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最后的荣耀--大明1592·抗日援朝-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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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流亡到日本的朝人叛逃者绑了几十个，送回汉城，又许了大把贿赂，说只要你们随便派个使团过来道个喜，就算完事。游说了半天，朝鲜总算勉为其难地答应派遣一个和平使团去日本，表达敦睦之意。
这头搞定了，宗义智赶紧敲锣打鼓告诉秀吉，说朝鲜人同意投降，会派一个输诚使团过来。秀吉自然也是大喜过望。
这样一来，两方面总算都交代过去了，至于接下来会不会露馅儿，露馅以后怎么办，宗义智压根没考虑过。最奇怪的是，他这种糊弄小孩子的手法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层出不穷，中日两国都涌现了好几位类似的“奇才”。这个我们在下文会专门提到。
总之，在宗义智连蒙带骗的周旋下，万历十八年四月，朝鲜总算勉为其难地组建了一个使节团，前往京都，名义是庆贺秀吉统一日本，还带了点土产——这就是许仪后在报告里所提及的“其年五月，高丽贡驴”。
使团五月份抵达京都，接待人是京都东福寺的主持景轍玄苏。玄苏大师是个政治活动家，专门替丰臣家打理外交事务。他告诉使团，秀吉一直在忙着打北条，无暇西顾，你们等等吧。使团只能老老实实等着，在玄苏的陪同下每日游览京都胜景，吟诗唱酬。
他们一直风雅到年底，秀吉才返回京都，腾出一点空来接见他们。主宾双方见了面，秀吉一点好脸色都没有，就招待了熟饼几张、浊酒一壶，然后抱着儿子鹤松自顾玩乐。鹤松忽然尿了他一身，秀吉在众目睽睽宽衣解带，公然换起衣服来。种种无礼，终于让朝鲜使团忍无可忍，愤而退席。
这不怪秀吉，也不怪朝鲜人，要怪就怪宗义智。秀吉以为朝鲜使团是来投诚的，自然不必屈意逢迎；朝鲜使团以为自己是来致贺的，不该被如此怠慢。宗义智骗得两边都误会了对方意思，自然谈不到一块去。
朝鲜使团不想再看见秀吉了，可出使任务还得完成。第二天，玄苏大师拿过去一封国书，说你们拿回去给国王，就算是这次出使圆满了。
朝鲜使团打开国书，傻眼了。秀吉在国书开头先自吹自擂了一通自己的高贵身世与丰功伟绩，然后写了一句直接刺激朝鲜人神经的话：“一超直入大明国，易吾朝风俗于四百余州……阁下方物而入朝，依有远虑，无近忧者乎。”（《续善邻国宝记》）
副团长金诚一当场就掀桌子不干了，他们来的时候，宗义智明明说的是祝贺使团，怎么现在成了纳贡称藩了？他指着国书上“阁下方物入朝”六字，对景轍玄苏说：“这六个字不行，得改。”
这六个字，大有玄机。
这封国书是秀吉写给朝鲜国王李昖的，这句话里的“阁下”指的就是李昖。古人用字讲究，一字一意，含糊不得。“阁下”虽是尊称，可那是称呼高级官员的。大明天子，要称陛下。朝鲜是大明的藩属，朝鲜国王低一格，一般要被称为殿下或者主上殿下。国书里劈头就管朝鲜国王叫阁下，无形里把朝鲜国王身份贬低了好几层。
“方物”的问题更大了。国家之间交往，难免要互相赠送礼品，礼品的名称是有讲究的。大国赠送藩属、外国，叫做礼币；藩属小国进贡天朝的，叫做方物，也就是地方特产。朝鲜送给日本的礼物，如果叫方物，等于朝鲜国是给日本进贡，地位被贬低了。
至于入朝，更不象话。入谁的朝？朝谁的贡？我们朝鲜是大明藩属，可不是你们蛮夷种的藩属。
