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全书-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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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慈悲只是一种表面现象，那些蓬头垢面的乞丐出入餐馆并不影响大怪的生意，因为他经营的不是饭店，而是贩毒。只有真正“要饭的”乞丐才会到这里来接受施舍，最初大怪、三文钱、寒少爷只是将这些缺胳膊少腿的叫花子组织起来，给他们划分好地盘，每月收取保护费。97年，三文钱不满足做一个乞丐头子，开始利用这些乞丐进行贩卖毒品，给他们一些残羹剩饭，然后让他们运毒、出货。这个菜馆成为了一个隐蔽的毒品窝点。
99年2月，那个叫蒋卫东的实习民警曾经来这里进行过两次调查，第一次他买了一只叫花鸡，什么话都没有说，第二次，他又买了一只鸡，走进厨房直接对大怪说，“老板，我想向你打听一个人。”
“谁？”大怪问。
“三文钱。”
“不认识。”
“直说吧，我是警察，我怀疑你贩毒，你最好识相点，虽然现在还没掌握证据，我这也不是正式问讯，就是私下里和你聊聊，下次再来，我会穿警服来，你要聪明的话，就给自己留条后路，以后也算是立功表现，再问你一遍，三文钱在哪？”
“在你背后。”
蒋卫东回头一看，却什么都没有看到。
艺术的眼光应该无处不在，并不是只有蚂蚁和蚯蚓才可以看见地下的事情。一年后，登峰街旧房拆迁，从院内的树下挖出了一具骸骨，从一个生锈的腰带卡可以判断出，死者是一个警察。
大怪站在院里那棵树下的时候，会有异样的感觉，他的脚下埋着一个死人。他用杀鸡的手杀了一个人，他将那警察打晕，勒个半死，象杀鸡那样在脖子上割一刀，将血放入木桶，那木桶里本来有半捅鸡血，慢慢的就注满了。事实上，他一边杀人一边呕吐，直到他把死者埋到树下，他感到一种虚脱，心里还有一种恨意，他觉的自己刚刚消灭了全世界。
从那天开始，大怪常常做一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的胳膊上脸上有很多密密麻麻蜂窝状的小孔，从小孔里爬出肉嘟嘟的白虫子。他并没有感到恐惧，但也不是象以前那样坦然自若，恐惧和坦然，他既不选这个，也不选那个，这便是他杀人后的选择。
2000年8月21日，晚上十一点，一个脸色苍白的年轻人走进富贵菜馆，他找张桌子坐下，大怪说，“打烊了。”
年轻人说，“我找人。”
“找谁？”
“三文钱。”
大怪看着年轻人，摇了摇头说，“不认识。”
年轻人慢慢的拿起桌上的茶壶与一茶碗放置茶盘中，另一碗置于盘外。大怪看了看，表情有点诧异。年轻人又从邻桌拿了两个茶碗，将四个茶碗横放在于壶的左边，第三杯倒满水，端起来，递向大怪，端的姿势很奇特，右手拇指放在茶碗边上，食指放在碗底，左手伸三指尖附着茶杯，大怪以同样的姿势接过茶碗，一饮而尽。
这是一套江湖茶阵暗语，由明末清初的洪门开创，现代的特警作战手势中也有不少是根据黑帮手势改编的。例如垂下手来，手掌置于腰间高度，掌心向上，手指分开成抓状，这代表“狗”。山西一些农村出殡时至今也有老年人行规范的洪门礼。
那个脸色苍白的年轻人就是高飞。
他摆的茶阵的第一个意思是：自己人。
第二个意思是：求救。
大怪喝下那碗茶表示认可了他，应允了其请求。
第三十六章 广州车站
一片树叶藏在哪里最不容易被发现？
一堆树叶里！
一个坏人藏在哪里最不容易被发现？
广州火车站！
