辣妹自传:学会飞翔-第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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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师，他的父亲，哈维·梅森，是一个非常出名的鼓手。

因此戴恩的唱片公司把这件事作了安排，我们和伦敦的一家录音棚约定了时间，是9月份。然后我就患上了脑膜炎。录音棚已经定好了，所以戴恩和哈维做了他们能做的一切，虽然我心和他们在一起，但是我本人却没有在场。我的身体在奥尔德里—埃吉，躺在床上，拉上了窗帘，戴着太阳镜。但是我能讲话，所以戴恩每隔大约5分钟就打来电话，问“你认为这个怎么样，维珂？”我们也只能如此了。

接着，在洛杉矶和索尔·夏克以及卡林呆了一段时间后，我正在回家的路上，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我在希思罗机场，正在过境，等候去曼彻斯特的航班，大卫将在那儿接我们。布鲁克林跑来跑去，兴奋不已，因为他就要看到爸爸了。

电话是保罗打来的。

“维多利亚，你确实不会喜欢这个，但是我要你明天飞回洛杉矶。小哈维·梅森有几天空闲时间。”

这让我无法忍受。我太累了。脑膜炎过后我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而且我有两个星期没见到大卫了，而他也非常希望见到布鲁克林，我希望我们三个人能呆在一起。

“问一下他们能否请他换个时间。我想休息几天。”

但是哈维和另一个歌手已经约好了。

“我非常抱歉，保罗，但是我只能说不。我的家庭太重要了。对我们家的任何一个我都不能这么做。”

尽管这些歌曲对我真的非常重要，它们只能等一等了。

如果你是4个人或5个人中的一员，你很难优先考虑你的家人，尽管他们值得你这么做。但是现在我独自一人，情况就不一样了。生病期间我已经想好了，在我的单飞事业中，无论我做什么，我的日程安排必须围绕大卫和布鲁克林。

我到家还不到半个小时，我的手机又响了。还是保罗。

哈维已经决定取消了与另一个歌手的预约，并且将于几天后到达。

我们在怀特菲尔德街工作室进行录音，“辣妹”第三张专辑的大部分歌曲都是在那儿录制的。第三工作室是我最喜欢的录音棚，它的后面有一个停车场，从卡姆登过去一点就到，因此这对我再好不过了。我们的工作相当辛苦，通常一个星期只录两首歌，但是我们录四首，这就意味着要全天工作还要加上半个晚上。和哈维搭档的家伙叫达蒙·托马斯，他曾经和“娃娃脸”乐队合作。我非常崇拜达蒙，他与人合写了那么多一流的节奏蓝调热门歌。我们录制了《女友》和《永远做我的宝贝》，还有一首关于布鲁克林的歌，叫《与你同行》。很多时间我都带着布鲁克林，那是一个人干最大的好处。这是我的录音时间，因此如果我想让一个孩子到处跑跑，那没问题。

我不是歌唱家，我也从来没打算成为流行歌手，我要做一个表演者，那是我最擅长的，给人们以享受。但是既然我有机会展示一下我究竟能做什么，我就想让很多人感到惊讶。我一生中有一半的时间在试图为自己辩护，但是这张专辑表明我确实能唱歌。所有的歌都是我一个人唱的。我的歌迷需要的是所有的东西：舞蹈编排、服装、照明、影像、表演。

他们将得到这一切。

然后我就希望我能坐下来，说，好了，现在我要再生一个孩子。

好多时候，有很多压力迫使你要玩得开心，以至于有时让人害怕。新年前夜是其中之一。所以，因为大卫在2001年新年这一天有比赛，我无须出去就变成了一种解脱。

难得有一次，布鲁克林相当早就上床了，11点半的时候他醒了。因此我们在奥尔德里—埃吉公寓的卧室里做着每个不参加派对的人做的事：看电视。

这是赞美伦敦西区的那种节目之一（作为一个有点伤感的女人，我十分喜欢这个节目），节目中伊莱恩·佩奇正在演唱，从《猫》到《星光快车》还有《歌剧魅影》。我们都非常疲倦，但是这样的节目你必须坚持不睡觉。

