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金钱镖-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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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前，文艺评论已重视“写实”、“教化”之作用（相当于今日文艺理论之“现实主义”、“思想性”）。北京《晨报》编辑、文艺评论家张腾霄在1940年著文从这两方面评论了白羽作品。张大概也是新文学工作者，他首先批判了神仙故事和鸳鸯蝴蝶派小说，然后说：“白羽著述的优点很多，最大的一点就是切合人生，信意写出，信意读来，仿佛真有其人，实有其事的一样。而笔法的生动、叙述的流畅，还是小事。……白羽自然也是受到近世写实派的影响。”张腾霄在讲到“教化作用”时写道：“在《争雄记》的前几回中，已把袁振武的刚毅果敢的个性、忍辱学技的决心，表现无遗；后来袁振武获得绝艺，实非偶然。这正是中国的民族因循敷衍、不肯刻苦努力而妄冀成功的侥幸心理的对症良药。书中描写飞豹子出走寻师、蓄意营救鹰爪王，是何等真切有味而生动。鹰爪王的夫人及其内姐鲁老姑太的肝胆照人，和武林朋友那种勇于赴救的精神，也正是锻炼中国国魂的绝好榜样。比较一般武侠小说的诲盗滋乱，实在是不可同日而语了。”评论家接着说：“一般人常说，为艺术而艺术，所以反对有训诲性的著作。但是为吃饭而吃饭的理由，终究不够理由。吃饭还有它的本来的功用。艺术既是文化的产物，而所谓文化者，当然是重在教化。无教化作用之艺术，究竟不成其为艺术了。白羽的武侠小说固然是为艺术而艺术，但教化之功用，仍然是不可抹杀。”（原载1940年版《武林争雄记》）在九十年代来看，这段教化作用的文艺理论仍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墨婴在1940年著文，从通俗文学与文学创作（注：即现代“纯文学”之意）的关系、白羽文笔特征、思想内容等方面作了评述，文章首先论述了体裁问题，他说：“白羽小说托体章回，从体裁上看是通俗小说；这在作者，也有创作的自觉。他在自序上很谦虚的说：‘武侠之作终落下乘，章回旧体实羞创作。’但是，文学的评价究不能拘于形式，他的每一部武侠故事，在人物描写上是这么生动，情节穿插上是这么合理，而故事进展上又这么自然；虽披着传奇故事的外表，可是书中人物的内心个个都有着现代的人性。这确已冲破了通俗小说的水平线，而侵入文学创作的领域了（宫注：墨婴仍卑视通俗文学）。白羽作品因袭着章回小说的体裁，而内在文心蕴着创作的‘新’与‘热’。”
墨婴评介白羽作品的文笔和内容时写道：“白羽写的是剑客拳师，可是善写人情世态。白羽创造出来的少年壮士，大都倔强，以致到处碰壁，也自讨苦吃。白羽的人物好抬杠，骂起人来是很峭的。白羽的笔‘健’、笔‘洁’，他的小说精严廉悍，力透纸背，要一句一句的读。他写小说多所修改，报刊稿，与初版书、再版书，字句内容各有不同。白羽以作家而兼出版家，细雕细琢，连一个标点、一个问号也要注意；每一书出，必撰‘提要’，卷前有‘前记’，括叙前情，卷末有‘后记’，预告下文。白羽写武侠，人物尽是些常人，没有一个超人。既没有飞剑的异人，也没有驾鹰的怪叟，更没有骨瘦如柴、力抗万钧的僧道和小孩。俞镖头被二十万镖银逼得乱跑、求援；铁莲子袒护己女，助女夺婿。白羽小说中的英雄一点割肉喂虎、舍己徇人的侠气都没有；可以称得起既尽情，又尽俗。既尽俗，而又力求脱俗。这便是白羽小说的特殊作风。”
