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教父戴笠-第9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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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室六组组长唐纵,军统局局长戴笠,中统局副局长兼研究所所长王贡生,中央党政军联席会议秘书长徐佛观,缉私署长宣铁吾,宪兵司令张镇等特工头目。会议内容是由各特工系统的头目汇报年度工作,交换各系统的情报,听取蒋介石意见,但是代表蒋介石做主要发言的却是唐纵,在这次会议上起真正作用和出足风头的也是唐纵。
在年度汇报之后,蒋介石又指示成立月度汇报,地点设在军统局本部大院对面的漱庐。唐纵参加月度汇报是以蒋介石的代表身份出席的,因此,汇报一般由他主持,并由他先传达蒋介石对各特务所呈送情报的看法及应当注意的问题。戴笠只是尽地主之谊,负责召集和接待。
在抗战以前,蒋介石基本上是以单线联系的方式控制和领导特务工作,特务活动完全在黑幕中进行。抗战以后,蒋介石对特务工作全面掌握控制,因而特设侍从室第六组加以辅助。蒋介石亲自掌握重要情报及重大情报,一般情报和行动则交由第六组组长去综合、校核、整理、分析、指导而后上报。蒋介石对戴笠已存猜忌与戒备之心,因而暗中与戴笠保持一定的距离,在中、军统的关系上注意摆平,戴笠以及军统内部存在的问题也能及时如实得到密报。唐纵出自军统,对军统内部的情况相当熟悉,知道如何抓住问题要害向蒋介石进言,也就更加赢得蒋介石的宠信。
所谓建立特工年度汇报和月度汇报,蒋介石固然有发挥特务系统整体效率的打算,也有通过两个汇报来进一步发挥唐纵的特殊作用,以抑制戴笠的考虑。从此以后,唐纵经过持久的努力,不但使第六组成为蒋介石直接控制运用的机关情报和政治谋略机构,而且实际上也成为蒋介石借以联系指导军统、中统、军令部二厅、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央党政军联席会议秘书处,以及宪兵司令部、财政部、缉私部等七大情报机构的总负责。从此,戴笠成为与徐恩曾、王贡生、郑介民、徐佛观等特务首脑一样身份的某个特工系统的负责人。
在军统内部,自戴笠以下,都是十分自负的,从不把中统等其他特务机构放在眼里。有一次,唐纵代替戴笠到军统局主持总理纪念周,休息时,党政处副处长叶翔之问他:“军统的情报在全国搞情报的单位中,是不是首屈一指?”唐纵毫不客气地回答:“做敌伪情报,军统办法比较多一些;军事情报还是二厅好;搞民主党派和对中共方面的情报,中统占优势。”由于此语出自唐纵之口,因而被认为是权威的评价,这给素来妄自尊大的军统特务多少泼了点冷水。这也是唐纵想间接告诉戴笠,在特务工作方面,他并不能取代其他特工系统,一手遮天。
戴笠的神经是十分敏感的。蒋介石的抑制手段,使唐纵的地位迅速上升,使戴笠确信自己的处境越来越微妙,一步不慎,就有可能凶险加身。
这段时间,戴笠心事重重,不时在亲信特务面前长吁短叹。毛人凤见状,问道:“戴先生是不是有难言之隐?”
戴笠说:“我的前程不是很乐观,校长现在对唐纵很感兴趣。”
戴笠把蒋介石建立年度汇报、月度汇报的意图对毛人凤说了,毛人凤亦忧心忡忡。毛人凤是依赖戴笠而存在的,没有戴笠,在军统局里他将一文不值,戴笠的荣辱兴衰,和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两个人相对叹息了一会儿,戴笠突然想起一个问题,道:“历史上出人物一般是和家乡的风水分不开的,我们江山县过去出过一位毛恺,还有一位柴大纪。看看他们的结局就清楚我将来的命运了。”
毛人凤迷信风水,连道:“很有道理,这确是个好办法。”
戴笠突然又愁道:“可惜这里离家乡太远,还不知道这两位人物的资料县政府存了没有。”
毛人凤道:“这倒不难,周念行是活字典,对江山的历史人物了如指掌,问他就明白了。”
于是,戴笠找来周念行,言明原委。周念行看了看戴笠,犹豫了一下,道:“历史是历史,现实是现实,不能算数的。”
戴笠说:“历史就是现实,现实就是历史,你快说,这两位人物结局如何?”
