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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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相近似的任务,以及保障、勤务部队和装备的重叠配置,在当时显然是不适宜的。
军委、总部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是慎重的。后任军事科学院院长的彭老总当时的秘书郑文翰日记中记载:“1956年11月5日,上午参加会议,研究统帅部机构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注:这个会议由黄老(注:黄克诚)主持,主要研究军队整顿组织编制问题,为军委扩大会议做准备。”
“7日,今天上午10时老总等从济南飞回。座谈会谈统帅机构问题,大体取得了一致意见,又谈军兵种问题,对空、防(注:空军与防空军)关系如何解决辩论了许久。”
“23日,讨论兵种问题。大家把许多矛盾和困难都提出来了。但在如何解决上面,意见纷乱不一,最后仍由黄老提出,以现状为基础加以改善的办法,大家均表同意。”郑文翰在日记上注释道:“彭于1956年5月19日军委例会上说:建立防空军早了一两年,装备、技术和干部条件都不具备。……空军与防空军合并事曾一再商讨,但军委扩大会议上并未做出决定。”
在军委尚且如此,可见意见分歧之大。父亲说:“我两次登门征求他们的意见,做说服工作,但人家都拒而不见。”
那当然,你要拆人家,人家能干吗?
果然,在议案上会讨论时,对方摔出话来:“吃我?历来是老子的部队吃掉人家!”父亲一听,顿时就炸了。去了几次你都躲着不见,今天又说出这样无道理的话来,他拍着桌子喊道:“老子今天就是要吃掉你!”
满座哗然。会议再也无法开下去了。
1957年1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确定撤销防空军,将防空军并入空军,建立空防合一的新体制。中央军委第99次会议正式下文。
5月16日,总参命令:军委空军、防空军从5月17日零时起正式合署办公。原防空军各部队、学校根据国防部7月26日命令,番号均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某某部队、某某学校,原防空军军种名称正式宣布撤销,空防合并工作至此即告结束。直到1975年10月,探照灯部队全部撤销。
公安军,这个曾是我军5大军种之一的部队,是体制变动最大的军兵种。
可以追溯到第一次精简整编,1950年4月解放军陆军部队分编为国防军和公安部队。组建了正规公安部队、地方公安部队和边防公安武装三支力量,罗瑞卿出任司令员兼政委。直到1955年,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正式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军种,总员额40余万人。
1957年1月,中央军委作出了撤销公安军军种番号和领导机构的决定。公安军领导机关缩编为总参谋部警备部。从此,公安军作为一个军种消失了。
一直到1982年,中央决定将担负内卫勤务任务的部队,同实行义务兵制的武装、边防、消防警察统一组建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先后列入武警部队序列的有:武警内卫部队、武警边防部队、武警消防部队、武警警卫部队、武警黄金部队、武警水电部队、武警交通部队、武警森林部队等。从此,武警部队作为国家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重现于世人面前。
历史在循环着。当年在公安军机关的安置问题上,父亲和公安军司令,后来成为他的顶头上司的罗瑞卿发生了冲撞,一个倾向削减,一个倾向保留,虽然未见得有什么大碍,但总归是官场的忌讳。“文革”来了,新账老账一起算。我们背后说他,这种得罪人的事,办起来,怎么就一条筋?这不,终于落进自己挖好的陷阱里去了吧!
1957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彭德怀指定父亲就三军发展的比例和重点问题向大会做一个说明。父亲一贯的看法是,鉴于国家经济实力和未来反侵略战争的作战指导,“陆军仍将是战场上的主体。在国家经济的现有条件下,我军应以陆军为主,在海、空军的发展上,优先发展空军。这是一个全局。”
“我的观点是,陆军要重点发展火炮、坦克和野战防空武器。现代的战场是炮战而不是枪战;没有坦克就无法形成突破能力;战场防空主要靠陆军自己,不可能过分依赖空军。”
“空军主要是保障国家重要目标和主要战场的制空。空军以歼击机和地空导弹为主。发展强击机和中近程轰炸机,突击敌战役后方、交通线和破坏敌战役的集结、展开。空军还无法执行战略轰炸任务,因为我们不可能取得敌方上空的制空权,所以现阶段不必考虑发展远程轰炸机。我预言,空军无法保障陆军的防空,几十年都不行。刘亚楼也同意我的观点。”
“搞大海军没有那个条件。根据近海防御的原则,以发展水面中小型舰艇,和潜艇为主,然后是航空兵。对登陆来犯之敌,不能依靠海军在海上歼灭,还是要立足陆军在沿海纵深地带消灭敌人。另外,海军还有个隐蔽的问题,总不能像甲午海战那样吧。至于海军自己也想搞飞机,目前怎么做得到?我看是不现实的。”
“这些想法是我和粟裕、陈赓讨论后,报给彭老总批准的。但讨论时,不是很好统一,都在争。”
是啊,各路诸侯哪个是说说道理就能摆平的?
父亲有些恼怒了,他说:“我们都是小米加步枪过来的,为什么离开了陆军就不从全局出发考虑问题呢?”
显然,这是一句带有责备味道的话。会场上没有人说话了,沉默。在座的一位佩戴上将军衔的司令员冷冷地摔出句话来:张爱萍,我看你没有后台就不敢这么硬!
这是什么话啊?父亲顿时勃然大怒,用手指着他喊:“那我今天就告诉你,我的后台就是共产党!”
这回可真是鸦雀无声了。两个上将拍了桌子'w…w…w…。w…r…s…h…u…。…co……m',其他人该说什么好?
