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三部曲(血祭+野焚+黑雨)-第2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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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家勋等人十分感动，一齐说：“多谢老中堂关照。”
“另外，督署衙门诸公一起凑了点银子，虽不多，却是他们的一点心意，将来到戍后收赎及路费均可敷用。惠甫，你拿给他们吧！”
赵烈文从靴页子里掏出三张银票来，每张五千两，分送给周、张、刘一人一张，说：“老中堂一人拿了七千两，幕府众人受老中堂感动，也凑了一点。”
周家勋等人再也忍不住，拿银票的手抖个不停，泪水夺眶而出，终于一齐跪在曾国藩面前：“谢老中堂天高地厚之恩！”
“起来，时候不早了，上路吧！一路上多多珍重，家里有放心不下的事，写封信来告诉老夫。”
三个革职的官员犹如远行的游子流泪告别父母似的，对着曾国藩磕了三个响头，然后起身走出接官厅。出大门一看，众人都惊呆了。京津古道两旁，已跪下数百津郡百姓，有的面前摆着小几，上面插着红烛线香，有的前面摆着一只煮熟的母鸡，有的提着酒壶，端着酒杯，尤其是那三把杏黄软绸万民伞，格外令人瞩目。见周家勋等出来，人群中一声声高喊：“老公祖委屈了！”“老父台，你们是青天大老爷呀！”“老爷，你们不能走哇！”场面甚是酸楚。周家勋等刚抹去的泪水又滔滔不绝地滚了下来。持万民伞的三人走出队列，来到他们面前，双手将伞献上。周、张、刘一人接了一把，哽咽着说：“谢谢父老乡亲！”几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走出来，每人手里都拿着一件东西：熟鸡、煮肉、鸡蛋、煎饼等等，硬要他们收下。周家勋等人也只得接了一点。
曾国藩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惭愧、羞赧、悔恨、悲哀一齐在心头奔涌，如同眼前浑浊急湍的海河水，撞击着他的心灵，震撼着他的魂魄，啮咬着他的肢体，抽打着他的双颊。他不敢走出门外，只是倚着门框，呆呆地凝望眼前这一幅极为罕见的令人揪心的送别图。
忽然，一个十六七岁的读书人装束的小青年冲出人群，手中捧着一张大白纸，直向接官厅奔来。赵烈文怕是刺客，忙上前拦住。那小青年高喊：“天津满城都贴满了讣告，我怕曾大人看不到，特为送他一张。”
“惠甫，放他过来。”曾国藩有气无力地招了一下手。
小青年大步走过来。把纸塞给曾国藩，立即转身跑了。曾国藩看时，那上面写着：
不孝男曾国藩罪孽深重，不自陨灭，祸延显考徐汉龙、刘尊夏、冯护华，痛于同治九年八月谷旦舍身殉难而亡。凡属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士，莫不哀此讣闻。孤哀子曾国藩泣血稽颡，期服侄崇厚痛心顿首、护丧功服弟赵烈文、吴汝纶、薛福成等拭泪拜。
曾国藩只觉得眼前一片黑暗，身子早已瘫倒在门槛上。赵烈文、丁启睿等忙将他扶起。好半天，他才徐徐睁开左目，只见周家勋、张光藻、刘杰还在与送行的百姓涕泪话别。他从心底里长长地叹出一口气，无限哀伤地说：“萃六州之铁，不能铸此一错！”