中国下三烂的高手几乎都聚齐在这里，用武侠小说中的恶人谷来形容广州火车站一点都不为过，这是一个藏污纳垢之地：盗窃、抢劫、诈骗、强迫卖淫、拐卖人口、黑公话、假币、假发票、倒票、非法拉客、野鸡车……二十二年来，每天都在这里发生多少犯罪案件？
治安恶化的那几年，因为受害者太多了，每天在派出所报警的人都要排队，甚至有受害者在排队等候报警时竟又再次遭偷窃或抢劫。
一个公交车司机说，因财物被偷抢诈骗的身无分文而请求免费乘车的旅客，平均每天有100多人。路过广州火车站的公交车上有一些奇怪的现象，大家都不愿意坐在靠窗的位置，给老人让座老人不敢坐，问路时没有一个人愿意回答。
湖南岳阳火车站门前的治安岗亭，有这样一幅醒目的标语：“请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广州火车站广场有个牌子，最初，上面写的是“有困难，找民警。”几年后换成了“请不要在此大小便。”又过了几年，在各种办理假证件，招聘公关小姐的信息中，可以辨认出一行黄色的字：“坚决打击两抢一盗”
我们的眼泪应该从1983年流起。
潮汕人最先来到火车站周边，他们经营小生意，集聚一些资本后，就开始炒票。火车票、汽车票，成为黄牛党在市场上呼风唤雨的盈利资源。面对市场竞争，老乡聚合在一起，“潮汕帮”出现了。这是一个以生活地域和方言为划分特征的松散团体，除了倒票之外，还从事拉客，两年后，私人运输的车辆越来越多，一个以广州本地人为主的拉客仔群体出现了。原本互不干涉的“广州帮”和“潮汕帮”开始出现摩擦，爆发了几次大规模的械斗之后，“东北帮”和“湖南帮”悄然崛起，“潮汕帮”失去霸权地位转而向旅客兜售假发票，他们找了一群臭烘烘的老娘们在出站口卖地图和列车时刻表，老娘们装成发传单的样子，如果有人顺手一接，那么一大群人马上围了过来，无奈之下，只得花高价买下才安全走掉。
在90年上半年，操东北口音的在火车站无人敢惹，下半年换成了湖南人称霸一方。广州人也开始雇佣外省的无业游民，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广州火车站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形势。
1991年，春节前后的“民工潮”超出了（文）人们的预计。客流高峰（人）迅速出现，大批外来务工人（书）员滞留在广州（屋）火车站，几千人流浪街头。广州火车站及其周边地区的治安状况迅速恶化。从事非法营运的黑车越来越多，数以百计的拉客仔将人哄骗上车然后将旅客在半路甩下。
“踩脚帮”和“丢钱帮”就是那时兴起的。
“喂，小子，你踩我脚了。”一个人故意往你的拉竿箱上踢一下，然后对你这么说。在这一刻，你的机智和应变能力会受到考验。
你有三种选择，一，若无其事的继续往前走，二，大吼一声滚蛋，三，低三下四的道歉。任何一种选择都有可能导致一大群痞子把你包围，包围之后就是敲诈和勒索。
“丢钱帮”属于一种低劣的骗术，利用人贪财的心理，很容易被识破，值得一提的是，广州火车站附近的骗子在恼羞成怒之后会实施抢劫，也就是说，这是一群伪装成骗子的劫匪。
随着警方的打击，不少犯罪团伙不得不另辟蹊径，“湖南帮”在逃避警方打击的过程中改变了作案方式，利用孕妇儿童、病人和老人来卖假钞和假车票。以四川人张凯为首的犯罪团伙，开始拐卖和强迫妇女卖淫，他们在广州火车站四处寻找那些从外地来打工的年轻女子，以介绍工作为由，骗上车将其拐卖。广东陆丰县一个以手淫度日的老光棍，花8000元买了一个媳妇，多年后，当地警方将那女子从一个封闭的石头屋子里解救出来时发现，女子已经精神失常。