周念行说道:“明嘉靖、隆庆年间,毛恺虽官至尚书,因上疏主张‘禁滥狱’以缓和阶级矛盾,为此触犯龙颜,死后仍被穆宗皇帝削去官职。清乾隆年间的柴大纪,也当了台湾总兵,因林爽文在台湾领导天地会起义反清,未能及时扑灭,被朝廷斩首……”
戴笠、毛人凤听罢,面面相觑。然后,戴笠无限忧心道:“我是继毛恺、柴大纪之后第三个江山县影响大的人物,我不会像他们一样不得善终吧?”
毛人凤道:“这事先不要下结论,派几个人根据风水学去实地考察一番,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
戴笠想了想,觉得有理,点点头道:“你去下面把毛森叫来,让他回家乡考察。”
自上海全军覆灭后,在上海工作的毛森潜逃回到浙西,戴笠、梅乐斯赴东南视察时在江山见了他和毛万里,然后一同回了重庆。
一会儿毛森过来了,戴笠吩咐道:“回去后你再去东南办事处找毛万里,你们一道,请出家乡有名的风水大师一起考察研究,有了结果速来汇报。”
毛森领命去了,戴笠的忧愁仍无法排遣,等着家乡的答案尽快回来。
认真追究起来,戴笠的忧心自军统局成立十周年“四一”大会就已存在。
蒋介石一生中控制最严的是特务、军队和财政。三者之中,又以特务为先。财政方面,他还能轮流交给宋子文、孔祥熙帮他掌管;军队方面,他也能赋予何应钦、陈诚、胡宗南、汤恩伯“四大金刚”很大的权力。但在特务方面,唯有他一人掌握,从不假手他人过问。
蒋介石控制特工的办法很多,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办法就是对特工人员给以大权,但决不给以主要地位,以防范他们在政治上坐大,形成失控的势力。所以,戴笠出任军统头目十多年,始终是一个军统局副局长,相当于政府官的三至四级。
蒋介石把戴笠控制得极严,但十年来,两人合作却相当默契:一方面,是戴笠出于报答知遇之恩,拥蒋、忠蒋几乎到死心塌地的地步;另一方面,戴笠也是聪明之人,知道以自己的资历、能力、水平,跳不出蒋的手心,唯一的出路是得到蒋的绝对信任,被重用。多年来,蒋介石对他一直恩宠有加。
而两人的关系,也渐渐有了微妙的变化。蒋介石给戴笠出的第一道难题,是交给戴笠一件“冒充领袖亲兄案”。当时,河南许昌双槐树有个农民叫郑绍发,大概也是受了别人的启发,加之他又与蒋长相极为相似,就从乡下找到城里,由许昌驻军将其送到叶县交给汤恩伯。郑绍发向汤诉说自己是老大,蒋介石是老三,因当年河南灾荒,其父死去,其母带着老三嫁给浙江一个商人南去,后老三改名蒋中正,即寓有“蒋宗郑”之意等。汤恩伯是一介武夫,他听郑绍发的一番自我介绍,联想到蒋确有祖籍在河南之说,又看郑绍发的长相十分像蒋,也就不假深思,派人把郑绍发带到重庆。这件事使蒋介石十分尴尬,经过一番考虑,蒋既没有认他,也没有加害于他,而是批了“戴笠处理”四个字。
蒋的手法是明智的,此事极其微妙:认他,当然不行,祖宗之事,岂可随便变更;公开否认,亦不好,不啻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如果杀他,当然易如反掌,但会有杀人灭口的嫌疑,岂不是弄巧成拙,于事无补;不认不杀,任其招摇也不好,同样会影响自己的声誉。思来想去,唯有交给戴笠,让他去揣摩领会。戴笠很聪明,他知道这件事就其性质来说,是一件“冒充领袖亲兄案”,够得上杀头罪。但是,蒋介石不提“严厉制裁”“可杀”等字,可见没有深切责难的意思,然又没有交代自己如何处理。戴笠感到此案大有考究,下手重了、轻了都不好,况且蒋的祖宗之事外人无法说清楚。只能把郑绍发软禁起来,供吃、供住、供玩,不让他到处乱跑。如果蒋一旦要人,就交给他,不要人,就关他到死,反正军统的集中营里也不在乎他这一间囚房、一口囚饭。