这六字连读下来，简直就是把朝鲜当成日本的下属，是可忍，孰不可忍。金诚一表示，国书里那几句“一超直入大明国”之类的反动言论，虽是大逆不道，毕竟是你自家国中事务，改不改随便，但要把朝鲜降格，那是断然不行。
金诚一是当世大儒，玄苏是汉学名家，两个人在京都没少写诗唱酬，本来惺惺相惜。现在国书一递过来，两人立刻都翻了脸，吵得不可开交。
两边争吵了半天，拿出了一个折中方案。日本方把“阁下”改中性词“贵国”，把“方物”改成“先驱”。至于“入朝”二字，不能改，景澈玄苏给了个解释，说这个“入朝”里的“朝”指大明。
金诚一是朝鲜大儒，认识汉字，知道这是和尚糊弄人呢。玄苏却再不肯让步了。最后使团正使黄允吉怕耽误事，出来打圆场，于是这句话在正式公文里，变成了“贵国先驱而入朝”。
汉文博大精深，这句话是有歧义的，可以从两方面去理解。从秀吉的角度，这句话的意思是“贵国作先驱，去攻打大明”。而从朝鲜人的角度理解，这句话可以解为“贵国做先驱，入朝纳贡”。双方各取所需，皆大欢喜。
使团临走前，景轍玄苏还不忘吓唬一句：“今日之议，不得首鼠两端，不欲讲和，乃欲战耳。”（《赖山阳著日本外史丰臣氏八》）明确向朝鲜提出了要求，希望他们配合日本讨伐大明。
使团在万历十九年春天回国以后，把日本的恶劣态度汇报给朝廷。李昖除了气愤之外，心里也有点没底，召集群臣商议，看日本人到底会不会打过来。前面说了，朝鲜对日本的情报极其匮乏，大家心里都没谱儿。
大臣们有说日本人是狼来了，有说这回真是狼来了，没个定论，把球还是踢回了使团正使与副使脚下。
本来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这时候朝鲜这个时候对日本警觉的话，那么至少还有一年的时间可以准备。
可巧这个使节团的正使黄允吉是西人党，副使金诚一是东人党，两人势同水火。黄允吉认为，力主日本会发动战争；隶属东人党的金诚一秉承“凡是敌人赞同的我就反对”的原则，立刻说我看倭人不足畏！
金诚一在国书交涉的时候又表现抢眼，为国家在文字上争光，得了不少分。李昖觉得这是一位良臣啊，比黄允吉可信，良臣说的话，又怎么会错呢？
此时的西人党正处于低潮期，东人党虽刚刚分裂成了南人党和北人党，这会儿还能一致团结对外，都反对西人党，于是金诚一的意见最终占了上风。
于是一个关系到生死存亡的战略问题，又被一群“党员”变成了互相攻击的党争话题。备战一事就在东南西北的麻将声中，不了了之……
既然最终结论是日本不会开战，那朝鲜便不必费心准备什么，随便下了道诏书让釜山整饬警备了事。至于执行没执行，就不知道了（尹国馨《闻韶谩录》；金时让《涪溪纪闻》）。
朝鲜上了这么一个大当，从此再也不信宗义智那个大骗子。等到同年夏天，秀吉再派宗义智出使朝鲜时，朝鲜干脆连釜山港都没让他出，直接撵了回去。只有玄苏到了汉城游说了一趟，也是无功而返。
倭寇的事处理完了，可还有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宗主国大明那边该不该知会一声？要知道，这次出使虽然有礼有节，可毕竟是私通外使，论理是逾越的，这么报上去了，说不定会被批评。
李昖心里又没底了，召集群臣商议。党争这时候又起来了。大司寇尹斗寿是西人党，说应该上报大明。领议政李山海是东人党，说不应该说。下面群臣赶紧两边站好队，捋起袖子准备开吵。
东人党里有一个人，叫做柳成龙，官拜左议政，是南人党的领袖，和北人党领袖李山海一直不对付。柳成龙这个人对党争其实不是很有兴趣，但在朝鲜，不党争，就会被淘汰，他也只能身不由己。请记住这个名字，这是一个日后将成为壬辰战争中朝鲜中流砥柱的人。他对朝鲜最大的贡献，就是破格提拔了一位置全罗道左水使，叫做李舜臣。