墨婴具体分析白羽三部作品说：“《十二金钱镖》描写乔九烟的被囚、一尘道人的遇毒，非常生动，得一‘俏’字诀。尤其是‘杨柳情缘’，写女侠柳叶青的娇痴，至今艳称人口。唯在结构上，此书似不如他的《联镖记》。”
这位评论家对武侠三部作的总评是：“《金钱镖》是白羽的成名作，《联镖记》（即《大泽龙蛇传》）便是他的成功作，若论到代表作，则又数着《偷拳》。白羽用‘快爽’的笔调写《金钱镖》，用‘紧促’的笔调写《联镖记》。及至《偷拳》，故意用‘生挺’的笔致写出。”墨婴最后说：“白羽写武侠，却不愿少年的读者迷惑得‘入山学道’！”（原载1939年版《偷拳》）
关于墨婴系何许人？徐斯年教授曾函询笔者，他认为作者是大手笔，对白羽、刘云若作品评论甚透，必是知情人，斯年和张赣生研究员随便谈论过，徐、张怀疑是白羽本人的化名。笔者却认为，墨婴很可能是天津著名文人郭云岫的化名。郭是白羽的挚友，当时是国民党在沦陷区天津的地下市委委员，并以白羽的正华出版部在英法租界的代理商名义藏身。他有较高的文学造诣，对武侠小说观念与白羽相同，都是卑视武侠题材，尤其避嫌诱使少年“入山学道”。当时报载，有数名小学生私奔四川峨嵋求仙，成为正统文人谴责武侠小说的一个“罪证”。这正是白羽时代文学观念的通病。
天津资深报人董效舒1943年以“巴人”笔名，在《新天津画报》发表“论白羽武侠小说”的六篇书评，评论者讲一些赞扬的话后，指出《十二金钱镖》的两大弊病：（1）该书从第九章起插入柳兆鸿和他的女儿柳叶青一段故事，占去三卷多（约#&多万字）的篇幅，而这段故事与全书并没有什么关系，有伤结构的紧严性；（2）柳兆鸿这个人非常讨厌，按侠客的行径当该劫富济贫，所对付的是赃官恶霸，现在柳兆鸿却光和绿林道作起对来，这完全违反了传统的侠客定律。（原载1943年7月10日至15日《新天津画报》。宫注：董效老在1988年病逝前，又谈了许多评白羽小说的新见解，笔者将于后文摘引。）
上述评说，多褒，少贬，只有“惋惜”；这是因为笔者只能找到这些原始资料。
二、白羽之自评
白羽《话柄》自序的第一句话：“凡是人总要吃饭，而我也是个人。”十几个字可看出他的写作目的。
“自序”还说：“一个人所已经做或正在做的事，未必就是他愿意做的事，这就是环境。环境与饭碗联合起来，逼迫我写了些无聊文字。而这些无聊文字竟能出版，竟有了销场，这是今日华北文坛的耻辱，我……可不负责。”
白羽《血涤寒光剑》自序评论本人作品说：“或问作者：何书为佳？羽曰：武侠故事，托体既卑，眼高手低，愧无妥作。若比较以求，《话柄》回忆童年，文心尚真。《联镖记》人物情节，颇费剪裁，确为经意之笔。次则《金钱镖》二、三、四卷（原书第6至20章）《争雄记》一、二卷（该书第1至12章），《偷拳》卷下（第11章以后，杨露蝉三次受骗和陈清平患病），不无一节可取。而读者眼光与作者不尽相同，或有嫌《联镖记》故事太惨者，谓作者惯置‘正派英雄’于死地，一尘中毒，狮子林遇狙，不知是何居心。且胁之曰：‘若再如此，永不再看阁下大作矣。’一读者更专函相骂：足下专替剧贼张目，岂小白龙（注：小说人名）之后代乎？‘白龙名白，羽亦名白，羽不敢断言也。’然羽之写联镖故事，预树‘悲壮’一义，而以紧迫之笔出之；或者笔不从心，徒悲不壮，令读者掩卷不乐乎？《寒光剑》勉徇众意，力减‘别扭’，期使观众松心称快。而首卷脱稿，文情散懈，俗气逼人，方惭败笔，乃不意书未付印，预约者、租版者、承销者纷至，宁非怪事？《寒光剑》窃材于《侠隐记》（注：大仲马著，今译书名《三个火枪手》），陈元照脱胎于达特安……”
