全中国的千家万户都受到骚扰。我的女人吃了苦头，我还好，活了下来，历劫嘛！所有的字画、简牍、图书都烧毁了。这些都是身外之物，没有什么。不过，思想是销毁不了的！”
1980年，美国学者艾恺专程来访，二人进行了数次长谈。有一次，艾恺问：“梁先生是年纪很大，而且具有智慧的人，你对人的死亡有没有见解？”梁漱溟回答：“我曾经说过死亡不会断灭。有些人认为人死了就完了，没有这个事情。我不是说过八个字‘相似相续，非断非常’。生命本来就是今天的我跟昨天的我相似就是了，前一分钟的我跟后一分钟的我相似就是了。其实早已不是一回事。相似相续，连续下来，不会断，非断。非常，常是恒常。还是一回事，不是一回事，早已不是一回事。人都如此，生命就是如此，那我也是如此。”艾恺又问：“人总是怕死吗？”梁漱溟答：“不愿意死。其实不需要怕，不需要希望长生。任其自然，因为任其自然才是‘廓然大公’。”
【温良】
20年代，梁漱溟在北京讲演《人心与人生》，听者每人收费一元。梁认为收费的目的“是真想让人来听，或因花过钱而注意听，否则不免有人随便入座并不真有兴趣听”。但他又怕有的学生没钱，于是特别说明没有钱者可以写信给他索要听讲券。唐君毅因“受到一种精神的威胁没敢去听”。不久，唐收到梁托人带给他的五元钱，因为梁怀疑唐是没钱才没去听的。唐君毅晚年回忆此事时，觉得对不起梁先生。
梁漱溟在香港办《光明报》时，梁任社长，萨空了任经理，梁的月薪是100元，给萨空了定的却是月薪200元。因他独自在港，花销小；而萨空了全家在港，负担重，梁又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一半，给萨空了补贴家用。
三四十年代，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研究院和在重庆办的勉仁国专都招收了许多穷困的学生，其中不乏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他从不问学生的政治倾向，当有学生被捕时，他便多方奔走、呼吁，保释被捕学生。段继李、高一宇、唐宦存、周述质等学生都得到过梁的帮助。勉仁国专一度成为民主运动的“保护伞”和“避难所”。
1944年，梁漱溟再婚，其次子梁培恕不能接受后母，抄一首写孀妇的诗“故人恩义重，不忍复双飞”给父亲。梁漱溟看后点点头，就算父子交换意见了。
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研究所的学生吴顾毓“文革”期间被以历史反革命罪判刑五年，刑满获释后靠糊纸袋为生，生活难以维系。梁漱溟得知其状况后，立即拿出存折，让袁鸿寿寄给吴200元。袁怕寄得太多给吴带来麻烦，每次给他汇去20元。此后，每次梁领到政协委员工资后，必到邮局汇去20元，一直到吴脑溢血逝世为止。梁漱溟又极力奔走，寻找证据，为吴平反，使得吴不至于含冤九泉之下。
袁鸿寿回忆梁漱溟：“梁老最初工资三百多元，后来减为二百多元，但每领薪之日即汇寄亲友之贫困不能维持生活者，从五元至三十元不等者若干家，自己家用只留百余元左右。……梁老之慈祥正直，乐于助人，我们是万万不能及的。‘文革’中，我在最困难时期，每月只给生活费9元，梁老闻之，不让我求助于我的老伴。他说：‘妇女受不得刺激，你还缺多少？’我说：‘我不能戒烟，每月还缺14元。’他立刻给我28元。他补充说：‘我平时修养不够，现在冤假错案，如此之多，心中还有不平之感。’”后来袁恢复名誉后补发工资一万多元，梁立即向他要回这28元，袁认为，梁提醒已摆脱困境者还借款，目的是给另一些仍在困苦中的友人雪中送炭。
在“梁漱溟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已91岁高龄的梁漱溟站着发言15分钟，主持者三次请他坐下，他都谢绝了。
由于不堪访客络绎不绝之苦，梁漱溟亲书《敬告来访宾客》：“漱溟今年九十有二，精力就衰，谈话请以一个半小时为限，如有未尽之意，可以改日续谈，敬此陈情，唯希见谅，幸甚。一九八六年三月，梁漱溟敬白。”前去拜访之人从墨迹的颜色上判断，那“一个半小时”的“半”字，是后来加上去的。
梁漱溟平易近人，每遇有人相求，只要他认为在理，必尽力帮助。复信他从不假他人之手，即便在垂暮之年也亦然。如一时无力作复，他便在未复的函件上注明“待复”。无论上门拜访的客人年长年幼，位尊位卑，他都竭诚相迎，别时送之门外，鞠躬揖别。送人著作，必在扉页上题字盖章，写上“××先生指正”，然后署名盖章，一丝不苟。
【悲悯】
1917年，梁漱溟从湖南回北京，一路目睹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写下《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一文，号召学人起来拯救苍生。梁将此文放在教员休息室中供教员们取阅，辜鸿铭看后称赞梁道：“有心人哉。”胡適则在日记中写道：“梁先生这个人是要闹革命的。”
1917年，梁漱溟完成其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认为解决中国问题应先进行社会改造，社会改造的重点是乡村，即进行“乡治”。