这次吵架，柳成龙其实是赞同尹斗寿的观点，认为必须知会大明一声。可碍于朋党之分，他没法把话说得太清楚，只得站出来委婉地对国王说：“跟邻国通使来往，实属平常。有事当然得上报，但得谨慎点才行，我觉得李山海说得对。”（《再造藩邦志》）
前半句柳成龙说的是真心话，后半句纯属是照顾李山海面子，所以观点有点含糊。结果这话被李昖给听歪了，大手一挥，说行了，我有主意了！
史书说这位国王“天资岐嶷，气度英毅，人皆异之”，从他后来的表现看，大智慧是没有，充其量是有点小聪明。现在他的小聪明开始发挥了。
李昖挑选了一位叫金应南的使者进京面圣，在临走前，他对金应南面授机宜，说你到了辽东以后啊，先别声张，打听一下消息。如果大明不知道日本的事儿，你就直接回来；如果大明已经知道这事儿，你再打出奏报倭情的旗号去北京。他们要问消息从哪里来的，记住千万别说咱们跟倭寇有通使来往，就说听海上流民说的（《宣祖修正实录》卷25，二十四年五月乙丑）。
金应南对领导的指示心领神会，把旌节打个卷儿裹到怀里，朝着辽东日夜兼程而去。
李昖打的好算盘，可惜人算不如天算。殊不知，他们这点儿偷偷摸摸的龃龉事儿大明早就知道了……
第四章 辩诬与联合国军
且说金应南得了李昖面授机宜，一路兼程，进入辽东。按照计划，金应南打算在辽东搜集一下情报，看看大明到底知道不知道日本的事。这一打听不要紧，吓得他脸都绿了。
原来从今年开始，辽东一带开始有奇怪的流言四处传播，都说日本鬼子要入侵大明，高丽人要给鬼子当伪军。对这些流言，官员们和读书人一笑置之，可普通老百姓不懂，流言说什么就信什么，越传就越玄乎。
有一次朝鲜王子访华，一共带了十顶轿子，高高兴兴过了鸭绿江。也不知谁扯了一嗓子朝鲜军入侵，吓得鸭绿江附近的八站百姓一夕数惊，四散奔逃，扶老携幼躲进山里，好几天才敢出来。
还有比这更离奇的故事。民间传说，一位朝鲜使臣赴京朝贡，回程时寄宿在金石山一家姓河的人家。朝鲜使臣的翻译官对主人说：“你要有三年五年的陈酿好酒，赶紧拿出来喝吧。”主人问为什么，翻译官露出高深莫测的笑容：“过一阵朝鲜大军就要杀过来，到时候，你就算有命收藏也没命喝。”（《再造藩邦志》）（后来这个故事传回了朝鲜，朝鲜国王一听，当即大怒，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打死了不少无辜的翻译官，真是无妄之灾。）
这个故事极具煽动性，不由得人不信。类似这样的流言，在辽东传得满天飞。这些流言的发端已不可考。不过仔细想想，日本为了战争所做的一连串大动作，不可能瞒得密不透风。路过的海商、来往的驿使、逃亡的工匠，太多人有机会觉察到即将到来的战争阴云。
这些人没有许仪后那么高的觉悟，可能不会上报朝廷，但他们总会把心中疑惧说给身边的人知道。这种八卦极具传播价值，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成了全国皆知的秘密。当时辽东传成什么样呢？“辽人疑朝鲜有异志，多所荧惑。”（《再造藩邦志》）已经闹得快炸开了锅，让当地官府和驻军头疼不已。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不光是辽东，连北京都开始对朝鲜起了疑心。
自从陈申和苏八两份倭寇入侵的报告打到北京以后（当时许仪后报告还在路上），内阁很快拿出了应对之策，指示让从天津到江浙、福建等处边境镇守督抚整顿兵事，严备海防——因为根据以往倭寇袭击的经验，大明官员认为日本人应该是会从沿海直接登陆。
安排完国内的事情，大明官员们忽然想起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