午夜时分快要到了，大卫走进厨房，把通常挂在墙上、面包桶上方的时钟拿下来，放进一个托盘，端进了卧室，托盘上还有三个银制的高脚杯。这是他让人定做的，作为给布鲁克林的新年礼物，每只杯子上都刻着字：妈妈、爸爸，小一点的杯子上刻着我的。

随着午夜的来临，大卫在床头架起了摄像机，布鲁克林到处乱跑，小手指伸出来端着他的酒杯非常非常有趣。突然我忍不住大笑起来，因为我意识到我们正像人们想像的“高贵”、“小贝”和“布鲁克林宝宝”的那副模样——完全是自我滑稽模仿。接着，倒记时开始了，布鲁克林打开了他为爸爸制作的带有我们手印的卡片（其中有他妈妈的帮助），大卫把我的杯子递给了我，他在杯子里斟满了“七喜”（比赛前的晚上甚至一点点香槟都不让我们喝），午夜的钟声一响，我们一起碰杯（银子发不出叮当声），我一饮而尽。突然我发觉我噎住了，同时我意识到我的嘴里挂着一根线。我的下巴附近有个凉凉的东西在晃来晃去。我拽了一下——像是袋泡茶上的标签——我还感到嘴里拖出个东西来。原来大卫在我的杯子里放了一只钻石戒指，标签是白金做的，上面刻着日期——这是我的新年礼物。

布鲁克林爬上了床，我们三个拥抱在一起，大笑着，度过了一段最美好的时光，那么有趣，那么浪漫。这是我曾经有过的最好的新年前夜。

几个月以后，我和大卫做了一件我们曾经做过的最可怕的事——和阿里奇做了一次访谈节目。这是为“红鼻子日”而做的。显然阿里奇说过，除非他找到克林顿夫妇或者贝克汉姆夫妇，否则他不做这个节目。虽然我们两个都非常喜欢阿里奇，但是必须说清楚，看到别人被捣成肉酱和自己的头上架着刀斧完全是两码事。其实，大约一年前我曾见过阿里奇，那时他还不是非常出名。我正在挑选演员，他让人送过来一瓶葡萄酒和一张签名照片，便条上写着：“亲爱的‘疯狂辣妹’，为我表演一下，这瓶酒就归你了。”

我上去见了他，发现他和电视里的形象完全不同。他穿着一件漂亮的衬衫和一件漂亮的夹克衫，看上去很整洁，谈吐非常文雅。如果你在街上碰到他，你绝对看不出来这就是阿里奇。

不管怎么说，BBC打来电话，问我们是否有兴趣。我们说可以，我们想尽可能为慈善事业做点什么，幸运的是这和大卫的足球比赛日程不矛盾。但是我们开进BBC的时候，大卫对我说：“我们到底在干什么？我们认为我们到底在干什么？”他害怕了。

节目开始前到后台来看我们的那个阿里奇一点也不像我一年前遇到的那一个。我想现在他作为阿里奇的时间太长了，以至于他的性格里已经形成了很多特殊的地方。以前，他像一个公主学校的学生，现在，他的身上时刻都带着一点阿里奇的神气。

显然我们知道一说到采访，他会大谈特谈性方面的事，因为这就是他的工作。但这是为了慈善事业，所以你不必担心那样的事。我们都认为我们不能真的和他斗嘴，因此我们也不做那个尝试。阿里奇非常非常有趣，所以我们最好以大笑来附和，如果你喜欢，我们就自嘲一番，也让自己开开心。

