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人生-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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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蓉：跟您聊天我觉得是一个很受鼓舞、受教育的过程。如果要让我谈对您的印象，我感觉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德高望重，平易近人”。
陈铁迪：没有，这个谈不上，谈不上，很平凡的。
叶蓉：如果说请您在我们的节目的最后谈一谈您还有什么样的人生梦想，您能告诉我们吗？
陈铁迪：对我个人我没有什么。“世博会”不是有一个主题嘛，叫“让城市生活更美好”。我觉得慈善事业就是这座城市当中的一条彩虹，我希望我们全社会更多的人用他们的爱心来编织它，使它更加绚丽。就像最近市委号召的，我们要使我们上海成为一座友善的城市。那这种爱心的飞扬我想能够使它做到这一点。
叶蓉：您觉得是不是我们的慈善事业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陈铁迪：真的是任重而道远啊！
叶蓉：您说的“任重道远”四个字特别好。我觉得慈善托起的不仅仅是社会上弱势群体的生活的希望，它更多地承载着一种道德的力量，闪动着人性的光辉。刚才听了您的讲述，我觉得是让我们领略到了另外一种财富。您和您的同事们一起为之奋斗的应该说是另外一种财富人生。
升华
对于陈铁迪，我不陌生。她是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的会长，我是基金会的宣传大使，今年又增补为基金会的理事。但过去的接触，都只是在工作之中。
这些年来，上海人对慈善事业是越来越熟悉了。这里，倾注着陈铁迪和基金会人员的辛勤劳动。
在节目中，我请她讲一次印象最深的捐赠。陈铁迪说，太多了。她的声音听上去有点哽咽。我又问道：为什么说到慈善事业，你的情绪会这么激动？
没想到，陈铁迪的眼泪流了下来。
“不要录了。”她说。
我不知道她流泪的原因，但我知道她是非常热爱自己的事业。我要感谢这位可爱可亲的老人，她提升了我们对财富的理解，更加明白了财富对于人生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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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雪兰美国通用汽车副总裁（1）
1935年生于上海一个外交世家。父亲杨光泩曾任中国政府驻菲律宾总领事，在太平洋战争中恪尽职守，英勇不屈，最后被日寇秘密杀害。继父顾维钧被誉为“中华民国外交第一人”，在巴黎和会上舌战群雄，代表中国第一次向西方列强说“不”，改写了旧中国弱国无外交的历史。
1955年，毕业于美国名校威理斯女子学院，获得威理斯女子学院杰出校友奖。毕业后步入广告界，在美国著名的Grey广告公司工作了20余年。她的一个创意曾帮助福特汽车将一款无人问津的花斑纹小轿车卖出100余万辆，创下福特单一车型的销售纪录。被美国广告联合会评为“年度广告风云人物”。
1983年，47岁的杨雪兰引起美国通用汽车的注意。这家从来不挖人的保守企业居然用了六年时间邀请杨雪兰加盟。
1989年，已是Grey广告公司执行副总裁的杨雪兰空降通用，担任通用汽车副总裁，成为这家公司历史上惟一的华裔副总裁。
1989年—2000年，她领导和参与了通用汽车在中国投资20亿美元的“别克”轿车和沈阳的“金杯雪佛莱”卡车项目。由她全力促成的上海通用创造出当年开工当年盈利6。1亿元的车坛奇迹。
1989年，杨雪兰与贝聿明、马友友等著名华人一起创办美籍华人组织“百人委员会”，致力于中美艺术和教育交流。杨雪兰是“百人会”的常务理事和前任主席，并任“百人会文化协会”总裁。
2002年，促成帕尔曼上海之旅。
此外，杨雪兰还曾担任贝尔大西洋公司、假日酒店集团、美洲银行和达顿德逊公司的董事会董事、纽约证券交易所提名委员会副主席。
在中国，杨雪兰是清华、同济等大学的名誉教授；在美国，她是哈佛大学商学院和麻州菲利浦斯学院的董事。
一位华裔女性的人生故事与成功之路就是这样在杨雪兰的手中演绎得如此传奇。
不做广告人，就做经理人
通用汽车的中国之旅
叶蓉：杨雪兰女士您好，在节目开始前给您讲个故事。在2000年；上海主要的新闻媒体举办了一次2000年西部行活动，我也是采访团中的一员。我们从上海的人民广场出发一直到了新疆的霍尔果斯，行程10000多公里，就是上海通用刚刚下线的别克旅行车陪伴着我们这个团队一起风餐露宿的。
杨雪兰：这件事我知道。
叶蓉：但我没想到几年后能够恰好有机会采访到这位当初把通用汽车引进到中国的这位企业家。
杨雪兰：我也非常荣幸。
叶蓉：但是我也注意到一个问题，作为全球汽车制造业的老大的通用汽车进入中国是在1997年，而早在1984年德国大众就已经来中国了。为什么在中国的大街上满地跑的都是桑塔纳的时候，通用汽车才姗姗到来？
杨雪兰：其实通用汽车早在1989年的时候就来中国考察过。那时我刚刚进入通用不久，当时美国的汽车工业受到日本的冲击非常大。应该说，那时通用汽车的家门口都着火了，正全力应付日本企业的竞争。
叶蓉：也顾不上这个市场了。
