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苏三国演义-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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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维护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和杜勒斯提出实行美之名曰“新面貌”的外交战略，改变了一家独干的作法，而加强与外国政府的全面合作：

在欧洲，美国加强与西欧盟国的合作，号召建立强大的西欧，加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力量，联合英、法等国对付苏联。在亚洲，先和日本签订了《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同蒋介石集团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还同英、法、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签订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又在南越扶植傀儡政权，插手老挝、柬埔寨内政，企图控制印度支那国家。在此基础上，继续推行拼凑军事集团的政策。

在军事上，认为杜鲁门的“遏制”政策使美国力量过于分散，负担过重，改而推行“大规模报复政策”，以核武器为威慑工具，把核武器作为主要打击力量，对别国进行核讹诈。

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认为二次大战后中东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汹涌澎湃，英、法等老牌殖民主义者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中遭到惨败，力量大为削弱，再也无法维持在中东的殖民统治而不得不撤出埃及等地区，从而出现了所谓的“政治真空地带”，苏联正在设法填补这个“真空地带”，中国在中东的影响也日益扩大。

为抵制苏联和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实现美国称霸中东和世界的目标，以战胜所谓的“共产主义威胁”。　　１９５７年元旦，艾森豪威尔在白宫会见新选出的美国参众两院的美国民主党、共和党两党领袖，要求他们支持他作为美国总统提出的美国对中东政策的一篇新宣言，他郑重其事他说：

“我们是决心要维持西方在中东地区的权利的。在中东出现的真空必须在俄国人进来之前由美国来填补。”

经杜勒斯一番紧张的密谋策划，艾森豪威尔总统于１９５７年１月５日向国会提出一项关于中东政策的特别咨文。咨文的主要内容为美国国会授权美国总统在中东地区实行“军事援助与合作计划”，可以“对付共产主义威胁”为借口，在中东使用美国武装部队；两年内额外拨款４亿美元，向中东国家提供经济援助。

艾森豪威尔为利用这一计划控制中东，特意强调说：

“美国可以答应向其提出要求的任何中东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尽可能提供军事援助；可以使用武装部队，反对国际共产主义控制的任何国家发动的武装侵略，以巩固和保障求援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

咨文还特别提出在两年内额外拨款４亿美元，用于收买中东国家。

这就是臭名昭著的“艾森豪威尔主义”，又因系杜勒斯积极帮助抛出和推行，故亦称为“杜勒斯——艾森豪威尔主义”，亦称“填补力量真空主义”，它最先应用在中东，后来被杜勒斯推广到全世界。

艾森豪威尔满以为他为美国想出了称霸中东和世界的计划，在国会一定会受到热烈欢迎，因而１月５日兴致勃勃地去国会山做特别咨文演说，但这个咨文却受到美国议员们的冷遇。

艾森豪威尔好生懊恼，忙让国务卿杜勒斯去说服美国议员。１９５７年１月７日，杜勒斯到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他对美国议员说：

“如果没有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中东就将丢失给共产党人。如果失去中东，那将是苏联共产党人所能获得的最大胜利，因为如果苏联得以进入中东地区，他们事实上就可以不必通过战争而取得西欧！”

然而，美国政界对艾森豪威尔主义仍疑虑重重，美国前总统杜鲁门认为，“艾森豪威尔主义无法与强大的苏联和中国抗衡，而且这个政策提出得太晚了。”

艾森豪威尔的竟选对手艾德莱史蒂文森认为，艾森豪威尔主义的推行者杜勒斯既没有赫鲁晓夫的幽默，更缺乏周恩来的智慧。他说：“应该填补的第一个真空，不是中东而是美国国务院！”

艾森豪威尔讽刺杜鲁门、史蒂文森是长中国和苏联的威风而灭美国的志气，他针锋相对地吹捧他的国务卿说：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是一个杰出的具有献身精神的人，他总是善于在困难的条件下，做出非常了不起的工作成绩。”

杜勒斯被艾森豪威尔吹得心花怒放，兴冲冲来到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作证，没想到颇有势力的参议员汉弗莱、富布赖特、拉塞尔又向杜勒斯连续发动猛烈进攻。富布赖特以民主党的名义宣称：

“在现任国务卿的指导之下，我们同我们最亲密的盟国的关系已经发生了灾难性的和出人意料的破裂……”

杜鲁门和史蒂文森也指责杜勒斯要把美国拖入中东战争中去。杜勒斯依仗艾森豪威尔撑腰，阴沉着脸回答美国议员们的追问称：

“眼前还没有计划要把美国军队驻扎在中东，但是，如果国会拒绝通过体现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决议，美国军队就极可能会在中东投入战斗；然而，如果通过这个决议，就不大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不测事件。”

经过在国会山进行９个星期的激烈争吵，艾森豪威尔主义终于被美国国会通过成为法律，这股祸水立即冲向中东，在中东掀起更激烈的争斗。

中国对艾森豪威尔主义迅速做出反应。　　１９５７年２月初，周恩来访问锡兰，在科伦坡答记者问时，揭露美国推行艾森豪威尔主义，以援助为名侵略亚非国家的实质说：

“为从事建设的国家所需要的外国援助，会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欢迎，这种援助必须是真诚的并且不附带条件，但是为了取得特权，为了建立军事基地和为了使接受援助的国家加入军事集团而提供的援助是不会受到人民的欢迎的。”

１９５７年３月５日，周恩来在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所做的《关于访问亚洲和欧洲十一国的报告》对艾森豪威尔主义进行了有力的揭露：