曾国藩在接官厅里对周家勋等人说的话及赠送一万五千两银票的事，很快便被崇厚知道了。他生怕曾国藩改变态度，已成定局的事又起变化，便借探病为由，试探地提出，请朝廷增派大员前来天津，以便曾国藩有空养病。曾国藩也正感自己负疚太深，希望有人来与他分担责任，便立即同意。于是崇厚上折，说曾国藩旧疾复发，病势沉重，请增派大员速来天津。西太后即谕号称洋务能员的江苏巡抚丁日昌来津会办。又因丁日昌坐海轮由苏州北上，需要十日之后方可到达，遂又派工部尚书毛昶熙先行赴津。不久，崇厚奉命出使法国，毛昶熙便署理三口通商大臣，留在天津。这时丁日昌也到了。
丁日昌在途中便给朝廷上折，奏称：“自古以来，局外之议论不谅局中之艰难，然一唱百和，亦足以荧视听而挠大计，卒之事势决裂，国家受无穷之累，而局外不与其祸，反得力持清议之名。臣每读书至此，不禁痛哭流涕。”他一到天津，便大张旗鼓地重建教堂，修缮育婴堂，严刑审讯在押人员，好言抚慰洋人，全然不顾清议舆论，大刀阔斧地推行自己的意图。天津士民人人骂他“丁鬼子”、“丁小人”。又四处张贴无头告示，揭发他在苏抚任上贪污受贿的不法情事。丁日昌全不在乎，一笑置之。他对身边的人说：“做官的谁不被人骂？官越大，骂的人越多。宰相肚里能撑船，他骂他的，我行我的。”他又为曾国藩请来两个洋医生，给他治眩晕，治目疾，劝慰他安心养病，天塌下来都不要管，一切事都由他顶着，杀头充军他不怕。
曾国藩本因丁日昌为官不廉而对他印象不佳，这一下子，反倒为他的力排众议敢作敢为的气概所慑服，自己也不知不觉地胆气壮了起来。他不再自怨自艾，过分自我谴责了。书信言谈之间，也常说些“宁得罪于清议，不敢贻祸于君父”一类的话。心胸一宽，身体也好多了。这时他才明白李鸿章赏识丁日昌，明知其操守不严也要重用的缘故。曾国藩觉得李鸿章、丁日昌的身上有着另外一些特点，而这些特点又正是他自己所不具备的。
正当轰动海内外的天津教案就要接近尾声的时候，江宁城又爆出一桩离奇大案——两江总督马新贻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刺死！消息传出，朝野震惊，慈禧太后速命曾国藩重任江督，并负责查办这桩奇案；同时，将李鸿章由湖广总督任上调任直隶总督。
一 慈禧太后对马案的态度微妙
曾国藩接到这道上谕，心中十分不安。随同上谕而来的还有一个大包封，里面包着近日京报。京报登载了署两江总督江宁将军魁玉奏报案件的简单情况：马新贻检阅武生月课后回署，在箭道上遇一男子，被此人用短刀刺死。刺客当场抓获，名叫张文祥，河南人，该犯供词支离游移。读罢京报，曾国藩陷于沉思。
刺杀总督，大清朝立国以来，这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而被刺的马新贻，又是近世官场上一个精明强干的角色。马新贻曾是曾国藩的属员，他对此人有所了解。
马新贻字穀山，山东曹州府菏泽县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与李鸿章、郭嵩焘同年，他未入翰苑，以知县分发安徽，任建平县令。从咸丰三年起开始带兵，先是与太平军，后又与捻军转战在安徽战场，因军功不断迁升。同治二年授按察使，旋迁布政使。这段时期，曾国藩坐镇安庆，与马新贻多有接触，他对这个官运亨通的僚属的评语是：精明，勤快，城府深。同治三年，布政使尚未做满一年的马新贻便接替开缺回籍的曾国荃，当起浙江巡抚来了。迁升之快，令人眼红，连曾国藩也暗觉惊讶。他不明白，此人究竟有什么背景，以至于圣眷如此隆盛，那时，曾国藩已迁到江宁。这天，前去杭州赴任的马新贻来到总督衙门拜谒。
本就长得英俊匀称的马新贻，高就途中，益发显得神采奕奕，与曾国藩纵情畅谈，神态甚是轩朗。曾国藩微笑着说：“阁下在安徽任职多年，此去又将巡抚浙江，听说过桐城一家三人当浙抚的佳话吗？”
“这倒没听说过。”马新贻欣悦地说，“请中堂见示。”