白羽关于“侠”之含义，大不同于一般武侠小说的概念。我再引一段白羽之自白：“一般小说把心爱的人物都写成圣人，把对手却陷入罪恶渊薮，于是设下批判，此为‘正派’，彼为‘反派’；我以为这不近人情。于是我把柳姑娘写成一个娇豪的女子，目中有己无人。但尽管她性行有若干缺点，她的为人仍还可爱，这才叫做‘人’。而不是‘超人’。所谓‘纣之恶，不若是其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那种‘归恶’与‘归善’的写法，我以为不当。我愿意把小说（虽然是传奇的小说）中的人物，还他一个真面目，也跟我们平常人一样，好人也许做坏事，坏人也许做好事。等之，好人也许遭厄运、坏人也许获善终；你虽不平，却也没法，现实人生偏是这样！”（原载《话柄》）
从白羽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对我国传统文字和西方文学都不是全盘照搬，而是力图使二者结合，并取长补短。这些认识，以及从他的小说中，都不难看出白羽受鲁迅教诲的痕迹。当然，鲁迅绝无心培养一个武侠小说作家，但在鲁迅精神雨露下别生一枝异花，倒值得人们研究。
总之，三四十年代的评论，也都带有“左”的正统文学的色彩，这反映了中国文化观念的历史。
三、近二十年的新评
八十年代初，曾任人民日报出版社社长的评论家姜德明发表《鲁迅与宫白羽》一文，白羽之名，才重现于报端；不久，姜君又在其它文章中提了几句：对宫白羽的武侠小说应该研究一下。从此开了头，作家冯育楠撰“文坛悲士宫白羽”数千字，再写《一个小说家的悲剧》万余字，进而撰传记文学《泪洒金钱镖》十七万字。
天津文学界对《泪洒金钱镖》开了作品研讨会，也自然地涉及白羽和他的作品。美学家张赣生在会上说：白羽的“悲”，一是个人经历之悲，另外还有一“悲”，是白羽本人看不起武侠小说之“悲”。他若不自卑，凭他的文学修养，可以把武侠小说写出更高水平。作家周骥良认为，《偷拳》也可以算做“纯文学”作品。（以上二君发言，笔者只凭与会记忆，无文字依据。亦未再与二君核实。）
在这个会议以前，天津《今晚报》1985年3月12日刊出张赣生《话说武侠小说》短文，首次提出白羽等北派武侠小说四大家的论点。
不久承蒙梁羽生寄赠一套台湾叶洪生批校的《十二金钱镖》，笔者读叶君所撰“白羽小传及分卷说明”和他的眉批，甚钦佩其知识之广、研究之深，但也发现个别事实失误。笔者撰一文寄梁羽生，投一稿给中国新闻社。撰文是请梁羽生先生介绍登港报，给叶君补充若干史实；他介绍给武林盟主、《明报》老板金庸，登在《明报月刊》。投稿是叶君批校本所缺之《十二金钱镖》卷十六、卷十七，弥补他的“遗珠之叹”（叶君用语），刊于香港《快报》。信息反馈，叶君来信。笔者赠叶君《话柄》复印件，叶君推荐给台湾《中时晚报》连载，并又撰一文，评介白羽。
八十年代评介白羽之文较多，有的评价过高，笔者不敢引用（如作家刘绍棠《敬柳亭说书》序）。这里笔者只摘抄当代海内外评论家的几篇文章的部分段句。
张赣生在《河北大学学报》刊出《中国武侠小说的形成与流变》专论，他认为白羽“既有中国古典文学的深厚根底，又熟悉西方现实主义文学，且饱经世态炎凉，这就使他借武侠小说来抒写自己对社会人生的看法。他笔下的侠客都是社会地位不高的现实武夫，他不把武侠当作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