杨雪兰：后来，我有一次在北京开会，一位领导和我说，你们通用汽车是所有来中国考察的企业中第一个提出“合资企业”这个概念的。他说，那时听说这个合资概念都不明白，不知道什么叫合资。但是后来通用看了一下就走了没有进来，很可惜。
叶蓉：我们也知道这是到了后来，通用汽车到了90年代中期才开始和中国谈判。那这个谈判进展得是不是特别顺利？
杨雪兰：当然挑战很大了，因为每一个汽车公司都想进来。中国那时候已经认清了这个市场，所以在1993年中国宣布，就是那个时候的五年计划，他们会允许最后一个大项目进来。每一个公司都想进来，我们也想，但是我们已经晚了。你也讲了，虽然我们是全世界最大的汽车公司，但是别的公司竞争力也很强。他们有日本的公司、德国的公司还有美国的公司。
叶蓉：您当时就直接介入这场谈判了吗？
杨雪兰：并不是这样。当时我是负责通用汽车消费市场的副总裁。与中国的谈判是由国际部门来负责的。我们的国际部门在欧洲。由于我是华人的缘故，接待起中方客人来比较方便，另外在中国还有些熟人，所以我也就开始参与。但说实话，我的参与让国际部门的同事不开心了。因为我对国内情况比较了解，知道有些美国式的工作方法是行不通的，我知道了我就要讲，我一讲自然就有人感觉好像干预了他的工作。
叶蓉：对。
杨雪兰：这个就很困难，所以最后我就给通用汽车全球总裁发了一封信，就是问他我可不可以跟他开一个五分钟的会议。我有一些很简单的问题问你，你可不可以指点我一下。我的办公室是在美国通用14楼，这个14楼是大家看了害怕的，因为总裁啊一些高管都在这一层。通用最高的领导他要从我门口经过。后来他进来了，我就只用了五分钟的时间和他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对通用汽车来说有多重要。如果通用认为中国并不重要，那我们只是想赚一点钱的话，我不会参与。但是如果通用汽车公司把中国列入未来的发展战略的话，我就有很多话要跟你讲。他说当然是一种发展战略。后来我和他说了很多关于我的一些看法和想法，后来我就开始真正参与这项工作。
叶蓉：什么时候通用总部让您来负责跟中方谈判？
杨雪兰：这其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通用汽车这样保守的公司，是不可能突然间会有一个很大的人事变动的。通用总部派了一位总裁全权代表通用，另外安排了一个副总裁就是我。我的职责就是在美国组织各方面的知识、各方面的实力去帮助推动中国这个项目。
叶蓉：这样一个合作牵涉面是非常广的。
杨雪兰：在美国你要做一个项目，很直接，我跟你就是一条线，但是在中国好像是个蜘蛛网，有很多人相关，而且每一个部门的影响对最终的结果都有影响，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你要费时间去和技术方面的一些领导、政治方面的一些领导、经济方面的一些领导都要去碰一碰，让他们都感觉这是一个适合的项目。
叶蓉：现在你回头看，你认为通用能够击败竞争对手靠的是什么？
杨雪兰：我觉得是我们的战略。我们最先注重的就是中国有什么样的要求，这和别人不太一样。我们的战略是想作为中国最好的伙伴帮助中国的整个汽车行业发展，这个战略是双赢的一种战略。这与平时我们进入一个国家，抢占一个市场，建立一个项目是不一样的。我们的理念就是说，如果中国觉得我们是最好的伙伴，在这个整个行业发展的时候，我们能够拿出最好的技术和生产线一起合作。
叶蓉：但我们也知道这个项目给通用带来了极大的利润，就像您刚才向您的一个上司发问的一样，中国这个市场到底对通用意味着什么？我有一个数据，去年上海通用的盈利占到了通用全球盈利的14％。
杨雪兰：对。
共同的气节
叶蓉：您跟上海特别有渊源，因为您出生于上海，也是上海人。最初是怎样离开上海的呢？
杨雪兰：我的父亲杨光泩是外交官，他其实是在各国工作，刚巧我出生时他刚回国。我两岁就离开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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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雪兰美国通用汽车副总裁（2）
叶蓉：谈到您的父亲可能要谈到您童年的回忆。
杨雪兰：他当时是中国在菲律宾的总领事，后来战争爆发了，日本人来了。1941年12月8号，日本人开始轰炸菲律宾。当时美军撤退的时候，他们就烧毁战船。我记得从窗口看出去，整个大海都是一片火海。经常有空袭警报，我们只能睡在床底下，热的要命，这样的日子大约维持了三四个礼拜。
叶蓉：父亲为什么没有带着你们全家离开这个战场呢？
杨雪兰：美国的外交官曾邀请父亲和我们全家一起到澳大利亚去避难。但是父亲说我是中国人，在菲律宾还有很多一起工作的同事，还有很多华人，我是他们的领导，我不能离开。
叶蓉：可能其他的华人未必有这样的机会。
杨雪兰：他觉得他不能走，这是他自己的决定。
叶蓉：您还记得父亲离开的那个清晨吗？
杨雪兰：到了1月份，日本人进来了，我记得我们在吃早餐。我是小孩子，看到这种人很奇怪的，因为日本人的脚上都是包起来的，走着正步。那一天忽然有两个日本兵进来，拿着一张纸，说我爸爸被逮捕了。当时我觉得父亲好像早就准备好了，早就知道有这一天。他马上回到房间里，箱子已经准备好了，他出来，然后就走了，被关进了监狱。这个监狱在一个河旁边，河里涨水时犯人们就泡在水里，叫水牢。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消息很多，我后来才知