“在我们出国访问期间，中近东一直是国际局势的焦点。紧接着英法对埃及的侵略被击退以后，美国政府就宣布了艾森豪威尔主义，公开主张由美国来填补英法殖民主义者在中近东地区遗留下来的所谓真空，使中近东局势重新趋于紧张。因此，我们有必要把这个问题特别提出来谈一下。”　　　　接着，周恩来以犀利的语言揭露其目的和手法称：

“美国的目的只是为了夺取和代替英法在中近东的殖民地位。艾森豪威尔主义完全证实了这一点，……美国政府这次提出艾森豪威尔主义，又是用反对共产主义威胁的口号做烟幕。其实，所谓苏联或者任何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中近东形成威胁的话，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

周恩来又进一步指出，艾森豪威尔主义才是中近东形势紧张的罪魁祸首和根源：

“事实上，目前威胁着中近东各国的正是美国的艾森豪威尔主义。它集中地表现了美国政府进行扩张和侵略的惯技，那就是，以反共、反苏为借口，以制造紧张局势为手段，来达到镇压民族独立运动、排挤英法殖民利益和扩大自己殖民势力的目的。这就是美国新殖民主义的实质。”

仿佛是要给周恩来关于艾森豪威尔主义的论断提供证据，杜勒斯首先把黑手伸进约旦。

当时，　　２２岁的约旦国王侯赛因在中东政治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他性格坚强，执政方针灵活，因而使约旦在风云变幻莫测、错综复杂的阿拉伯世界中，一直保持着独立自主和安定的局面。侯赛因因而被看作是对解决中东问题具有重大影响的关键人物之一，美国和苏联都对他刻意拉拢。

美国见侯赛因为人倔强，不对美国言听计从。为贯彻艾森豪成尔主义，就想从他身上开刀，并且很快就找到了下手的借口。

年轻的侯赛因国王勤于工作，乐于接近民众，约旦人谁都可以进宫求见国王，因而侯赛因与民众关系较好，美国很难找到插手约旦事务的借口，便派“记者”到约旦寻衅闹事，遇到一个汽车司机问道：

“侯赛因处事八面玲玫，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是个好国王吗？”

约且汽车司机怀着崇敬之情侃侃而谈：“真主除外，他是我们的最高统帅，他保护我们，帮助我们，我们很爱戴国王。”

美国“记者”挑拨说：“不见得吧，有人说他是俄国人的走狗

约旦汽车司机勃然变色训斥说：“你再敢对我们的国王说这种混帐话，我就揍你，非打得你七窍出血不可！”

美国“记者”吓得扭头便走，又根据美国当局的指示暗中挑拨离间，费尽心机才挑起约旦“左翼分子”与侯赛因国王的支持者之间发生了武装冲突。

社勒斯虎视眈眈多日，将此视为在中东推行艾森豪威尔主义的一个绝好机会。他马上到白宫会见艾森豪威尔，声称侯赛因国王是美国在中东推行艾森豪威尔主义的重大障碍，侯赛因国王推行灵活外交是对艾森豪威尔主义的最重要挑战。

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立即像一只穷凶极恶的老狼扑向善良软弱的小羊，花言巧语说什么美国认为“约旦的独立和完整是极其重要的”，发表声明宣称“不准共产主义赤化约旦”，还命令美国第六舰队的舰只立即从法国的里维埃拉起航驶向东地中海，又宣布美国部队准备在几天之内空降约旦。

一时间，约旦上空战云密布，一场劫难就要来临。为保护约旦国民免于生灵涂炭，侯赛因只得再次推行灵活措施，压制受苏联支持的约旦“激进的左翼民族主义者”的活动，然后给杜勒斯灌迷魂汤说：“美国的干预立即在约旦产生了效果，约旦危机没有进一步发展，美国给中东政治加入了一种新因素，艾森豪威尔主义很快生效了。”　　　　　　　　　　　　　　　　　　　　杜勒斯大喜，他认为美国成功地稳定约旦局势是推行艾森豪威尔主义在中东首战成功，马上向约旦提供３０００万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侯赛因国王对美援照收不误，对外又公然宣称约旦与艾森豪威尔主义没有关系。杜勒斯对侯赛因玩的这套把戏心里有数，暗想你侯赛因在大事上听话就行，说些自圆其说的话则不必深究。

艾森豪威尔、杜勒斯见推行艾森豪威尔主义在约旦初战告捷，马上派总统特使詹姆斯理查兹在１９５７年三四月间访问除埃及、叙利亚外的中东大部分国家，宣称理查兹手中现有两亿美元的军事经济援助可以很快灵活使用，到６月底派定了１．　　７４亿美元的用场，其中１．　　２３亿美元用于中东国家的经济开发，５１００万美元用于军事目的。

美国在约旦得手后，又把矛头对准不服从美国支配的叙利亚政府。

艾森豪威尔派总统特使洛伊亨德森前往土耳其，同土耳其领导人曼德列斯一起制定了代号为“斗蓬和匕首”的政变计划，企图在１９５７年８月发动政变推翻叙利亚政府。其阴谋被及时揭露后，美国指使士耳其把以“哈塔伊机动部队”著称的部队调到土耳其与叙利亚边境，同时命美国第六舰队驶人东地中海，不断对叙利亚采取挑衅行动，还准备对其进行武装干涉，这就使叙利亚形势严重尖锐化，出现了类似英、法、以色列三国侵略埃及前面临的恶劣形势。

中国对美国威胁叙利亚做出强硬反应，在１９５７年９月１５日为保加利亚政府代表团访华举行的盛大宴会上，周恩来总理郑重宣称：

“正当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为进一步和缓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