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苏三国演义-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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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国家。
于是，伊拉克代表法迪尔贾马利登上讲坛做诬蔑共产主义的长篇发言，他把共产主义说成是（新式殖民主义”，把矛头直接指向苏联和中国，公然要求对苏联和中国采取所谓的“防御措施”，直到苏联、中国“在思想上解除武装”。
真是无巧不成书，当时有个西方记者手里正好拿着一份美国新闻处刚刚广播的《纽约时报》４月１８ 日社论，他漫不经心地稍加对照，立刻发现贾马利讲的全是美国报纸上的话，例如《纽约时报》社论就鼓吹亚非会议把注意力放在反对共产主义上，而不要去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
美国的暗中干扰和破坏给亚非会议投下了阴影，贾马利的发言扰乱了会议的主旨，顿时使会议气氛紧张起来，幸亏埃塞俄比亚、日本、约旦、老挝、黎巴嫩、利比亚等国代表相继发言，表达亚非人民憎恨殖民主义的共同心声，才没使会议气氛继续恶化。
美国对此极为恼火，加紧策动一些受美国影响的国家扭转亚非会议的反帝反殖大方向。
菲律宾代表罗慕洛与贾马利同唱一个调子，开始抨击共产主义。他诬称共产主义是新形式的殖民主义，主张既反对殖民主义，也反对共产主义。有人秉承美国旨意，攻击中国搞颠覆活动，利用海外华侨的双重国籍威胁亚非国家政府，甚至有人攻击“和平共处”，要中国表明对“和平共处的诚意”。
这样，经罗慕洛等卖力煽动攻击中国，使亚非会议的气氛更趋紧张，万隆上空乌云滚滚，激烈的争论随时可能爆发，亚非会议面临崩溃与分裂的边缘。许多国家暗暗观察受攻击对象中国人的脸色，看中国人如何动作。
４月１９日下午，万隆突然来了一阵热带暴风雨，雨大风狂，粗大的树枝被刮断，雷鸣电闪，令人触目惊心。美国“记者”幸灾乐祸说，这是亚非会议的凶兆，各国代表都得准备乘兴而来，败兴而去。
这时，亚非人民不约而同地把开好亚非会议的希望寄托在周恩来身上，酷爱独立自由的印尼人民冒着倾盘大雨，踏着罕见的积水，在独立大厦门前迎候周恩来总理。
不一会儿，只见挂着五星红旗的汽车随着呼啸的警车风驰电掣般开来，英姿飒爽的中国代表以反帝反殖的大无畏气概来到独立大厦门前，印尼人民和爱国华侨万头攒动，忘情地向周恩来欢呼，寄托着无限的希望。
美国驻印尼大使馆人员和７０多名“记者”早早来到会议厅，占据有利位置，幸灾乐祸，瞪大眼睛要看周恩来同贾马利、罗慕洛辩论以致使亚非会议破裂的好戏。
当会议主席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宣布请中国代表发言时，会场上突然响起空前热烈的暴风雨似的掌声。
在一片掌声中，周恩来以中国外交家温文尔雅的风度走上讲台，第一句话就语破天惊：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
周恩来那亲切而宽容的话一出口，苏加诺便感到周恩来的话不同凡响，有大国风范。他认为周恩来不把矛头指向贾马利和罗慕洛，而指向罪魁祸首美国是非常高明的，认定只要有周恩来在，美国破坏亚非会议的阴谋就不可能得逞。只听周恩来以真诚的态度发言说：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
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为击破美国对中国的围攻，照顾某些亚非国家与美国的关系，使亚非会议顺利进行下去，周恩来以巧妙的战术做灵活发言称：
“本来，对于美国一手造成的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我们很可以在这里提出如同苏联所提出的召开国际会议谋求解决的议案，请求会议加以讨论……我们也很可以提议会议讨论承认和恢复中哗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问题……但是，我们并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使我们的会议陷入对这些问题的争论而得不到解决。”
接着，周恩来总理针对美国的破坏和煽动，着重谈了中美关系、台湾问题和所谓中国搞颠覆活动问题，最后以巨大的号召力为反帝反殖发出强烈呼吁：
“１６亿亚非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成功。全世界愿意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能为扩大和平区域和建立集体和平有所贡献。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
周恩来１８分钟的演说，驱散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国务卿杜勒斯多日来玩弄阴谋笼罩在亚非会议上的乌云，成功地粉碎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妄想把万隆会议拖人对立和争吵以至破裂的诡计，拨正了万隆会议的航向，使其绕过暗礁，沿着求同存异、团结反帝、民族独立、和平发展的方向，向胜利的前方迈进，这正是：
乌云翻滚浪滔天，明枪暗箭步履艰。
总理浩气挽狂飚，扫清阴震正罗盘。
从４月２０日开始，亚非会议进入实质性讨论阶段，由各国代表团团长组成的政治委员会，就反对殖民主义与和平共处问题展开更为激烈的争论。