那么多人拿我和大卫开玩笑，我们还不如展示一下我们自己也同样精于此道。

我们上去之前，大卫相当相当紧张，因此当我们坐在摄像机镜头前的时候，我把胳膊放在他的腿上，让他感觉好一点。

事实上，我非常喜欢这次访谈，我们俩都喜欢，虽然我感到吃惊的是阿里奇的问题都是预先拟好的——它们都在自动提词机上。

当节目在“红鼻子日”播出的时候——像其他人一样我们也看了——我确实非常失望，许多内容被删掉了——主要是我和大卫反驳阿里奇的部分。在播出的版本中，大卫几乎什么都没说。但是在原始采访中——我们有一盘拷贝，所以我知道这不是我的想像——大卫其实说了好多话。有几次他投其所好地谈起阿里奇提出的同性恋问题，你能预料阿里奇猝不及防，他大笑起来。我曾经朝他看了看，我知道他的这一表现和他本人是不相称的。而且我能看出来他感到局促不安，也许第一次有两个人敢和他针锋相对。

我为大卫感到自豪，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他非常腼腆。

我已经学会了有什么说什么。我不怕为自己争辩，说出我想说的话，即使有时我不该说。在电视直播中和人讲话我不会多作考虑，说一声“那么”就开始了。

但是节目播出后的反响让人吃惊。每个人都喜欢。大卫很好地为自己作了辩解，我确实希望人们已经看出这一点了。我们在那儿的时候，所有人都围着我们大肆吹捧，这让我大吃一惊。那情景远胜于我和“辣妹”组合在一起时碰上的情形。现在只有我和他。这确实让我感觉非常奇怪，因为我以前从来没碰到过这样的情形，大卫一个人的时候也没有碰上过。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在一个人时，我们两人没有受到过很多注意，但是那种注意和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时发生的一切简直无法相比。那近乎疯狂，人们围在我们身边几乎失去了常态。我们并不是那种需要吹捧的人，我们不需要一百个人围着我们说我们太出色了。

和“辣妹”在一起的时候，我从来就不是最受欢迎的，我总处于不引人注目的位置。但是自从我和大卫相遇、相爱后，好像我们在一起时发生的变化产生了无人能预料的结果。这就像一个雪球，越滚越大，直到它真的已经无法控制了。

现在我们每到之处必有狗仔队尾随而来。我能接受这一点。但是当我靠自己取得成功的时候，我会更加接受这一点。虽然我出名了，因为我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演唱组的一员，但是，人们依然说，她能做什么？这会让人很沮丧。

因为穿着高跟鞋晃来晃去，因为穿名牌服装而出名是不够的。我不想为了出名而出名，我想靠我最擅长的东西而出名：表演。

小时候我以为荣誉会让我不再感到内心的空虚，不再感到自己微不足道。但是如果没有能力支撑起这种荣誉，出名只会使你更容易成为攻击的目标，因为人们感到你为大众所共有。

一直以来我真正需要的是得到严肃的对待，而不是被嘲笑，因为我的粉刺，因为我胖，或者因为我很富有，和其余的人不一样。大卫从一开始就理解我。小的时候他也有过同样的经历。假如你周围的人——老师、其他孩子——把你当牛粪一样对待，只因为你和他们不同，那么，哪怕你的父母把你夸成一朵花也是不够的，你的家人无论怎么说你可爱都无法治愈你受到的伤害。布鲁克林哪怕有三只头，我都会说他可爱。因为他是我的。

有时，荣誉对我甚至会变得更困难，因为大卫很显然确实有能力支撑它。我并不是在嫉妒大卫，我没有，我从来也没有——我只是为他自豪。但是我这样一个缺乏安全保障的人和大卫这样的人出去就显得非常困难了。是的，人们也许有时对他也恶语相向，但是至少没有人能批评他赖以成名的东西。

我时常听到其他球员的妻子谈论丈夫不上场踢球给婚姻带来的压力。能在每一场俱乐部联赛、每一场国际比赛上场踢球的球员不多，但是大卫就是这样的一个。他几乎总是不得休息。

所以，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