91年，内地的“发廊”还被称为“理发店”，而在广州就出现了不洗头的“洗头房”，还有很多小旅馆，旅馆设施非常简单，多数房间内只有一张由两条凳子架起的床板，那床不是提供睡觉的，而是提供卖淫的。
92年，东北人周伟，纠集46名老乡，也开始介入到拐卖妇女的犯罪中来，不仅如此，他们还联合广州当地烂仔，结伙在广州车站以冒充旅客亲戚、朋友或朋友的司机等接站的方式，对旅客实施诈骗和抢劫。
从此，各种新型犯罪现象不断滋生。
93年，王井记专门物色一些流浪街头的少年，负责他们吃、住，并对这些孩子进行犯罪技巧培训，一帮职业小偷出现了。
广东中山大学的傅未明教授一下火车就被偷走了包，警察在多方调查未果的情况下不得不使用特殊手段才找回来，在一个出租屋里有过这样一段对话：“我来找你，我现在的身份不是警察，就是你的朋友。”
“直说吧，你丢了什么？”
“一个包。”
“包里有多少钱？”
“一分钱也没有。”
“那……”
“就有几张破纸，是一份学术论文。”
“好，你等我二十分钟。”
“恩，请你喝酒。”
95年，有一伙喜欢穿黑衣服的人长期在火车站抢夺旅客财物，被称为“黑衣党”。他们大多在晚上活动，如果是在白天，他们就蒙面抢劫。
97年，以三文钱为首的“丐帮”悄然兴起。
98年，迷药抢劫频发，帮派内称这种手段为“杀猪”，以“河南帮”居多。而后演化成飞车抢劫，又以“砍手帮”臭名昭著。
99年，手持据称有艾滋病毒的注射器威胁索要旅客钱财的“扎针党”也出现了。各种犯罪行为的聚集，使广州火车站一度有了一条200多米的“惊心路”。
西广场通道人行天桥的二层平台上，每天都有十几名男女或坐或卧，他们大多神色萎靡，衣衫褴褛，深陷的眼窝中流露出冷漠的神色，一个三十岁的人看上去象五十岁，一名面色发青的男子，朝天撅着屁股，褪下的裤子都懒得提上去，他刚刚在自己的腿股上注射了用水稀释的白粉，裤子还没提起来就把眼睛闭上了。这里是火车站附近吸毒者的栖息地，他们正大光明的吸毒，为了搞到毒资就在天桥上向过往旅客偷、抢和敲诈。离天桥不远处，火车站雇佣的保安手握一根棍子，紧紧盯着天桥上的“瘾君子”们，他的职责除了看管寄放在这里的摩托车和自行车外，最重要的就是阻止“瘾君子”下到这里来，如果他们要是下来，他就拿棍子打他们。
面对严峻的治安形势，从83年以来，各级政府年年组织多方力量，开展“严打”行动，大量犯罪团伙被摧毁，然而，“严打”的效果并不能持续很久，整顿过后，故态复萌。犯罪团伙重新洗牌，通过暴力分割势力范围。例如“拉客帮”被打掉之后，分裂成五大帮派：“郑老五帮”，湖南人，负责站西路一带；“汕头帮”，负责走马岗一带；“潮州帮”，负责沙涌南一带；“刘老四帮”，四川人，负责草暖公园一带；“老杨帮”，也同在站西路。当时5个帮派中，“郑老五”和“刘老四”稍大，相互之间经常发生摩擦，但都不能吃掉任何一方。
在各帮派之间争抢地盘的过程中，“东北帮”逐渐控制了广州火车站的拉客市场，来自黑龙江省鸡西市的邹光龙成为了野鸡车市场的老大，他拉拢腐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很快控制了站东广场的拉客市场，又控制了“野鸡车”的客源。
2000年，以邹光龙为首的广州“背包党”出现。
据广东电视台《社会纵横》调查报道，有近1000名从事“拉客住宿”的成员活跃在广州火车站广场。他们分成20个队，每队由一名队长分管50人。
“背包党”最初只是为野鸡车和旅馆拉客，后来他们的包里装上假发票、假车票、酒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