“桐城方姓，是当地有名的大族。”曾国藩抚着长须，兴致盎然地说，“乾隆时，方恪敏公观承由直隶藩司升任浙抚，他在抚署二门上题了一联：‘湖上剧清吟，吏亦称仙，始信昔人才大；海边销霸气，民还喻水，愿看此日潮平。’二十年后，其侄方受畴亦由直隶藩司升浙抚。二十八年后，其子方维甸以闽浙总督暂护浙抚篆。方维甸想起三十年间，父、兄和他三持使节，真是他们方家的殊遇，于是在父亲当年题联的楹柱旁边的墙上书写一联：‘两浙再停骖，有守无偏，敬奉丹豪遵宝训；一门三秉节，新猷旧政，勉期素志绍家声。’又在联后写了一段长跋，记叙了这桩家门幸事。”
“真是浙江巡抚史上的一段佳话。”马新贻击掌赞叹。“谢谢中堂在我抚浙前夕讲了一段这么有趣的故事。”
“今阁下亦以藩司升任浙抚，但愿马府亦和方家一样，后世再出浙抚。”曾国藩笑道。
“那就要托中堂的洪福了。”马新贻兴奋异常地说。
谈完这段趣事后，马新贻谦虚地向曾国藩请教治民之方，曾国藩也以一番诚意谈了他准备在两江实行减免赋税，以苏民困的计划。二人谈得很是投机。
马新贻一到杭州，便学习曾国藩的做法，奏蠲因战争而拖欠未交的赋税，又奏减杭、嘉、湖、金、衢、严、处七府浮收钱漕，又请罢漕运诸无名之费，朝廷都一一允准。他又亲自带兵沿海岸肃清海盗。到了同治六年，他便升为闽浙总督，成了一位年轻的制军。第二年，曾国藩调直隶，马新贻便到江宁来接任。
那次，当曾国藩看到年不满五十，并无殊勋特绩，又与湘淮两系都无渊源的马新贻时，心中陡起不快。两江重地，向来非老成宿望、大德大功者不能轻授，让马新贻来接替，不是有意降低两江总督的规格吗？是不是朝廷中有人存心以此来压一压湘淮诸将帅呢？这样想过以后，他又觉得自己的怀疑没有根据，心胸太狭窄了，转而依然对马新贻以礼相待。这两年听说马新贻在两江干得不错，何以忽遭这等惨变？张文祥一江湖流浪者，他为何要谋刺总督？此人敢于在刀兵林立的校场之中行刺，又居然一刀刺杀成功，其人之胆量、本事必然非比等闲。凭着曾国藩的阅历，他也想到此人背后，很可能有非同一般的复杂网络，一旦涉足其间，后果难以预料。
当年不避艰险、锐意进取，以夔、皋、伊尹为榜样，欲做一番陶铸世风、振兴天下大业的礼部侍郎，今天位居宰辅、功高震世，却因捻战无功，津案受辱，且体力衰弱，疾病缠身，更兼这十多年来经历了太多的险风恶浪，洞悉了权力巅峰上的倾轧虞诈，反而变得越来越谨言慎行，越来越悲观失望了。他上疏给太后、皇上，说自己右眼久已无光，左眼亦目力昏眵，江南庶政殷繁，若以病躯承乏，将来贻误必多。再四筹思，唯有避位让贤，乞回成命，吁恳圣恩另简贤能，畀以两江重任。目前津案未就绪，李鸿章到津接篆以后，仍当再留津郡，会同办理，一俟津事奏结，再行请开大学士之缺，专心调理。
奏折很快被批转回来，上谕命曾国藩即赴江督之任，毋再固辞。词气坚决，无再商余地，曾国藩只得抱病遵命。
“大人，卑职想马制台这事真是蹊跷。”得知曾国藩决定赴两江履任后，赵烈文提醒道，“天津之案发生后，朝廷一日一旨，急如星火，命从速从严办理。马制台被刺有一个多月了，京报只有魁玉的简单奏报，未见就此事所下的谕旨。又刑部尚书郑敦谨奉命去江宁调查此案，据说才离京几天。虽然马制台之案不能与津案相比，但此事亦非同小可。大人还记得十多年前邓子久中丞被刺之案吗？那时咸丰爷避难热河，闻讯后一连下了数道谕旨，对滇抚徐之铭的奏报逐条批驳，而那事最后还是由太后和今上手里结的案。邓子久乃一刚从藩司升任的巡抚，且在旅途中被杀，马穀山为一现任总督，又在校场被刺，事情严重得多，朝廷反应并不太强烈。此事令人甚为疑惑。”
赵烈文所说的邓子久被刺一案，曾国藩当然知道。咸丰十年，云南布政使邓尔恒（字子久）擢贵州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