美国“记者”见受美国影响较深的菲律宾代表罗慕洛竞公开称赞周恩来的演说“出色”并充满“和解与民主精神”，就进行更为阴险的破坏。
４月２１日上午，锡兰总理科特拉瓦拉突然在他的别墅举行记者招待会，在招待会上，他说要让台湾“取得一个独立国家的地位”，呼吁“中国公开地 和 正式 地 要 求亚 非 各国 的 当 地共 产 主义 团 体 解散 ” 。人们以为他在会外讲讲罢了，没想到又在下午的会议上，把“无定向炸弹”投到大会上去，散布美国人的反苏论调：
“你们可以说，殖民主义这个名词大家都已经懂得，它只有一种涵义，但是我不能同意，殖民主义有许多形式，除西方的殖民主义外，还有另外一种形式的殖民主义……对于这种殖民主义，在我们开会的人中，有许多人也许心里还不大明白，我们中间有些人也许还根本上不同意把殖民主义这个词套在它头上，举个例子来说，想一想那些共产党统治下的中欧和东欧的卫星国吧……难道它们不是像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地一样吗？亚非会议也应该坚决谴责苏联对中欧和东欧各国进行的殖民主义统治。”
科特拉瓦拉节外生枝的讲话破坏了亚非会议的和谐气氛，使亚非会议走到危险的十字路口。尼赫鲁对此怒气冲冲，周恩来也满腔怒火，决心在原则问题予以痛击。
周恩来向会场扫视一周，看到美国驻印尼官员和“记者”都阴险地看着自己，又感到锡兰总理科特拉瓦拉讲的不像是自己的心里话，暗想如果中国与锡兰相斗，恐怕要中美国人的好计，便马上冷静下来，不将矛头指向科特拉瓦拉，而应设法揭露他背后的阴险人物，因而只要求分发他的讲话稿，以便今后回答。
周恩来坚信中锡人民都有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侵略的经历，只要平心静气交流思想，就能揭穿美国人挑拨离问的诡计。
于是，周恩来邀请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以亚非会议主席身份，陪他去找锡兰总理科特拉瓦拉进行私下接触。
见到锡兰总理科特拉瓦拉时，周恩来恭恭敬敬问道：“请原谅，科特拉瓦拉先生，你刚才在会上的那番发言是什么意思？”
科特拉瓦拉以为他得罪了中国，周恩来肯定是前来兴师问罪的，没想到举世闻名的周恩来竟然如此和蔼可亲，态度马上缓和下来，双手一摊，辞不达意地辩解说：
“我的讲话并没有其他的用意，只是想说说心里话而已。”
周恩来当然知道那不是他的心里话，也不当面点破，只策略性地提出最关心的问题：“我想知道你明天是否将继续采取行动，向大会提出决议或动议？”
科特拉瓦拉对照中美领导人迥然不同的作法，感到跟着美国人跑有亏于亚非朋友，就说：“周恩来先生，我只是说说罢了，我将不提出什么动议或决议。”
周恩来觉得还是亚非朋友可爱，极有风度地微笑着说：“非常感谢，科特拉瓦拉先生。”
周恩来正要告辞，科特拉瓦拉抢前一步拦住，紧紧地握着中国总理的手说：“现在我们是朋友了，不是吗？”
美国驻印尼官员和“记者”不知中锡总理已化敌为友，仍借此波折大做文章，声称科特拉瓦拉愿与任何人辩论到底，大肆宣传亚非会议即将破裂！不明真相的人见亚非会议陷入僵局，简直对达成协议绝望了！
４月２２日中午，山城万隆又由朗日晴空转为狂风暴雨，只见电光闪闪，雷声隆隆，各国代表身处此境，真有点胆战心惊。
美国“记者”看到会议厅屋顶有一处漏雨，滴水不断掉在中国代表团座位旁边的桌子上，便恶意宣传说这是一个凶兆，亚非会议今天要以分裂结束！
各国代表被搞得人心惶惶，便不约而同地把力挽狂澜的希望寄托在周恩来身上。
这时，只见周恩来稳步走上讲台，亚非各国代表更仔细端详中国总理。只见周恩来一身考究的中山装挺括大方，一排纽扣直扣到衣领，满头黑发一丝不乱，眉峰下一双慧眼显得格外精神，他义正辞严地驳斥美国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攻击说：
“昨天锡兰总理提到了新殖民主义，这是一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不能同意的提法……东欧国家的人民已经按自己的愿望选择了自己的国家制度，然而，提出一种新的定义或者进行辩论，都将无助于这个会议。我们觉得最好的办法是在会上相互尊重彼此的意见，而不是进行辩论。因为那样做，将不可能对此问题有共同的理解或共同的愿望。”
周恩来巧妙地在科特拉瓦拉讲话里找到一个共同点说，我们对科特拉瓦拉总理关于一切拥有殖民地附属国的国家应在 １０ 年内给它们以独立地位的意见是支持的，这是个积极主张。周恩来这种求同存异的态度，使科特拉瓦拉感动得热泪盈眶，他改变了原来的态度，遂使亚非会议战胜美国设置的又一个障碍，胜利向前推进！
美国驻印尼官员和“记者”看到万隆会议即将胜利结束，又提出台湾问题捣乱，企图借此挑起争端，使亚非会议不能如期圆满结束。
当时，台湾海峡局势颇为紧张，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
这是因为美国一直竭力孤立、封锁中国。朝鲜停战后，美国于１９５４年与台湾当局签订“共同防御条约”，猖狂准备反攻大陆，中国人民解放军奋起赶走了一江山岛上的国民党驻军。台湾当局慌忙向美国告急，美国准备与中国彻底摊牌，大打一场，中国也向福建沿海调集重兵，台湾海峡形势骤趋紧张。
在艾森豪威尔蠢蠢欲动时，美国陆军副参谋长李奇微以当年“联合国军”总司令的经历力陈解放军刚刚夺取大陆，又在朝鲜打
出威风，贸然同中国交手，美国很难占到便宜，富有作战经验的艾森威尔总统才未敢跟新中国“摊牌”较量。
即使如此，台湾海峡形势仍剑拔弯张，中美是战是和，一时难以猜测，战争的阴影自然也投射到万隆会议上，如何缓和台湾海峡局势一直是周恩来所慎重思考的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