王先进回忆，一次，梁漱溟在山东第六中学讲到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时，愤怒地用手中的小草鞯（钉黑板用的）拍桌子，泪水如下雨似的从眼镜下流出。
某次，梁漱溟在北京街头看见一位拉人力车的白头发老人，十分吃力地往前拉车，而坐车的人，却拼命地催他快走，结果一下就摔倒在地上，白胡子上沾满了鲜血。梁见此情景，一下子便流出泪来，从此再不坐人力车。
30年代，梁漱溟在山东邹平搞乡村建设试验区，他长期在农村生活，只有过年时才回家住上几天。过年期间，他绝不看戏，也不许家人去看。因为他体会了农村的种种苦楚，认为看一场戏就花去几块钱，实在是一种罪恶。他曾写信给外甥说：“（我）回家矣，终不肯听戏（亦不叫你们听戏），盖在外县地方，看见老百姓之苦，觉得我们一听戏，随便就是几块或十块（包厢十块还不止），实属太过；而此心恻恻焉亦不生贪玩乐之心也。”
【逐求】
梁漱溟回忆：“我少年时有一种反对阔绰享受的心理。古人说：‘不耻恶衣恶食’，我则以美衣美食为耻。父母兄长皆爱看京戏，我不要看，我表示反对。……像‘第一舞台’（北京最早建筑最阔的大戏院）‘真光影院’（较早的阔电影院）那种车马盈门的情形我尤其憎恨，觉得我若侧身其间将是莫大耻辱。哥哥的心理与我不同，他爱享受而喜欢做官。记得有一次（约在一九一一年）我与母亲在屋内谈话，哥哥从窗外走过，母亲叹道：‘那一个是官儿迷，这一个是要革命的！’”
辛亥革命前，梁漱溟加入了京津同盟会，不顾家人反对，剪去辫子，以示和清廷决裂。辛亥革命爆发后，正在中学学习的梁漱溟没有继续上学，而是到同盟会机关报《民国报》任外勤记者。由于职业的便利，他更能清楚地看到上层社会的黑暗和下层民众的苦难，对革命很是失望，开始信佛，并一度想出家。
王先进回忆，梁漱溟在山东第六中学任教时，因社会上贫富不均，富者奢侈浪费，穷者无钱上学，故提议在招生简章中写明：有钱者多出钱，贫穷者少出钱，无钱者不出钱。此提议一出，遭到许多老师的反对。梁坚决道：“我辞了北大教职，到此地任高中部主任，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若这条章程通不过，我来做什么？”于是众老师便接受了梁的提议。但开学第二个月，管爨者便遇到了困难，第三个月便办不下去了。因为有钱者只拿出自己饭费的那份，管爨者让他们多拿，他们便说：“我们仅能供给自己读书，没有力量代人付钱。”无钱者不出，还嫌只有面食，没有大米，管爨者让他们交钱，他们便拿着招生简章说：“你们招生简章不明明说无钱者不出钱嘛，因为我们无钱才投考这个学校的。我们出不起钱。”而开始交少量钱的贫穷者也开始宣称自己无钱，拒不交钱了。面对此情形，梁漱溟只好辞职离开了。
梁漱溟认为，“乡治”是“中国民族自救运动最后的一个新方向”。他的乡村建设理论“萌芽于民国十一年（1922），大半决定于十五年（1926），而成熟于十七年（1928）”。梁漱溟认为，无论是维新变法还是辛亥革命，都是学习西方，结果却造成了中国乡村的衰落。他认为西方的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认为中国的自救之路，在于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为此，他倡导乡村建设，辞去北大教职，从1927年开始在河南、山东等地从事乡村建设实践，直到抗战被迫停止。
20年代初冯玉祥任陆军检阅使时，曾请梁到他的驻地北京南苑讲学，当时韩复榘在冯部任团长，曾听过梁的讲演，并对梁的乡村建设理论很是欣赏。当韩后来成为封疆大吏后，觉得梁的乡村建设理论中所谈的关于乡村基层组织的改革，有利于巩固和加强他的统治。而梁漱溟则认为，乡村建设必须依靠实力派才能得以实现，故而来到山东。他说：“我们与政府是彼此相需的，而非不相容的。至于依靠政权，则亦有不得不然者。”当他的追随者问他：“乡村运动为什么一定要在山东搞？为什么同一些意趣并不一致的人一起搞？”梁说：“除了山东之外还有什么地方能允许我们这样搞呢？原来意趣不一致的，到事实面前可能渐渐一致。”梁到山东后，韩对梁非常尊敬，言听计从，他甚至在省政府纪念周上公开对他的部属讲：“我就是迷信梁先生！”
梁漱溟一生热心于乡村建设。他说，“农村没有新生命，中国也就不能有新生命”，“我们只能从农村的新生命里来求中国的新生命”。“所谓乡治，就是替农村求新生命的过程”。
抗战爆发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研究院毁于战火，他在邹平以自卫名义组织起民众组织抗日，结果后来该组织一部分被韩复榘带走，另一部分投靠日本，做了汉奸。当地群众恨之入骨，以至于一些乡村建设的干部也被群众所杀。千家驹认为，通过此次惨痛教训，梁先生应当知道乡村建设之路行不通，故在桂林的《中国农村》月刊撰文指出乡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