当晚,总参动员部部长王平上将来找我妈妈,他当时也是整编领导小组的成员。妈妈回忆:“王平说你也劝劝爱萍,他在这样的领导位置上,对别的同志说的话完全可以不去计较嘛。计较了,既伤同志间的感情,也有损自己的形象。”
你怎么和我爸说的?我问妈妈。
妈妈说:“我转告了王平的话,你爸说,是啊!是老毛病了,多次下决心改,总是不自觉地又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我一定改。”
我很想听父亲亲口说说这件事,他说:“事后想起来,我的方式是不好。但研究工作问题,提有什么后台,怎么讲出这样无原则的话呢!我是很愤怒。”
又何止这一次。父亲回忆:“我是冲了些,特别是面对萧劲光那样的老资格,还有叶帅。海军最后还是提空、潜、舰。我想算了,他们已经放弃大舰了。”
黄克诚就不像我父亲的脾气。他在回忆精简整编这段往事时说:“那时,我们各军兵种都在初建,领导者都是身经百战的将军,魄力大、个性强、工作积极性非常高,都要在新岗位上做出新贡献,都向军委、总参、总后强调自己的重要,争得不可开交。……我说,我们都是高级将领,都懂得战时不能平均使用兵力,现在建设不是也一样吗?海军要舰艇,当然合理,但费用大、时间长,不是我们目前力所能及的。海军目前重点是海防,搞些见效快、费用低的小型舰艇,不是更实际些吗?建设空军比海军费用要少些,需要更急些,所以我们考虑重点在空军。”(注:《黄克诚自述》284页)
你看,同样的意思,讲出来的话就不一样了。他到底比父亲大8岁。
黄克诚还说:“像这样摆情况、讲道理,同时虚心倾听并吸收大家合理的意见,一般就比较容易解决问题。个别坚持己见的,仍然争论不休的,我们也不妥协。这时重要的在于保持冷静,不怕吵、骂,坚决不动摇。对吵骂凶狠者稍有退让,那就只会鼓励大家都来吵骂,弄得更乱、更无法处理了。当然,这样做要得罪不少人,使一些军队高级干部不满,也只得听之任之了。”(同上)
彭在总结会上说,这次精简整编是有成绩的,但也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影响了团结,都应该做自我批评。他强调说,作为总部,是领导机关,更应该主动些。
我问父亲,这话是批评你吧?他说:“没有印象了。干这种事,哪能让人人都顺心?关键看事情办得怎样,他爱怎么讲都行。”
黄克诚讲的得罪人,是注定的了,否则,彭德怀也就不会把我父亲调来做这件事情。在以后的政治运动中,这批人,陆续都遭到了报应。父亲还算是最走运的,一直捱到“文革”,才有人指着他的鼻子说:“张爱萍,你不是很狂吗?充当彭德怀的打手,砍这砍那的,没想到今天砍到自己头上了吧!”
指的就是这次整编,在研究国家武装力量体制时,父亲提出,国家军事委员会主席理应由国家主席来担任。天晓得,没过多久,毛泽东说他不当国家主席了,要刘少奇来当。“文化大革命”中,刘被打倒,清理他的党羽时,就有人出来揭发,张爱萍此举的目的,就是为刘少奇篡夺军权。这种事红卫兵说说也就算了,总参党委还真是煞有介事地报到林彪和毛泽东那里。真是叫人哭笑不得。
争吵归争吵,但争吵中也贯穿着许多愉快的回忆。上世纪50年代党政军领导机关一般周末都举行舞会,追溯源头,许多老同志讲是从延安带过来的。父亲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说:“我在战争年代的生活很严谨,解放后,陈老总说我,你这个家伙也太古板了,扑克下棋娱乐活动都不参加,以后我来教教你,就先从五子棋学起吧。后来在杭州工作时,少奇同志来这休息,省委军区举办舞会,是王光美同志教会我跳舞的。”妈妈跟着回忆说:“后来调北京工作,中央机关也常有舞会,主席、少奇同志、总理、朱老总一进场,乐队就奏起慢四的舞曲,主席跳得很稳健,总理的舞姿最潇洒了。一般他们不会跳很长时间,领导同志一退场,你爸他们这批军队的少壮派就喊,乐队,来个快的!你爸是快三跳得最好,就看他在舞场上一圈一圈地不停的转。刘亚楼花样最多,跳着跳着,甩开舞伴,一个人在舞场中间表演起来,是俄罗斯舞曲,苏联红军舞,大家围着给他鼓掌助兴。”那时我们还小,对这样的场面只能留有模糊的印象。我们这些六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孩子,正赶上大讲阶级斗争的时代,哪有几个会跳舞的?“文革”结束,在改革开放的八九十年代,跳交际舞又盛行起来,我们兄弟在家里也学跳舞。父亲那时已经退休,拄着拐在一边指导,怎么迈步,怎么旋转,说着说着还非要来个示范。他的腿在“文革”中折断了,随着年岁的增长,断接处逐渐萎缩,连行走都困难了,怎么能跳舞呢?但哪里能说服他,由几个人架着,我几乎是把他悬空抱起来的。他的腿在地板上蹭着、划着,激昂的、快节奏的舞曲似乎又把他带回到了那个辉煌的年代,他的眼里流露出兴奋的光。那是一个充满朝气的热血澎湃的时代,他们,第一批共和国的将军们,以他们旺盛的精力,推动着我军现代化最初的起步。
那眼神告诉我:青春,你有多美好!
翻开历史的记录:从1957年初到1958年底,又转业和复员了100万余人。几年下来,步兵部队精简51.2%,各级机关精简27.2%,全军总人数从627万降至237万,精简了61.2%,是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人数最少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