于是,戴笠指示把郑绍发关进军统望龙门看守所,后相继转押白公馆看守所和息烽集中营。但戴笠处理这件事十分慎重,指示在集中营内建新屋一栋,让郑绍发单独居住,并在衣、食方面给予优待。另给郑家里寄去二百元,以后每月还代寄几十元。一段时间后,索性指示将郑的老婆和十六岁的女儿一起从河南接来,软禁在息烽营内。戴笠处理此案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蒋的默许,外人不得而知。但戴笠这样做,无疑是准确掌握了蒋的心理,解决得恰到好处。
此时,戴笠还不曾意识到蒋介石对他已存戒心。
现在回想起来,1942年的军统“四一”大会,戴笠的本意是要通过总结回顾特工十年发展史,检验和展示军统实力,万没想到却引起了蒋介石的警备心理。蒋介石是个猜忌心极重的人,他用人的历来作风是防止某个部下的系统发展得太快太大,以形成尾大不掉之势。现在军统的力量已经从特工渗入军事、政治、党务、外交等各个部门,所能调动的税警、缉私及特务武装,调动之灵活,实力之雄厚,超过了他手下的任何一支国民党军队。这就使戴笠手中掌握的权力、地位和实力,超过了让他放心的程度。
蒋、戴两人的关系也由过去的两无猜忌变成了相互戒备。
蒋介石办事素来果断干练,当他意识到戴笠有权重镇主之威时,立即毫不犹豫地采取抑制措施。军统“四一”大会之后,他很快采取的一个步骤,就是任命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唐纵为军统局帮办,表面上是协助戴笠工作,在戴笠离开重庆期间,由唐纵对军统工作代为主持,实际上是要唐纵对军统的行动进行监视,对戴笠迅速膨胀的势力稍加抑制。
唐纵和戴笠同是黄埔六期同学,又是老军统,多年来,戴笠待之不薄。特别是自从唐纵进入侍从室任六组少将组长后,戴笠更是处处照应,规定军统总务部门对唐纵在生活上给以特别补助,每月安排赠送日用品,逢年过节更是大把赠金、赠礼,目的是要唐纵继续利用职务对军统工作予以照顾。
没想到,唐纵也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自进入侍从室后,他就抱定一个宗旨,在军统与中统及其他情报系统的摩擦中,坚持一碗水端平的原则,不偏袒军统。他对戴笠手下的特务说:“我怎么能这样明显地袒护一方?第六组又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包办得了的!”在私生活方面,唐纵自我约束甚严,从不肯开口向军统要东西,以免中戴笠的圈套。不独如此,为了避开他出身军统的嫌疑,唐纵常在蒋介石面前实事求是地肯定中统的长处,切中时弊地批评军统的工作。此举无疑引起蒋介石的重视,加之唐纵一贯办事严谨,埋头苦干,严守秘密,不到外面拉关系,出风头,更不拉帮结伙,勤于思考,善于揣摩蒋的心理,颇能讨蒋欢心,逐渐被蒋引为心腹,并使蒋有了扬唐抑戴的念头。
蒋介石此举,使戴笠很快意识到蒋对自己有了防范之心,尤其是林世良一案,蒋竟要拿自己问罪。不久以后,蒋又以戴兼职过多为由,撤去戴笠缉私署长一职,使戴笠有了“鸟尽弓藏”之感。戴笠忧心忡忡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